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老年人与青年人
平均寿命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德·亚米契斯的那首诗：“美好并不总被岁月磨去/或在泪水和辛劳中凋零/我那花甲之年的母亲/我越看越美丽。”[30]诗人的意图并不在于描述女性之美，而是表达儿子的孝敬之情。如今，接受子女孝心的年龄已经延迟至九十岁上下。至于六十来岁的老太太，倘若身体健康，完全可以算作青春未老、活力四射的盛年——加上某些整形手术的修饰，看起来还能比真实年龄年轻二十岁。小的时候，我常常对自己说，人不该活过六十岁。一旦超过那个年龄，势必百病缠身、口角垂涎、神志迟钝，只能在养老院里苟延残喘。一想到二十一世纪，我就想起但丁的观点[31]，并由此作出决定，自己应该活到七十岁，即二〇〇二年。那时，活到古稀之年是相当远大的志向，真正能坚持到那个备受尊崇的年龄的人屈指可数。
记得几年前，我曾见过汉斯·伽达默尔。那时，年逾百岁的他不远万里赶来参加某学术会议，用餐期间他吃得津津有味。我问他一切可好，他告诉我说双腿不太灵便。当时，尽管他挤出了一个苦笑，但仍然难以掩饰那近乎无耻的开心，我简直想扇他两个耳光（事实上，他又非常愉快地活了两年）。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科学技术每天都在大踏步前进。我们常常问全球化趋势最终将把人类引向何处，却很少想到人类取得的最大进步（事实上，该领域的进步远远超过任何其他领域）就在于平均寿命的延长。关于人类对于自然的驾驭，早在原始时期，当穴居人类发明人工取火时就已模糊地意识到了；晚些时期，我们的祖先又发明了轮子；罗杰·培根、列奥纳多·达·芬奇和西哈诺·德·贝热拉克都预见了飞行器的诞生；自蒸汽革命开始，人们的出行速度就成倍提升；早在伏打所处的年代，人类就看到了用电能照明的希望。但是，千百年以来，人类对于不死仙丹和不老泉水的渴求却始终只是白日做梦。中世纪的人们发明了精良的风车（时至今日也还能为人类提供替代性能源），然而，那时的信徒纷纷前往朝拜的教堂却只能令他们获得活过四十岁的奇迹。
三十年前，人类成功登月，但至今还未成功登陆火星。在登月的年代，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在今天（除了血管梗死患者和癌症患者），活到九十岁已不再是痴心妄想。总而言之，最大的进步（假如我们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在于人类寿命的延长，而不是各类电脑的研发。事实上，当帕斯卡发明计算机时，就已经预言了电脑的诞生。然而，帕斯卡本人却在三十九岁就英年早逝了。此外，亚历山大大帝和卡图卢斯都是终年三十三岁，莫扎特终年三十五岁，肖邦终年三十九岁，斯宾诺莎终年四十五岁，圣托马斯终年四十九岁，莎士比亚和费希特终年五十二岁，笛卡儿终年五十四岁，黑格尔算是长命——活到了六十一岁。
今天，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不只是退休养老的问题）都源于人类寿命的延长。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之所以纷纷拥入西方国家，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寻求食物和工作——正如电视和电影向他们许诺的那样，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渴望生活在一个寿命更长的地方，或者说逃离一个早死的地方。然而我相信（尽管我手头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人类用于老年医学和预防医学领域的研究经费远远不及对战争科技和信息科技的投入。换言之，我们更精通如何摧毁一座城市以及进行低成本的信息传输，而不是协调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筹谋年轻人的未来、应对全球人口膨胀和平均寿命的延长。
年轻人可以认为进步就是用手机发短信或乘坐廉价航班飞往纽约，但令人震惊的事实（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却是，如今的他们直至四十岁才成年，而他们的祖辈早在十六岁就独立了。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为自己可以活得更久而感谢上帝（或命运）。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这个时代最具悲剧色彩的问题，这并非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二〇〇三年
美即丑，丑即美？
黑格尔曾说，随着基督教的诞生，对于痛苦和丑陋的表现也被纳入艺术范畴，因为“古希腊的美学形式无法表现被鞭打的耶稣、荆棘冠……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濒死的耶稣”。他说得不对：古希腊的世界里不仅有用光洁的大理石塑造的维纳斯，也有受刑的玛耳绪阿斯、焦虑的俄狄浦斯以及美狄亚的致命爱情。当然，在基督教题材的画作和雕塑作品中，的确常常出现因痛苦而变形的面容——尽管其变态程度不及梅尔·吉布森的《耶稣受难记》。难怪黑格尔（尤其是在谈到高地德国画派和弗拉芒画派时）曾多次提起，当艺术作品开始展现耶稣的迫害者时，就意味着丑陋事物的凯旋。
最近有人告诉我说，耶罗尼米斯·博斯曾绘有一幅著名的《耶稣受难》（现存于根特），画面上展现了好几个残暴的刽子手，其中两人的形象定能让如今的摇滚歌星和他们的模仿者心生艳羡：其中一人的下巴穿了两个孔，另一人的脸上挂满了各种金属饰件。博斯的意图或许是表现“罪恶形象的显灵”（提前宣告了切萨雷·龙勃罗梭的理论：任何文身者和试图改变自己身体的人都是天生的罪犯）。如今，我们可以对那些在舌头上打钢珠的少男少女表示反感，然而，至少从统计学角度来说，我们却不能将其视作天生有基因缺陷的人。
