导论

历代礼乐研究，内容极为浩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主要是指围绕“三礼”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肇始于孔子，鼎盛于汉儒，源远流长，盛而不衰，这在“六经”研究中居于重要位置，是传统儒学及经学研究的一个重镇。历代学者从音韵、文字、训诂、订补、校勘、辨伪、辑佚等角度进行原典考证，以及礼学流派、传承及演变的研究，因此主要是基于事实判断基础上的还原性研究；广义则包括礼乐载体“六经”的研究。礼乐本乎天，贯通群经，讲天地变化之道的为《易》，讲历史典制的为《书》，讲政教兴废的为《雅》、《颂》，《春秋》则为礼义之大宗，《汉书·礼乐志》：“《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以“六经”为主体的传统礼乐研究，涵盖了经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广义的研究作为古人对宇宙世界、社会人生所持的一种基本判断标准，因其构成的价值体系体现了古人的生存状态与信仰世界，故而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史上长久地发挥着精神支柱的作用。

从礼乐研究的内容看，分为礼学和乐学两个部分。礼学研究，或传注笺疏，或考索典章制度，或研讨名物度数，代有著述，成果丰硕，难以计数。与之相比，乐学研究则存在严重的不足，究其根源，大致有三：其一，“乐”无经。其二，在旧学时代，礼乐合一言礼。从孔子以来的儒者用一个“礼”字总括传统文化，礼学与广义上的文明或文化乃同一概念，因而传统礼学常常包含礼学与乐学。其三，新学研究时期，受西学专业划分以及相应知识工具的限定，乐学研究主要局限在史学和艺术研究领域。从时间上看，礼乐研究历史不仅早于儒学与经学的研究历史，而且在两千年的发展中，随着儒学及经学研究的兴衰更替而成为传统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对三代礼乐的研究，并形成礼经学和礼制学两条主轴。以晚清为界，礼乐研究可分为旧学与新学两个时期，这是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崩溃与现代学术传统的建立同步的。

旧学时期的礼乐研究，主要是历代学者对“三礼”经义和礼制的研究，以及散见于经、史、子、集中的理论性阐发，如荀子及北宋李觏的礼论等。从整体特征上看，旧学时期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和历史阶段性特征。所谓经世致用表现为，历代礼乐研究总是追随政治权力的取向而论经证义，最终目的在于通经致用，故而歧见百出、矛盾重重；所谓历史阶段性表现为，礼乐研究随着历代经学研究的发展，在历史形态和工具范式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有“儒者沿波，学凡六变”的论断。

礼乐制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具体的礼典制定与纯学术性的古礼考辨。秦汉以降，几乎每一个朝代都要根据三代传统与礼治实践来制定本朝的礼乐制度，形成礼典以备施行，如宋嘉祐年间的《太常因革礼》、政和年间的《政和五礼新仪》，唐开元盛世的《大唐开元礼》，明洪武年间的《明集礼》，清乾隆年间的《钦定大清通礼》，民国《北泉议礼录》等官修礼制。除官修以外，还有私家编纂的礼书，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冠、婚、丧、祭等日用伦常的家礼、乡礼等，如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朱熹《朱子家礼》，明王守仁《南赣乡约》、黄佐《泰泉乡礼》，等等。与礼典的制定不同，纯学术层面的研究则着眼于搜辑考订，如唐杜佑《通典》中《礼典》一百卷，《乐典》七卷，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郊祀考》二十三卷、《宗庙考》十五卷、《王礼考》二十二卷、《乐考》二十一卷，清秦蕙田《五礼通考》七十五类，等等，对于烦琐的名物、制度、礼节，明其沿革，究其礼意。以《通典》为例，凡二百卷，约一百七十万字，分八门，礼占卷帙之半，尽述唐以及唐以前历代礼制的沿革，四库馆臣评曰：“斟酌损益，首尾完备。”

