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论手机

手机新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手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然而，这为数不多的手机持有者已经将火车上的旅途搅扰得嘈杂不堪。当时，我曾愤然写过一篇专栏，说手机这种物件，只配给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管道工人（由于身体状况和工作性质的关系，这两类人都必须随叫随到）和偷情者使用。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使用手机的行为——尤其是在火车或飞机上通过手机就一些原本不应被他人听见的事情（如个人行迹、某金属型材、银行按揭事宜）高谈阔论——都是自降身份的表现：真正的大人物根本不带手机，他们有秘书随时通报往来信息。所以说，需要使用手机的，要么是中层职员（必须随时随地回应领导的指示），要么是小业主（银行需要时不时地联系他，通知他的账户赤字）。

至于偷情者，到目前为止，他们与手机的关系至少发生了两次重要变化。起初，他们不敢使用这种极为私密的联络工具，因为一旦买了手机，其配偶便可将其视为偷情的铁证。后来，情况发生了反转，鉴于手机已经成为人手必备的工具，那么使用手机进行联络的行为也就失去了证实奸情的作用。如今，情人们大可坦然使用手机，只要偷情对象不是公众人物——否则，他们的通话必然会被窃听。但无论如何，手机使用者的草根身份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至今没见过任何一张“小布什接听手机”的照片）。然而，手机的确变成了一种母亲与子女之间（过度）联络的工具、高中毕业会考的作弊工具和摄影强迫症患者的拍照工具。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抛弃了戴手表的习惯，他们更喜欢通过手机来掌握时间；人们发明了短信，还有每分钟更新一次的各类手机报；此外，还能通过手机上网收发邮件。论及手机最精妙的功能，就在于它几乎成了一台便携式电脑——从社会意义和科技手段来看，这是一项根本性的变化。

离了手机，人们还能活吗？“因手机而生存”体现了与当下紧贴的心态，也表达了与人保持联系的急切渴求，却剥夺了一切独处和自省的空间。心中存有自由的人（无论是外部环境的自由还是内心世界的自由）会利用科技手段提供的种种便利，却独独不会使用手机。当他们打开手机时，至多是为了叫一辆出租车，或是告诉家里人火车晚点了三个小时，绝不是等着被别人呼叫（所以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关机）。每当有人批评我关机的习惯时，我总会向他们讲述一个沉重的事实：四十年前（那时还没有发明手机），当我的父亲去世时，我正在外地，因此，当我得到消息时，已经晚了好几个小时。然而，晚的这几个小时并没有对事情的发展造成任何改变。即使我在十分钟之内就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事情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换言之，通过手机实现的即时通讯与生老病死等人生大事并没有多大关系，对研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学者来说，手机起不了多大作用；同样，对那些正为上帝是否存在而绞尽脑汁的人而言，手机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么说，对于哲学家而言（除非他想用书包装下三千本关于马勒伯朗士的文献），手机是毫无价值的了？非也！恰恰相反，许多科技创新成果深深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以至于成为哲学探讨的论题——文字的发明引发了从柏拉图到德里达无数哲学家的思考，而纺织机的发明则是马克思探讨的重要对象。令人费解的是，有许多看似重要的发明却鲜有相关的哲学思考，例如汽车和飞机（当然，它们改变了人类对速度的衡量尺度）。这其中的缘由或许是因为汽车、飞机等工具只在特定时刻被使用（除非我们是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或飞行员），而文字和那些与日常劳作相关的机器则对人类生活的每时每刻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最近，毛里奇奥·费拉里斯专门写了一部谈论手机的书，题为《你在何处？手机本体论》（邦皮亚尼出版社，2011）[67]。尽管标题可能会令人产生误会，以为本书是一部异想天开的调侃之作，但事实上，作者进行了一系列非常严肃的思考，并让读者与他一道进行了一场陷阱遍布的哲学游戏。由于手机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因此已成为一件“在哲学层面上非常有趣”的事物。它集掌上记事本、微型电脑和上网功能于一身，正在由“口头联络工具”逐渐转变为“书面联络工具”。此外，它还是一种无所不能、善解人意的“记录工具”。想想看，那些与德里达有着相同志趣的人，一听到“书写”“记录”“注册”等词汇，大概立马就会竖起耳朵吧。

该书的前一百页是从人类学的角度谈论手机——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这部分相当有意思。作者指出：“使用固定电话联络”和“使用手机联络”是有着实质性差别的。例如，在固定电话里，人们往往问某某在不在家；但如果用手机通话，人们通常都知道接电话的人是谁（除非手机被人偷了），以及他是否在听电话（这改变了人们的隐私状况）。再比如说，通过固定电话，人们可以知道接听者身在何处，但手机通话却无法告诉我们对方究竟在哪里（假如对方使用的是国外通讯公司的网络，那么当他说出“我就在你背后”时，这句话也已绕地球跑了半圈了）。然而，我们虽然不知道通话者身在何处，通讯公司却对我们双方所处的位置了如指掌——所以说，手机虽然令人类摆脱了其他个体的控制，却将自身彻底暴露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真人秀的状态之中。