其实，那些少男少女也会在乔治·克鲁尼和妮可·基德曼的“经典之美”面前心醉神迷，倘若我们能考虑到这一点，便会明白这一行为与其父辈一般无二：他们的父母一方面会购买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确立的神圣比例设计出来的小汽车和电视机，或蜂拥至乌菲齐美术馆感受司汤达综合征；另一方面，他们也热衷于观看血腥暴力电影，有滋有味地看着脑浆飞溅到墙上；他们还会给孩子购买恐龙模型和其他怪物造型的玩偶，或去观看某些艺术家自残双手、肢体甚至生殖器的偶发艺术表演。
因此，无论是前辈还是后辈，他们在不放弃追求美好事物的同时，也时常选择千百年来被视为恐怖的丑陋之物。当年，为了震慑资产阶级，未来主义者宣称：“我们要勇敢地在文学中展现丑。”阿尔多·帕拉采斯基更是（在他的《治愈痛苦》一书中）提出，要对孩子们进行健康的“丑陋教育”，将驼背的、瞎眼的、癌变的、残疾的、无耻的、患有性病的，一扭开关就会哭闹、嚎叫、叹息的，受癫痫、瘟疫、疟疾、脑出血、痔疮、淋病、疯癫折磨的，备受煎熬、垂死挣扎、命丧黄泉的玩偶形象作为教具让孩子们接触。总之，今天的人们一面（按照传统标准）欣赏美好的事物：可爱的小孩、秀丽的风景、精致的古希腊雕塑，一面也从那些曾被视为丑得无以复加的事物中获得享受。
不仅如此，人们有时还会把丑当成一种全新的美的模式——当下的赛博哲学便是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威廉·吉布森的早期小说作品（参见他所提到的nomina sunt numina[32]）就曾描绘装有多处机械或电子肢体的人类形象，倘若那个形象尚且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预言，那么时下的某些激进派女权主义者则在宣扬通过制造中性的、后有机的、具有“超人特性”的躯体来超越性别差异。唐娜·哈拉维更是喊出了如下口号：“宁做赛博人，不做女神。”
有人认为，上述现象意味着在后现代世界里，美与丑的对立已经消失。这跟《麦克白》里女巫们所说的“美即丑，丑即美”是两码事。他们认为，这两种价值已经失去了原先的特征，完全混为一谈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何某些年轻人和艺术家的行为仍然被视为边缘现象，只为地球上的少数人所称许？在电视节目中，我们会看到骨瘦如柴、腹部肿胀甚至死于饥饿的儿童，遭入侵者强暴的妇女以及许多备受摧残的身体，这令我们的眼前浮现出一系列并不遥远的画面，想起毒气室里那些瘦骨嶙峋的受害者。昨天，我们目睹了在高楼爆炸案和空袭案里那些血肉横飞的肢体，今天便生活在类似事件可能再度发生的恐惧之中。人人都清晰地意识到，某些事物千真万确是丑陋的，任何美学相对论都无法说服我们从那些事物中获得愉悦。
至于赛博人、血腥暴力电影、来自其他世界的怪物形象以及所谓的灾难电影都是一些被媒体炒作起来的表层现象，人们试图通过它们驱逐围绕在身边的、更为深层的丑陋。这些表面上丑陋的事物令我们不寒而栗，于是我们便绝望地试图忽略一切真正的丑陋——假装它们跟那些电影一样，全都是虚构的。
二〇〇六年
白活的十三年
前天，一名记者在采访中问我（其实很多人都提过相同的问题），哪本书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我想说，倘若这辈子只有一本书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我必定是白痴一个——大概其他许多人也会如此回答。一些书曾对我生命中的前二十年举足轻重，另一些则令我在之后的三十年里受益匪浅。目前，我正在等待对我的百年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好书出现。另外一个令人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在您的一生中，有谁给过您至关重要的教导？”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回答（除非说是父母双亲）：在不同的人生拐角，总有不同的人给予我教诲和建议，既有生活中的亲朋好友，也有早已作古的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约翰·洛克和皮尔斯。
无论如何，某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我首先想到的是贝里尼小姐，她是我上初中一年级时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师。她常常给我们一些提示词（如母鸡、地下室等），让我们根据这些词汇写一篇论文或故事。一天，我不知着了什么魔，说无论她给出什么样的提示词，自己都能在第一时间出口成章。她站在讲台上看着我，说出了“本子”一词。如今回想起来，我完全可以说说记者的采访本，或是萨尔加里笔下探险者的旅行日记本，可当时的我心高气傲地站起身后，居然不知从何开口。那一天，贝里尼小姐教会我一个道理：永远不要高估一己之力。
第二个教训是鲍斯高慈幼会士——唐·切利神父给我的。他曾教我演奏一种乐器。最近，他似乎有被封为圣人的可能——当然，并不是因为他会演奏乐器（相反，这才华很有可能成为别人指责他是魔鬼代言人的理由）。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我兴高采烈地找到他，对他说：“唐·切利神父，今天我满十三岁了。”他粗声粗气地回答我说：“你这十三年简直是白活了！”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我长到这个年龄，应该展开严肃的自我剖析？难道我不该因自己能茁壮成长到这个年龄而期待获得他人的赞许？难道这是皮埃蒙特人不轻易浮夸、彰显稳重的特有方式，或者说，这是他对我的热情祝贺？如今想来，唐·切利非常清楚，他教会了我这个道理：作为老师，不应过分称赞学生，而应时常给他们泼些冷水。