以历史阶段而论，礼乐研究始于先秦。百年来出土材料与传世典籍的印证，业已证明夏、商、周是中华文明的成熟定型期，中国历史上确有“夏礼”、“殷礼”和“周礼”的存在，周礼则为三代礼乐之集大成。后世礼乐研究正是以三代制度为根基，以阐发礼乐文化精神为宗旨的一门学问。此一时期的研究留下了诸多争议极大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结论成为经学研究的不同学派与师承的源头。诸子之学兴起的背景正是春秋的“礼坏乐崩”，对于礼乐的研究总结受到了这一时代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在《左传》、《国语》、《论语》等典籍中，谈论礼乐的言论数不胜数。人们从各个层面讨论礼的起源与效用、礼制与礼治的关系、礼与仁的关系，等等。与孔子同时或之前的思想家都有关于礼乐的研究，如子产、晏子、老子、墨子等，其中子产对周礼的哲学阐释以及晏子、老子、墨子对礼乐的思考，是礼乐研究发端时期的重要思想源头。孔子思想的主体是以礼乐为知识背景而阐发生成的，其仁学本体论为礼乐教化思想提供了一种文化哲学的基础，从而使其避免流于钟鼎玉帛的表面形式而具有更为深厚的理论生命力。孔子以后，儒家的礼乐传统一以贯之。战国时代的荀子有《礼论》、《乐论》专篇，第一次在理论上明确礼教、乐教的不同特点，对礼乐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总结，形成了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尤其是礼与法的结合，和孔子礼与仁的结合一样，成为后世礼乐研究的重要思想依据之一。

礼乐研究的鼎盛期在两汉，这是中国古代礼乐研究系统化、规范化、细密化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礼”之学大兴，并最终确立了经学地位。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三礼”的整理与传播，从制度层面上促使了汉代礼乐研究的鼎盛。郑玄破除门户，遍注“三礼”，构成了中国传统礼经学和礼仪学的脊柱。子学研究方面，从贾谊、董仲舒到班固、王符、荀悦，等等，他们对礼与法、德与刑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理论阐述，形成了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思想。与先秦研究所不同的是，此一个时期不再是“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并行，而是以经学研究为主，子学降到附属的地位。二是两汉“礼乐复兴”中方兴未艾的制度建设。汉代的礼乐制度建设始于叔孙通，其制礼定乐，活动全面，兼采古礼与秦礼，包括定朝仪、宗庙礼乐、宗庙仪法、天子服制等。从元帝到西汉末年，汉代礼乐在兴废之间拉锯，依托儒家经典，托古改制是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主导力量，此一趋势到王莽时期引发了一个新的高潮。东汉时期统治者仍致力于完善礼乐制度，章帝时期《白虎通》所确立的“三纲”，成为传统时代礼乐研究中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汉代乐府有很大的发展，从武帝到成帝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其用途涵盖了礼乐政治的各个方面。

魏晋至明代是礼乐研究的兴衰与更迭时期。魏晋六朝玄学与佛学虽然极为兴盛，但出于门阀制度维护等级特权的需要，礼乐之学仍独炽不衰。鉴于丧服制度最能体现宗法社会之尊卑亲疏关系，故而南方六朝礼学以丧服学最为精密，在《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著录中，标明“丧服”者有五十部，占三分之一还要多。魏晋时期古文经地位上升，贾逵、马融、王肃等反对郑学，用古文注“三礼”，王肃在政治上联姻司马氏，使其礼学列于学官而夺郑学之位。北朝礼学偏重《周礼》，也颇为兴盛。据《北史·儒林传》记载熊安生“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惜未传世。北周文帝以《周礼》为立国之根本大法，这就直接影响了其后隋唐的礼乐制度。赵翼《廿二史劄记》：“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唐朝国家昌盛，文教繁荣，礼学空前发展。太宗时修《贞观礼》，高宗时修《显庆礼》，玄宗时修《开元礼》，这三部礼书堪称古代礼制之大备。同时，唐代科举以九经取士，并以《礼记》为大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故学子多习《礼记》。唐初孔颖达、贾公彦所撰“三礼”义疏是钦定的科举范本，这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完成了对南北朝礼经学的总结。