对于新一代“手机人类”，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悲观主义思考（充满矛盾色彩，因此格外靠谱）。有了手机，甲乙两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也将发生改变。此种交流将不再局限于两人之间，因为谈话会随时被第三个人的手机通话打断。如此，甲乙两人的交流要么是断断续续地进行，要么就会彻底结束。这样看来，手机这种主要的“联络工具”（令我随时出现在他人面前，也令他人随时出现在我面前）同时也会成为一种“阻联工具”（甲可以与所有人保持联系，唯独与对面的乙无法顺畅沟通）。在所有针对手机的乐观主义思考中，我最喜欢日瓦戈医生的例子。在电影里，日瓦戈医生在电车上看到了多年不见的护士拉拉，却没能及时下车与她相见，结果抱憾而终。假如他们两人都有手机，这个悲惨的故事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费拉里斯在手机带来的利与弊之间来回摇摆（也属正常），时而分析它给人类带来的机遇，时而探讨它对人类生活造成的“阉割”，尤其是它剥夺了人类独处的机会和反思自身的可能，此外，还让人们无法摆脱那个永远也不会过去的当下。不是任何转变都能带来解放。

行文至三分之一处，费拉里斯话锋一转，由手机转到近几年来他持续关注的其他论题上面，包括对他所属流派的前辈（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和瓦蒂莫）的反驳、对后现代哲学的反驳、对其他某些不成形的理论的反驳，以及对如“自然之镜”般与真理完全相符的知识的坚定维护。当然，他的论证过程并非完全值得信赖，我的确没能环环相扣地跟上他的思路，弄明白费拉里斯是如何构建起被他称为“弱文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的。

如何能够从手机延伸至真理的问题？基于三种不同的客体：物理客体（如椅子、勃朗峰）、理想客体（如毕达哥拉斯定理）、社会客体（如《意大利共和国宪法》、为自己在酒吧的消费买单的义务）。前两种客体的存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第三种客体的效力发挥则基于某种“记录”和“注册”行为。费拉里斯正想尝试创建某种自然的“记录”和“注册”行为，手机恰好成为实现这一行为的不二之选。

书中还有不少精妙的观点，例如探讨“记录”行为（如银行账户、法律和任何形式的个人数据采集）和“交流”行为之间的差异的段落。费拉里斯对于“记录”行为的探讨相当精彩，但对于“交流”行为的分析则略显笼统（套用他在前一部作品中所说的，就像是在宜家家居购物）。鉴于专栏篇幅有限，在此我就不展开深入的哲学探讨了。

某些读者可能心生疑问，即使从分析“书写”或“签名”行为出发，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从“手机”开始探讨呢？毫无疑问，哲学家自然可以从一条蠕虫身上获得灵感，进而扩展到整个形而上学，但是，本书的最大亮点或许并不在于费拉里斯是通过手机展开了本体论思考，而在于通过他的本体论思考，作者本人和读者都真正地理解了手机。

二〇〇五年

生吞手机

我在上星期的日报上读到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消息：“罗马，一名摩洛哥籍男子吞下一只手机，后被警方救下。”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一名警察夜间经过某地时，见一名男子倒地吐血，周围站着许多同一国籍的人。警察将该男子救起，送至医院。医护人员从他的喉咙里取出一只诺基亚手机。

在我看来，一个人无论如何变态，都不可能吞下一只手机（除非是诺基亚的创意广告）。报纸就此提出假设，认为该事件很有可能是假钞团伙内部的报复行为。手机似乎是在外力作用下被生生塞进了受害者喉咙里，因此，这并非“生吞手机”事件，而是报复事件（或许受害者曾给不应该的人打了电话）。

“口中的石块”曾是黑手党最具污辱性的惩罚手段：将泄密者尸体的口中塞入石块（朱塞佩·费拉拉还曾拍过一部同名电影）。或许这一习俗已经传给了其他国家——对此倒也不必大惊小怪，黑手党已经成为了国际化现象。几年前，我去莫斯科出差，有人还向我的俄语翻译打听，意大利语中的黑手党怎么说。

然而，在这一案件中，被塞进嘴里的不是石头，而是手机，这一做法令我感到大有深意。新型的犯罪已经摆脱了乡村特色，越来越具有城市化和科技化色彩。被害者不再被五花大绑，而是被弄成一个“机器人”。不仅如此，把一部手机塞进嘴里就好比把睾丸塞进嘴里——两者都是最私密的物体，是身体的组成部分。手机是更大的眼睛、更尖的耳朵，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更长的阴茎。将一个人的手机塞进他本人的身体，就好比用他本人的五脏六腑勒死他自己。吞吧，有你的信息到了！