自从有了那一次的教训，我对许多期待我夸奖的人都惜“赞”如金——除非他们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表现。或许我的稳重曾令许多人感到痛苦，假如真是那样，那我白活的就不仅仅是人生中的前十三年，而是前七十六年了。但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最直接的表达赞许的方式就是不提出批评。没有批评，就意味着他们做得确实不错。我十分反感“好教皇”[33]、“诚实的扎卡尼尼”[34]这类称呼，仿佛其他教皇都恶贯满盈、其他政治家都假仁假义一般。约翰二十三世和扎卡尼尼不过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大夸特夸的。
当年，唐·切利神父的回答还让我明白另一个道理：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哪怕是自认为非常正确的事，也不能自高自大，尤其不能四处自吹自擂。这是不是说做事情不要尽力而为呢？当然不是。但是唐·切利神父的回答让我想起了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一句话：“我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上帝。”这是多么重要的品质：明白自己不是上帝，常常反思自己的言行并能够意识到先前的人生旅程并非完美无憾——唯有如此，方能把余下的岁月过得更好。
大家或许要问，我何以想到这些。这几天，大选宣传战刚刚开始，参选者为了赢得胜利，多少得把自己包装成类似上帝的模样，志得意满地历数先前完成的工作，并像完成创世的上帝那样，见一切非常好，便对自己的无所不能感到沾沾自喜，接着还许下诺言，保证一切会更好（相反，上帝倒是认为先前创造的世界已完美无缺，因而相当知足了）。拜托，我并不是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我承认，在进行大选宣传时，参选者别无选择。倘若某个参选者对未来有可能投票的选民说：“直到现在，我还一事无成，我也不确定将来是否能有所改善，只能保证自己会全力以赴。”他势必无法当选。所以，我再次声明，我并不想假惺惺地讲什么道德，只不过是在看过太多的电视选举后，我忽然想起了唐·切利神父。
二〇〇七年
左右为难的大宝仔[35]
最近，“大宝仔”一词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议。然而，居然没有人想到去翻一翻权威的《意大利语词典》（萨尔瓦托雷·巴塔利亚编，都灵联合出版社出版），查查这个词的含义——坦白说，我对此颇感诧异。关于“宝仔”一词，该词典给出了如下解释：“该词是‘孩子’的昵称，带有戏谑含义，常用来形容笨手笨脚、张口结舌、不善言辞也不擅思考、布娃娃一般的胖小孩。”至于具有增大含义的“大宝仔”，在日常生活中亦被广泛使用。托马塞奥和里古蒂尼共同编纂的《意大利语同义词词典》中有如下描述：“提到大宝仔，我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胖，而是大……所谓大宝仔，一定长着一张红光满面的大脸。”巴尔蒂尼[36]则写道：“如今，人人都想过安逸的日子，例如她——贝尔托迪诺——米兰的一位小媳妇，还有一个名叫卡卡塞诺的大宝仔。”
关于卡卡塞诺这个人物（在克罗齐的经典版《贝尔托多和贝尔托迪诺》之后，邦齐耶里又续写了一篇关于卡卡塞诺的故事[37]），我们能读到如下段落：“卡卡塞诺生得膀大腰圆、低额头、大眼睛、粗睫毛、尖嘴巴，看上去像黑猫恶魔玛门，也像一只猴子。”他上马时的姿态格外好笑：“卡卡塞诺抓住时机，左脚踏入右边的马镫，纵身上马，却发现自己面朝马屁股坐着；艾米尼奥忍不住大笑起来，招呼他下马，他却怎么也不肯下来。”
后来，国王来了，“宫廷里的马夫掀开门帘，让卡卡塞诺进来。只见那家伙肩上扛着一扇木板门，那副滑稽的样子简直让国王和王后笑掉了下巴——这人实在太古怪了；外祖母马可尔法更是惊得瞠目结舌；至于宫廷总管，他费了好大劲才憋住了笑意，对克罗尼国王夫妇解释道：‘克罗尼国王和王后陛下，您二位有所不知，马可尔法进来的时候，那个大宝仔正走在宫殿前头的台阶上，他跟马夫说自己想要小便。马夫便带他前去出恭。’总管强忍笑意，继续说道：‘事后，他匆匆离开，忘了关门。当时我恰好也在厕所里，便对他说：小伙子，把门带上，省得被臭气熏倒！没想到这大宝仔二话不说，居然卸下了厕所门的合页，直接背到您二位跟前来了。’”
国王问：“卡卡塞诺，你为什么要背着那扇门呢？”卡卡塞诺说：“关你什么事？”国王反驳道：“当然关我的事，我是这王宫的主人呀！”卡卡塞诺不依不饶：“既然你是王宫的主人，不管我把这扇门背到哪里，它都是你的。说吧，我现在该放在哪儿？”国王答曰：“随它去吧。”卡卡塞诺便对背上的门说：“门，去吧。是你的主人说的。爱去哪儿去哪儿吧。你也太沉了，我实在背不动你了。”马可尔法“再也看不下去了，赶紧让卡卡塞诺放下那扇门，又让他向国王和王后鞠躬。随后，她俯下身子，亲吻了国王和王后的手。卡卡塞诺见到这情形，便立刻趴在地上，张大了嘴，对国王和王后说：‘噢，陛下！按照我外婆的要求，我给您二位跪下了，请把手伸到我的嘴里吧，好让我亲亲它们！快来吧，我等着呢！’”。
倘若卡卡塞诺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宝仔，托马索·帕多阿-斯基奥帕[38]所说的大部分大宝仔却名不副实。如果一个人超过三十岁还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星期六晚上开着父母的车去蹦迪（没准凌晨三点还在高速公路上撞车），那么他很可能比卡卡塞诺要精明——在他看来，自己无所事事是因为谁也没法让他获得一份工作，因此，要怪也只能怪这个社会。
这真是要命啊！然而，由于职业关系，我经常接触年轻人，也非常清楚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为了学业忙得焦头烂额。他们四处寻求奖学金或工作机会，住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很可能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不禁要问，我们的小企业里为何充斥着大量非欧盟籍员工？他们中许多人是收发邮件的快递员，“无耻地”（这是北方联盟派的说法）占据着大量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原本可以由那些三十岁还被父母养着的意大利青年来承担。
