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无论我们基于何种道德价值立场，使用何种词语，我们都无法否认当今中国存在严重社会道德失范现象这一基本事实。假冒伪劣泛滥，伪善虚假成灾；暴戾横行、邪恶猖獗、草菅人命、惨无人道，绝非偶见；欺诈蒙骗、寡廉鲜耻、人格分裂亦非个别现象；仁慈同情心被戏弄，阴险奸诈多得逞，好人没好报，坏人常当道，等等。道德价值观扭曲，道德现状混乱，恰如同天空中厚重阴霾一样，社会风尚中弥漫着某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我们这个民族向何处去？未来何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何以如此？我们的灵魂何以能够再生？我们的社会风尚何以清明？这样一些问题压在每一个有所责任担当的中华儿女心头。沉甸甸，难以释怀。我们的物质财富在短期内有了梦幻般的涌流，我们的物质生活在总体上有了空前的改善，然而，我们的精神世界仍然是那么苍白空虚，我们的灵魂与身躯极不相称。甚至我们拥有的财富本身亦成为我们的重负——它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自由的推进器，还是桎梏我们灵魂的枷锁，是凝聚全民族的凝聚剂，还是分裂民族的分裂剂？我们要真正挺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赢得世界各民族心底敬重，其路漫漫。

收拾道德人心，重振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重任。恰如良医治病，须先察其病因、知其病症、对症下药、标本兼治一样，收拾道德人心、克服道德失范，亦须先察其基本成因，明其大道。中国数千年来，对于社会历史现象——包括道德现象的认识，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框架一直是心性为本根，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便是以与传统全盘决裂为标榜的五四运动，亦未跳出这个罗网。制度、制度建设对于社会历史进程尤其是现代化进程重要性的认识，始终未能居主导地位。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经济基础对于全部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强调思想道德优先性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也未受到根本冲击。相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强调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而事实上被传统思想模式所同化^注25。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流行一种看法，似乎通过道德启蒙、思想宣传、心性感召，就可以使中华民族克服积弊，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然而，现实又以极为严肃的方式令人们无法回避地直面并怀疑这种思维框架的合理性，要求人们别开新路。中华民族应当如何选择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当代中国又应当如何在症结交织中选择走向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如何克服所面临的日益令人们担忧的普遍社会道德失范现象？每一个有良知与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在为此苦苦思索，疾呼陈案。在这种思索中，人们的视野也开始日益注重宪法法治国家建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将制度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推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焦点上。取一种新的视角，从制度供给的角度认识问题，构建一种新的思维框架，已是势所必然。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内思想界基于两个方向努力所提出的“制度伦理”概念，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这种认识。人们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制度创新、制度变迁，及隐藏在制度创新、制度变迁背后的更为一般的“制度善”的问题。人们已开始自觉在制度建设的视野中理解道德失范现象与道德建设，反思道德规范自身的合理性及其有效性，明确提出了在改变日常生活秩序过程中改变人的心灵秩序、社会日常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同构等重要思想^注26。

毫无疑问，罗尔斯的《正义论》将当今人类关于制度公正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然而，罗尔斯的工作，在研究对象上，是以其所生活于其中的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对象鹄的，试图回答发达国家向后现代化过渡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不是以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为数众多的晚发国家为基础，研究晚发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在思想资源上，是以西方文化传统为养料，以西方文明数千年历史中成长起来的民主法治思想，以及启蒙运动以来所确立起的天赋人权思想为前提，而不是以东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及其古老的人文精神为现实前提；其研究工作重点，是探究在已经实现现代化并建立起巩固的民主法治社会秩序基础之上，如何克服社会生活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使现代化本身得以发展完善，而不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克服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与弊端，克服由于社会结构转型、民主法治不完善而出现的社会生活中的失范无序现象。所以，罗尔斯的工作尽管对于研究晚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但是却并不能代替对于晚发国家自身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晚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是人类在21世纪有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

尽管本研究围绕制度公正展开，但本研究所指向的并不是制度公正本身，其旨趣并不是探究何为制度公正，而是从制度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道德失范现象，探究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使人性自然健康生长、社会风尚清明，其旨趣是通过对道德失范现象的理解，寻求克服道德失范现象的有效途径。当然，换个角度言之，本研究也确实是对制度公正的专门思考，其努力揭示的只不过是：“好”的制度，或者能够配称之为“好”的制度，是能使人性自然健康生长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