二〇〇八年

草莓奶油蛋糕

不久前，在罗马的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我正要开始做讲座，一位女士将一束强光打在我的脸上（或许是为了调整她的摄像机镜头），晃得我看不清笔记。我很不客气地说道：“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在我工作时，其他人请务必停止工作。”（类似的话，我对毛手毛脚的摄影师也说过。）那位女士关闭了摄像机，但脸色十分难看，像是遭受了语言暴力。上个星期，我在圣莱奥参加了市政府举办的一场十分有趣的活动——有人在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一幅画作中发现了蒙特费尔特罗的风景。当时，有三个人在我面前频繁使用闪光灯拍照，我不得不跟他们探讨一番什么叫作“教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桩事件所涉及的人并不是《老大哥》真人秀里的无知者。他们理应具有一定层次的文化素养，才会自愿来参加这类讲座活动。然而，他们显然是患了电子眼综合征，令他们从原本希望企及的教养层次上一落千丈：事实上，他们对讲座的内容不感兴趣，只是想将整个活动记录下来，然后传到YouTube网站上去展示。他们宁可用机器去记录原本可以用眼睛观看的场景，并为此放弃了去真正弄懂发言内容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这种以电子眼取代大脑的到此一游式的做法已经让有文化的人群产生了思维上的异化。他们乐于出席各种活动，然而，当他们走出会场时，只会留下一堆照片（看到照片，大家便会知道，我是否一名脱衣舞女郎），脑子里却记不起任何与活动相关的实质性内容。我猜，倘若他们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一路拍照，很有可能会在第二天就完全忘记头一天用机器记录的内容。

我曾多次提起，自一九六〇年起，我就不再拍照了。因为此前我曾前往法国参观各地的教堂，一路上疯狂地拍照。回到家以后，我不仅发现自己拍的照片质量相当差，而且已经想不起自己究竟看过什么了。从那以后，我就扔掉了照相机。之后的每次旅行，我都用大脑来记录看到的一切。为了留下纪念（主要是为其他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我会买一些精美的明信片。

我还记得十一岁时曾被疏散到一个城市。刚一到那里，我就被环城路上一阵不同寻常的喧嚣吸引了。我远远地看见一辆卡车撞翻了一驾轻型马车，马车上是一对农民夫妇。女人被撞翻在地，脑袋开花，倒在一摊血泊和脑组织之中（至今回想起来，我仍感到毛骨悚然，那一摊东西像极了一个被打翻的草莓奶油蛋糕），她的丈夫紧紧地抱着她，绝望地哭嚎着。

当时，我吓得心惊胆战，没敢再往前走一步：不仅因为我是头一回看到脑浆在柏油路面上摊了一地（谢天谢地，也是最后一回），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直面死神、痛苦和绝望。

假如我像今天的孩子们一样，用手机拍下了那幅场景，将会如何处置呢？或许我会把这幅被我用手机记录下来的画面展示给朋友们看，以示我当时就在现场，然后再把它作为视频资源上传到YouTube网站上，去迎合其他那些幸灾乐祸者的口味，让他们因别人的痛苦而感到狂喜。谁知道，我若多记录几次类似的不幸，会不会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家伙？

然而，我选择用自己的记忆保存一切。七十年过去了，那幅画面至今仍震撼着我、教育着我，让我不要变成一个在他人的痛苦面前无知无觉的麻木的人。我不知道今天的孩子是否还有机会真正成熟起来，当下的成年人成天只知道盯着手机，算是彻底完蛋了。

二〇一二年

进化：单手操控一切

前天，我在街上先后与五个人擦肩而过：两个人在打电话；两个人在疯狂地按手机键盘，差点绊倒；还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东西，但时刻准备回应让他与别人进行联络的任何声响。

我的一个朋友——一位文化名人，扔掉了原来的劳力士手表，说可以在黑莓手机上看时间。科技发明了手表，是为了让人类不用背着一台座钟上街，也不用每两分钟就从大肚腩旁边的口袋里掏出老式怀表来看时间。然而，我的朋友有一个习惯，他不管做什么，总有一只手不闲着。人类原本有两只手，如今却让其中的一只不断退化，尽管我们心知肚明，在我们的这一双手上，拇指能与其他四指对握，这一点对人类的进化曾起到多么大的作用。我不禁想起一幅画面：当古人拿着鹅毛笔写字时，只需要一只手；然而，当今天的人们敲击键盘时，却需要两手并用。因此，持手机者不可能同时使用手机和电脑。不过我转念一想，如今的手机瘾患者已经不需要电脑了（电脑已经沦为史前文物），因为有了手机，就能联网收发信息。由于可以通过直接通话来纠缠他人，或被他人纠缠，甚至连发送电子邮件都是多余的。的确，查询维基百科将变得更加辛苦——因此只适宜进行较为快速和浅表的查询，信息也将简短得几乎跟电报一样（若是使用电子邮件，还能将《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68]写完），但是那些拿手机的人应该没有心思在百科全书上收集信息，也没有时间在表达想法时精心组织语言，因为他们忙于进行各种电话交谈，自有窃听者替他们传递完整的语义。由此可以推断，手机瘾患者已经完全放弃了各种隐私权，心甘情愿地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阐述自己的计划，包括省略号的每一个点，以及少数几个属于尼安德特人的口头禅，如“混蛋”“他妈的”。