显然，大家会这样回答：这些三十岁的意大利青年都有高中或大学毕业文凭（如今，他们还有一个搞笑的称呼：上过三年大学的人[39]），必然不愿意大材小用地去运送邮件。然而，在所有伟大的美国作家和政治家的履历中，我们却发现，他们在大学毕业后等待成名期间都曾擦过皮鞋、洗过盘子或卖过报纸。为什么美国人能屈尊而意大利人就不行呢？或许斯基奥帕的观点也不无道理？至于那些反对斯基奥帕言论的德才兼备的左派和右派政治家们，你们可得抓紧争取那些大宝仔的选票啊（不过也有这种可能，作为大宝仔，咱们的年轻人连投票都不会了）。
二〇〇七年
从前，有个人叫丘吉尔
我曾在三月初那一期《国际报》上读到一篇短评，说英国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有四分之一的英国人认为丘吉尔、甘地和狄更斯是虚构的角色。相反，许多受访者（并未说明具体数字）认为夏洛克·福尔摩斯、罗宾汉、埃莉诺·里格比[40]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刚看到这条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要夸大其词。首先，我想弄清楚，那些不知道丘吉尔和狄更斯是谁的人究竟属于哪一个社会群体。假如调查对象是与狄更斯同时代的伦敦人（即古斯塔夫·多雷在版画中表现的苦难的伦敦人和威廉·贺加斯笔下的那些悲苦形象），那么至少有四分之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受访者说不出莎士比亚是谁。同样，对于那些认为福尔摩斯和罗宾汉是真实人物的回答，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首先，对福尔摩斯的崇拜在伦敦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游客甚至可以前往贝克街造访他所谓的寓所；其次，罗宾汉这一形象也的确有其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唯一让人觉得不靠谱的是，在封建经济时代，那是一个劫富济贫的英雄，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他却在干劫贫济富的行当）。其实，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水牛比尔”是一个虚构的角色，直到父亲告诉我说，这个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他还亲眼见过：那时，他的马戏团在美国西部已经不再吃香，便来到了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
然而，有一个情况的确值得重视。当人们向意大利的年轻一代（就更别提美国的年轻人了）问起有关历史（哪怕是过去不久的现代史）的问题时，他们的记忆非常模糊。某些问卷调查显示，有人认为阿尔多·莫罗[41]是“红色旅”头目，阿尔契德·加斯贝利[42]是法西斯头子，佩德罗·巴多格里奥[43]是游击队员，如此等等。或许有人会问：“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为什么要知道五十年前的政府领导是谁呢？那时他们还没出生呢！”能说出这话的人想必是法西斯学校的毕业生。而我在十岁时就已经知道二十年前“向罗马进军”时期的总理是路易吉·法克塔；十八岁时，我已经了解谁是乌尔巴诺·拉塔齐和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并知道发生在前一个世纪的许多事情。
如今，人们与历史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恐怕在学校里也是如此。从前，我们对过去的事情很感兴趣，因为关于当下的消息并不丰富。想想看，一份日报只有区区八个版面。然而，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大量关于当今社会的信息迅速传播。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搜寻到那一刻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数以百万计的新闻（哪怕是最无足轻重的小事）。当然，媒体上也能找到许多关于过去的信息，例如古罗马皇帝的更迭、“狮心王”理查的生平，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详细过程，但这些信息往往通过好莱坞的电影或类似的媒体产业来呈现，并且与大量关于当今世界的信息混杂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一个电影观众就很难区分斯巴达克斯和“狮心王”之间的年代差异了。同样，虚幻与真实的界限也被彻底打破，继而消失不见了。大家说说，一个在电视机前看电影的孩子如何能够分辨斯巴达克斯是真实人物，而电影《暴君焚城录》里的维尼奇乌斯却是虚构的角色；卡斯蒂利昂女伯爵确实存在，而艾丽莎·迪·利凡布罗萨却是编出来的；伊凡四世确有其人，而蒙古暴君“无情的明”则只是电影中的形象？——在观众眼中，他们实在是太相像了。
面对此种“历史与当代重叠扁平化”的现象，美国文化界表现得相当淡定。你甚至能遇到某个哲学教授，说是否了解笛卡儿对于人类思考方式的论述无关紧要，因为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认知科学的各种新发现。他们似乎已经忘了，认知科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也是因为早在十七世纪，我们的先辈已经开始了早期的思索。所以说，他们已经放弃了通过借鉴历史经验来指导今日研究的方法。