宋儒以理学悟礼意，庆历以后始兴疑古之风，排斥汉唐旧说，遂有王安石废置《仪礼》，以《周礼》取士，撰《周礼新义》二十二卷，另有王昭禹撰《周礼详解》四十卷，易祓撰《周官总义》三十卷等，使《周礼》之学突起。与此相反，欧阳修、苏轼、苏辙多毁《周礼》，胡安国、胡宏父子亦反对王安石援《周礼》变法，这种状况一直延至南宋。朱熹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来构筑他的礼学体系，成为继孔子、荀子、郑玄之后，又一位重要的礼学传承人物。朱子礼学注重“践履”，所著《朱子家礼》，在明清两代传遍全国，是民间的通用礼。“三礼”之学至宋而微，元代除陈澔《礼记集说》外，无可称道者，至明几成绝学。在礼仪的订立上，宋代以后承续了自《开元礼》以来撰作“五礼”的传统，《政和五礼新仪》、《明集礼》、《清通礼》是留存至今的代表性礼典。此外，家礼、书仪类著述在宋元明清大量出现，成为礼仪学的一个新的重要支流。这类著作基本上都是由士大夫或乡绅私人编纂，内容着重于冠、婚、丧、祭“四礼”及其他日常行为规范，故常以“四礼”为标题，如吕坤《四礼疑》和《四礼翼》、马从聘《四礼辑》、韩承祚《四礼集说》等。这一个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承续子学传统的礼论，如李世民《论礼乐》、白居易《议礼乐》、王安石《礼乐论》、真德秀《问礼乐》等，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清代礼乐研究受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影响，出现了一批带总结性的鸿篇巨作。在诸经新疏方面，完稿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初版于1905年的《周礼正义》，凡八十六卷，二十三万字，是孙诒让用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该书博采宋元明清诸家之说，疏通考证，折中至当，乃集大成之作；胡培翚《仪礼正义》四十卷，补郑注之所未备，并以近儒之说附、订《注》；孙希旦《礼记集解》六十一卷，取郑注孔义，并取宋元以来诸儒之说，遵程朱理学解释礼意。在礼学通论方面，江永《礼书纲目》仿《仪礼经传通解》、徐乾学《读礼通考》特详丧礼、秦蕙田《五礼通考》特详吉礼，网罗众说，考古多于通今。另有邵懿辰《礼经通论》、朱彬《礼记训纂》、郭嵩焘《礼记质疑》等。在考释及工具书方面，胡匡衷《仪礼释官》、江永《仪礼释宫增注》、程瑶田《仪礼丧服足征记》、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军赋说》、戴震《考工记图》，都是考据派的代表作。工具书方面，有张惠言《仪礼图》、凌廷堪《礼经释例》等。清人的研究囊括各个方面，达到了传统礼乐研究的顶峰。

从20世纪初开始，在出土材料和西学范式的影响下，礼乐研究开始进入了新学时期。胡适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礼是一切习惯风俗所承认的规矩，可以随时改良变换。这种对礼的理解，较之旧学时期的观念，已经有了质的不同。李安宅1930年出版《〈仪礼〉与〈礼记〉社会学的研究》一书，较早尝试从新的角度阐释古礼。1942年朱光潜撰写《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一文，在西学之伦理学、教育学与政治学、宗教学的知识背景下，以乐之和与礼之序建构儒家思想系统的核心。1947年邓小琴《中国礼俗学纲要》和柳诒徵《中国礼俗史发凡》问世，两者都提出研究“礼”离不开“俗”。1965年杨宽《古史新探》一书中包括了六篇论文，其中有《“冠礼”新探》、《“乡饮酒礼”与“乡礼”新探》、《“射礼”新探》等文，将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物、民族调查资料结合起来，是新学时期研讨古代礼制的典范之作。1979年有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和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问世。以上成果基本上奠定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礼乐研究的雏形。

新学时期的研究，虽然研究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三礼”的经义以及历代的注疏阐释，但是由于对西学研究范式的借鉴以及考古材料的不断出现，使得新学时期的研究重点和方法，较之旧学，已经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随着西学思想的大量涌入，各种新学科的划分把传统的礼乐研究带进了新的学科领域，如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艺术、思想史等，形成多学科、多方位的研究态势。各种新的理念、范式的导入为礼乐研究注入了新的研究意识，逐渐摆脱了旧学以古证古的路数，从而更加注重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二，注重古代文献资料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的互相印证。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以及李济提出的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古史重建”是新学研究能够突破传统套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大批文物材料的出土，为三代礼乐研究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证据，尤其是龙山、仰韶、二里头、殷墟遗址的发掘，甲骨文、青铜铭文、战国简帛等出土文字材料以及大量礼器、乐器与祭祀遗址的重现，为重新定义三代文明乃至追溯更为早期的文明源头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这些成果的取得，为新时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古老的礼乐文化研究展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