但愿大家还记得卡洛·维尔多内的片子《爱有多久，就多永恒》，其中那个古怪的女孩让鱼水之欢变得噩梦连连——当她骑在男伴的肚子上疯狂摇摆时，居然不忘回复十分要紧的信息！一次，我曾读到一位西班牙女记者（看上去很有素养，也很睿智）撰写的采访稿，她说我是个特别懂礼貌的人，因为我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居然从未被手机打断。她一定想象不到，我要么不把手机带在身边，要么不开机，因为我根本不想用它来接收那些“不速之信”，只是为了看看日程表而已。

二〇一三年

手机与白雪公主的王后

一次，我走在人行道上，迎面来了一位女士，全神贯注地盯着她的手机，毫不注意前方的路况。若不是我有所防备，我们俩一定会撞个满怀的。我忽然停下了脚步，出于恶作剧式的想法，我快速背过身去，假装走在她前面，我猜那位女士一定会撞上我的后背。为了自我保护，我绷紧了全身的肌肉。还好，我站住了，那位女士猛地朝前一扑，手机掉落在地。她立刻意识到自己撞上了一个背对她（因此看不见她）的人，所以只能怪自己不好。她含混地说了几句表示歉意的话，我十分善解人意地安慰她说：“没关系，这种事情如今常常发生。”

我真希望她的手机已经摔坏了。同时，我还建议所有遭遇类似情形的人也像我这么做。这些手机强迫症患者真应该从小就被斩草除根，只可惜大希律王[69]不常有，所以惩罚一下这些成年人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只可惜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究竟坠入了怎样的深渊，无法自拔。

我很清楚，目前已经出版了几十本探讨手机综合征的书，问题也都已经被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如果我们稍加反思，便会发现还有一个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全人类都陷入了这样一种疯狂，人们不再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不再欣赏身边的风景、不再思考关于生命和死亡的问题，只想拼命地用手机通话，哪怕谈论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也要在这种看不见对方的通话中消磨生命。

如今，我们所处的年代第一次让人类能够实现好几百年前人们一直渴望通过魔法实现的三个梦想之一。其一，不借助任何机器，只通过自己的身体膨胀和双臂摆动翱翔天际；其二，通过神秘咒语，或是朝黏土小人身上扎针，给敌人或爱人施法术；其三，越过千山万水进行远距离交流，通过某个天才或神奇的装置，在瞬间联通弗罗西诺内与帕米尔、茵尼斯弗里与廷巴克图、巴格达与波基普西，与相隔万里的对方进行实时联络，且这种联络应该完全自主，无需像电视一样：有赖于他人的决定，还经常无法进行现场直播。

是什么让人们在千百年里不断寻求此类魔法？是内心的焦虑。通过魔法，人们便可找到因与果之间的捷径，无需经历中间的过程：念出一句咒语，就立刻把铁变成黄金；呼唤天使的名字，他就能替我传递讯息。即使是实验科学的诞生也打消不了人们对于魔法的信赖，因为人类将瞬间得出结果的梦想托付给了技术。如今的技术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无所不能的成效（按下手机上的一个键，就能在瞬间与远在悉尼的人通话）；然而科学的脚步却缓慢而谨慎，难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人们希望立刻就能找到治愈癌症的灵丹妙药，不想等到明天，因此，我们将希望寄托于那些江湖医生，指望他们免去我们的连年苦等，立马就开出制造奇迹的药方。

人类对于技术的热情和对于魔法的痴迷颇为相似，且两者都是因为人类曾对宗教中闪电般的奇迹笃信不疑。技术理念一直在与我们谈论奇迹（至今依然如此），要么为了向人类表明它们平淡无奇，要么为了表明它们深不可测；然而，对于奇迹的笃信展现的却是神明和神圣，是不容置疑的决断。

那些许诺能治好癌症的人、毕奥神父[70]、手机、《白雪公主》里的王后，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存在某种联系。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女士就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里，只不过令她着迷的不是魔镜，而是一只耳朵。

二〇一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