在许多人眼里，古为今用这句老话已经沦为德·亚米契斯式的老生常谈。然而，假如希特勒仔细研究过拿破仑为何会在俄国惨败，就不会重蹈他的覆辙；假如小布什仔细研究过十九世纪英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或者是更近一些的，苏联与塔利班的战争），便会在当下的阿富汗战场上采取不同的策略。
表面看来，将丘吉尔当成虚构人物的英国傻子和自以为能在十五天内摆平伊拉克战局的小布什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上述两种行为的根源都来自他们对历史的一知半解、糊里糊涂。
二〇〇八年
杀死年轻人，你好我也好
在上一期《快报》周刊上，我津津有味地想象了一番“维基解密”引领的透明化潮流将会给外交领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然，那是天马行空式的幻想，但即便是幻想，却也基于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既然最隐秘的档案和机密都有可能泄露，那么一定会引发某种变革，至少是档案保存方式的变革。
新年伊始，我何不引用某些千真万确的事实数据，再来一番《启示录》式的浮想联翩呢？当年，圣约翰到底是凭他的《启示录》赚足了名声。直到今天，每当有灾难发生，人们还会拿他的预言牵强附会。既然如此，我不妨也毛遂自荐，当一回帕特莫斯岛[44]的圣约翰第二。
在我们这个国家（别处姑且不论），老年人的数量将越来越明显地超过年轻人。以前的人们只能活到六十岁，现在却能活到九十岁。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多消耗三十年的退休养老资源。显然，这笔费用是需要年轻人承担的。可这些老年人偏偏还霸道得很，不到老态龙钟就绝不肯离开各类政府部门或私营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有很多人明明已经年老，也没有退位让贤的打算），这样一来，年轻人找不着工作，自然也就供不起老年人的养老金。
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政府强制推行各类税收减免政策，国外投资者也望而却步，社会养老金的缺口也因此进一步扩大了。不仅如此，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免不了还得靠父母或更老一辈的亲人接济。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怎么办？最有效也最明显的方案如下：年轻人应该列出清单，将那些没有后代的老年人一举消灭。这样还不够，出于自卫的本能，那些有后代的老年人——即他们自己的父母——也将被赶尽杀绝。听起来很残酷，但过不多久，人们便会习以为常。父亲大人，您上六十岁了吗？既然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不如让全家人陪着您去火车站，把您送上开往“毁灭营”的人生之旅末班车吧。孙子们会跟您道别，说：“爷爷，再见！”倘若老年人不从，年轻人便可通过举报，开展一场“猎杀老年人行动”。既然以前可以对犹太人展开猎杀行动，为何如今就不能将退休的老年人聚而歼之呢？
问题在于，那些尚未退休、仍然大权在握的老年人会甘心认命吗？或许他们会尽可能避免生育，降低将来出现潜在杀手的可能，这样一来，年轻人的数量还将进一步减少。此外，这些身经百战的老船长（老骑士）将会做出重要决定，忍着生不如死的巨大痛苦，将儿孙们斩草除根。由于老一辈的爱国主义和家庭观念较重，他们当然不会像年轻人那样，将其统统赶去“毁灭营”，而是择最为年轻的群体杀之而后快——有未来主义者认为，只有这部分群体才是全世界“最干净”的人群。
接下来的后果便是我们的国家没有几个年轻人，却充斥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年人。他们将不辞辛劳地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深切缅怀那些为了国家慷慨捐躯的人物。可他们的养老金将由谁支付呢？外来移民！移民做梦都想获得意大利国籍，迫不及待地要去黑市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并且认为五十岁之内去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此，他们可源源不断地为我们的高强劳动力市场输送新鲜血液。
展望未来的两代人，将有上千万黑皮肤的意大利公民为一大批年逾耄耋、身体健硕、居于社会高层的白皮肤人士提供生活保障。这些受惠群体（系着丝巾、身着花边小衫的老太太）将在海边或湖畔的宽敞别墅里品威士忌、喝苏打水；那时，散发恶臭的大城市将变成有色僵尸聚集地，他们在那里醉生梦死，电视上放的也将是消毒水的广告。
总之，我坚信人类的进步好比大虾的步伐，欲进还退。与此同时，各位还会发现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经与印度的殖民帝国、马来群岛和中非地区十分接近。至于那些倚仗医药学发展荣幸活过百岁的人士，他们必然感觉自己好似沙捞越王国的白人拉者——詹姆斯·布鲁克先生——大约只有从小读萨尔加里科幻小说的人，才会有如此雄心壮志吧。
二〇一一年
可怜的狙击手
我从几个同事那里听说，在一次三年制本科考试中，考官不知怎地向学生提了一个关于博洛尼亚火车站惨案的问题。那考生一脸迷惑，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考官见状，转而问他记不记得惨案是何人所为。考生答曰：“狙击手。”
其实，考官能够想象的错误答案有很多种，比如宗教激进分子或“撒旦之子”成员，但狙击手这个回答着实令人始料不及。按照我的猜想，那个倒霉孩子一定是模糊地想起了火车站墙体的某个裂口，结果导致大脑短路，将车站惨案同另一桩与庇亚门突破口相关的历史事件混淆起来了。于他而言，这两桩事件不过是虚空的声响。无独有偶，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七日，一档名为《土狼家族》的时事评论节目出了这样一道题：为什么选择某月某日作为意大利统一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当时，受访的议员（甚至包括某大区的政府官员）给出了五花八门的回答，有人说那天是“米兰五日暴动”纪念日，也有人说是为了纪念“攻占罗马”。
狙击手事件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例子，证明当今的年轻人对过往的历史（以及狙击手的故事）知之甚少。不久前，一些接受问卷调查的年轻人曾表示，阿尔多·莫罗是“红色旅”头目。相比之下，我十岁时已经非常清楚“向罗马进军”时期（我出生前十年）意大利政府的领袖是“愚蠢的法克塔”。我之所以知道这些，一方面显然是因为我上的法西斯学校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这不禁让我感叹，无论方式如何，詹蒂莱[45]的改革终归比杰尔米尼[46]的改革要成熟些。不过，也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学校。我认为，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事实上，不仅是年轻人，甚至成年人也在遭受一种持续的信息屏蔽。我所说的屏蔽并不一定是该死的沉默造成的：有一种屏蔽叫作“过度喧嚣”。间谍和侦探电影中的罪犯可谓深谙此道，每当他们想秘密传递消息时，一定会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那个可怜的学生大约并不缺少向他传输信息的人，相反，有太多人在他耳旁喋喋不休，以至于他没法筛选到底什么是值得记住的内容。他之所以对历史常识的认识模糊不清，并非因为没有人告诉他，而是因为那些可靠有用的信息已经被一大堆无足轻重的信息埋没了。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人们正面临另一种风险：不知如何区分真正必要的信息和毫无价值的胡说八道。
最近，人们就“越过出版社环节，自由印刷和发行书籍”的利弊展开了讨论。支持者认为，以前有许多杰出作家都因为出版社的不合理壁垒遭到埋没，书籍的自由发行显然是鼓励言论自由的春风。然而，我们非常清楚，许多书的作者都是标新立异的古怪人士，许多网站也是如此。大家如果不信，可以上网查看以下页面：nonciclopedia.wikia.com/wiki/Groenlandia。在这个页面上，你们会看到如下文字：“格陵兰岛是一座位于地球角落的岛屿。倘若它真的存在，就能证明地球是方形的。该岛是全世界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其冰川……此外，它也是一个欧洲国家，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懒得去查世界地图，但愿大家愿意相信我的说法。该岛位于北半球，北方的北方。”
青少年如何会去怀疑面前这个作者在信口开河，如何会看穿此人在故弄玄虚，不好好说真话？书籍也会遭遇同样的情形。出版社通常不会轻易出版类似的作品，除非是在封面或勒口上特别说明，此书是一本充满欢乐调侃意味的作品。然而，一旦没有出版社告诉读者哪本书该认真读，哪本书该一翻而过，那时的我们该怎么办呢？
二〇一一年
两个令人愉快的惊喜
几个同事苦恼地对我说，在一次三年制本科考试中，一名学生把尼诺·比克西奥（Nino Bixio）[47]写成了尼诺·比贝里奥（Nino Biperio），这显然是因为近年来的短信简语让人们已经习惯将字母x拼写为per[48]。这不禁令人颇为担忧：“如今的高中究竟在教些什么？国立高中果真得让位给私立高中吗？”即使某些私立高中的确出色，他们最擅长的也只是推销富裕家庭的愚蠢子女。既然如此，我们的国立高中难道真的要退出舞台吗？
三月中旬，我曾前往阿尔本加，担任“一次转折”文学奖的评委。这原本是由乔尔达诺·布鲁诺国立高中设立的一个区域性奖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四年过后，该奖已经成为全国性奖项（今年有来自二十九个省区、三十八所高中的一千二百余名学生参赛）。每年，大赛组委会都会邀请一位作家撰写一篇故事的开头，接下来的部分由参赛者自由发挥（比赛在统一场地举行，有着严格的规则）。所有的匿名作品首先交由内部评审委员会进行海选，再由外部评审委员会进行复选。经过数轮筛选之后，五篇入围作品将交由当年出题的特邀作家进行最终评判，选出最佳作品。
今年，作为该项赛事的特邀作家，我颇有兴致地给出了一个主题：一群疯狂的文人决定要给世界上最短的小说添加开头和结尾，他们各自提出不同的设想。那是奥古斯托·蒙特罗索[49]的作品，全文只有一句话：“当他醒来，恐龙还在那里。”
诚然，在一千二百余篇参赛作品中，某些作品的价值的确不高（两个评审委员会的成员都曾向我抱怨说，他们在评审过程中感到十分尴尬），但必须肯定的是，交到我手里的五篇文章令我觉得难以取舍。鉴于这五篇作品全都彰显出非常出色的文学水准，我甚至试图通过抽签来决定最高奖花落谁家。不得不承认，这五个孩子的思想相当成熟，某些职业作家甚至会毫不犹豫地在他们的文章后面署上自己的大名。大家若感兴趣，可在下一期《字母》杂志上阅读这五篇入围决赛的佳作。在我看来，该赛事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其实，不止这一所学校，从东北边境的戈里齐亚到南部的小岛，有三十多所高中都达到了类似的水准。
我所说的第二个惊喜来自皮亚琴察的梅尔基奥雷·焦亚中学。这所学校给我寄来了文科五年级某班和理科五年级某班学生一年的学习成果。那是一份包含四十四张精美彩页的日报，版式与《共和国报》十分相似，名曰《三色旗报》。该报在米兰市区定价五欧分，在外省定价七欧分，标注的出版日期是一八六一年三月十八日。
显然，这份报纸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报上发表了好些关于加富尔、卡塔内奥和马志尼的文章，还刊登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在议会发表的宣言。我还读到焦苏埃·卡尔杜齐的发言稿，马梅利的回忆录，一篇报道安徒生访问米兰的新闻稿，关于卡萨帝法案的反思，以及德·桑蒂斯关于委派新任教育部部长的建议。此外，该报还提到了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林肯和已经荣登普鲁士王位的威廉一世。出现在文化版面的有克里斯蒂娜·迪·贝尔吉奥索，哈耶兹，关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的争论，伊波利托·涅沃去世的消息，对维尔加《山中的烧炭党人》的评论，社会名流威尔第，新鲜出炉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三版，以及一篇关于利物浦的通讯：《足球，没有未来的竞赛》。尤为值得赞许的是，该报刊登的许多广告也相当有趣。
当年若真有这样一份《三色旗报》，是否能呈现如此丰富的信息，并且如此清晰明朗地反映出刚刚统一的意大利内部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呢？这个惊喜同样来自国立高中。此刻，我坐等某些私立高中拿出令人振奋的成果来。
二〇一一年
异化的一代
我认为，米歇尔·塞尔代表了当今法国最为细腻的哲学思维。与所有优秀的哲学家相似，塞尔也懂得弯下腰来，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在此，我打算“无耻”地引述一篇（我的零星评论除外）他于三月六号至七号发表在《世界报》上的相当精彩的文章。对于较为年轻的读者来说，文章探讨的是他们的子女，对于更为年长的读者，文中提及的则是他们的孙辈。
首先，这些儿孙从未见过一头猪、一头牛或一只母鸡（这令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美国的一项社会调查，说绝大多数生活在纽约的孩子都认为超市里的盒装牛奶与可口可乐一样，是人工合成的饮料），新一代人类不再适应自然界的生活，唯一令他们感到熟悉的只有城市（当他们去度假时，会住在被马克·欧杰称之为“非地方”的地方。未来的度假村将与新加坡的机场类似，处处呈现一派精致优雅、富有田园风情的人造自然）。这是人类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人类学革命。新一代将生活在一个人口过剩的世界，期望寿命值已接近八十岁。由于其祖辈和父辈的长寿，他们若有遗产可继承，也得等到行将迈入暮年之时，而不是以前的三十多岁。
六十多年以来，欧洲的孩子们从未见过战争，加之医药科学的迅猛进步，他们不会遭受其祖辈曾经承受过的痛苦。他们的父母比我们的父母长寿（但大部分都已离婚）。在学校里，他们的身边坐着不同肤色、不同信仰，遵守不同习俗的外国孩子（塞尔提出，那首针对有着不纯血统的外国人的《马赛曲》还能唱多久？），他们对农村生活、葡萄园、侵略战争、死难者纪念碑、被敌军撕扯的旗帜以及对伦理道德的急切渴求一无所知，鉴于此，文学作品何味之有呢？
他们将是被成人媒体滋养的一代，已经习惯了每一帧画面只持续七秒，每一个问题只用十五秒回答。他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将是自己根本不曾在日常生活中见识的情景：血肉模糊的尸体、山崩地裂、践踏与毁灭。如塞尔所说：“十二岁的孩子已经在成年人的压迫下看过两万次谋杀的过程。”电视节目里充斥着滥用缩写和外文词汇的现象，孩子们已不再有母语的概念，也不记得什么是“十进位米制”，因为那时的航空公司积分都按英里来计算。学校不再是传道授业的场所，孩子们将会习惯以虚拟的方式在电脑前度过大部分时光。新的一代不再用整只手写字，而改用食指敲击键盘，因此“激发的不再是原先的神经元或大脑皮层”（大脑完全演变成多任务处理器）。如果说，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感知的度量空间里，未来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任何远近之分的虚拟空间。
关于如何满足未来世界的全新教育需求，塞尔进行了一系列反思，我不再赘述。然而，按照他的宏观展望，我们将经历一个颠覆式转变期（与古人先发明文字，又在许多世纪后发明印刷术这一过程相似，方向却完全相反）。不过，当今的科技发展速度可谓一日千里，与此同时，我们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出生、死亡、病痛、医疗、职业、空间、习惯、存在……这些行为都在改变。为什么我们至今没能适应上述转变呢？塞尔认为，这或许是哲学家的过失：他们原本应该十分关注理论知识与实际情况的演变，却不够尽职尽责。因为许多哲学家都“投身于夜以继日的政治生活，没能察觉到当下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不知道塞尔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二〇一一年
六十岁的好汉，你们都去哪儿了？
阿尔多·卡鲁佐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谈论（四十六岁的）恩里克·莱塔的文章，称他为八十年代的小伙子，即一个成长于“热衷星期六夜晚、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年代”的人。卡鲁佐随后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时期：在某些人眼里，那个年代雅痞流行，米兰是醉生梦死之地，各种意识形态相继坍塌；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八十年代却有着相当关键的意义。在一九九七年的一篇专栏中，我曾表示，八十年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冷战在那时结束，苏联在那时解体，生态主义在那时兴起，志愿者运动在那时起步，痛苦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移民潮（由第三世界国家拥向欧洲）在那时初露端倪，个人电脑革命在那时拉开了第三个千年的帷幕（尽管当时的人们还不曾察觉）。因此，我们如何能将八十年代视为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十年？至于那个年代孕育了怎样的一代人，我们拭目以待。显然，莱塔只能算是第一只报春燕，而九年后出生的伦齐直到九十年代才算成熟起来。
我想谈的是另一个问题。最近的危机表明，我们的“九〇后”制造了好些运动，却还未打造出真正的领袖。上个星期，几乎所有关于人格魅力的讨论都是围绕那些年龄在八十岁上下，甚至超过八十岁的人士展开的，如纳波利塔诺、贝卢斯科尼、罗多达、马里尼等，至于七十五岁的阿玛托、七十四岁的普罗迪和七十岁的扎戈莱波斯基，都要算作年轻一代了。为什么在高山仰止的老一辈和八〇后新一代之间，存在如此之大的领袖空缺？因为我们缺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代人，即在一九六八年前后满十八至二十岁的人。
当然，任何规则都有其例外。我们的确可以列举出贝尔萨尼（一九五一年）、达莱马（一九四九年）、朱利亚诺·费拉拉（一九五二年）等名字，甚至还能算上格里罗（一九四八年），然而，前三位经历了一九六八年的学潮（包括一九五八年出生、更为年轻的温多拉也是如此），而格里罗当年还在当演员。总之，曾经的六八学潮干将从未参与政治角逐，也未曾成长为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流砥柱。
他们其中一些人陷入了恐怖主义的泥沼，卷入议会外斗争；另一些人选择担任较为低调的政治职务（如卡帕纳）；还有一些人（他们的革命激情只是装模作样，或者说是见风使舵之举）变成了贝卢斯科尼的幕僚。他们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发表政治评论，还有的干脆躲到了充斥着痛苦和不甘的象牙塔里。斯特拉达等人投身于志愿者运动。然而，在危急时刻，却没有任何国家拯救者挺身而出。
当年的六八学潮的确是一场颠覆全世界的运动，其中的参与者也的确心怀伟大的理想，这场运动令社会习俗和社会关系发生了部分改变，却始终没能触及最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系。当年，他们的确风华正茂，得到无数青年男女的支持，甚至可以与政府首脑面对面交流（甚至对其恶言相向）。他们自以为无所不能，却忘了（或是还没来得及学会）一个普遍规则：在当上将军以前，首先得成为二等兵、下士、中尉，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若是刚上战场就当将军（只有在拿破仑所处的年代或庞丘·维拉率领的部队里才会出现类似的情形），最终只能落得个重返连部的下场，任何调兵遣将的技巧（绝非易事）也学不到。
当年，崇尚天主教和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都知道，身经百战，方能指点江山。
将时间付之一炬的那一代人，最终也在岁月的长河里将自己的（政治）前途燃成了灰烬。
二〇一一年
迟钝的特雷莎
上期《快报》周刊刊登了我写给孙子的一封信。我在信里提醒他多做记忆练习，例如背一背童谣《机灵的特雷莎》[50]。他们这一代人正面临丧失个人记忆和社会历史记忆的双重危机。举个例子，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我提到了具体的统计数据）都认为阿尔多·莫罗是“红色旅”的头目。这封给孙子的信是在十二月中旬写的，就在那几天，YouTube网站上出现了一条被八十万网友迅速关注，随后又被各大报刊相继转载的消息。
事关卡罗·孔蒂主持的智力问答节目——《遗产》。按照常理，节目组事先肯定会对参与者进行筛选，确保其具备令人愉悦的外貌、自然的情绪反应和一定的好奇心。当然，基本的常识也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不能在镜头前面红耳赤抓耳挠腮，却想不起加里波第究竟是自行车运动员、探险家、军事领袖，还是热水器的发明者。在最近的一期节目里，孔蒂向四位参赛者提出了如下问题：“希特勒在何时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四个选项分别是：一九三三年、一九四八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九年。第一位参赛者名叫伊拉利亚，是个年轻可爱的小姑娘；第二位名叫马泰奥，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壮小伙，剃光头，戴项链；第三位名叫蒂奇亚娜，是位风姿绰约的女士，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最后一位参赛者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总之是位戴眼镜的姑娘，看上去像是班里的学霸。
众所周知，希特勒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鉴于其他几个年份均晚于二战，正确答案只可能是一九三三年。然而，伊拉利亚选择了一九四八年，马泰奥选择了一九六四年，蒂奇亚娜甚至大胆选择了一九七九年，最后那位选手只好选了一九三三年（当时，她故意表现得迟疑，不知是出于讽刺，还是出于惊讶）。
下一道题是关于墨索里尼接见埃兹拉·庞德的年代，选项还是一九三三年、一九四八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九年。坦白说，任何人（包括庞德基金会的成员）都没有义务知道谁是埃兹拉·庞德，我本人也并不清楚墨索里尼究竟是在哪一年接见了他。但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一九四五年，墨索里尼的尸体被悬挂在洛雷托广场上示众。基于这一点，唯一可能的答案也只有一九三三年（话说回来，这位独裁者对美国诗歌流派的及时关注着实令我诧异）。雷人的一幕发生了：可爱的伊拉利亚勇敢地选择了一九六四年——不知她那甜美的微笑是否能换取观众的宽恕。
毫无疑问，主持人孔蒂惊讶得目瞪口呆。事实上，在YouTube网站上观看视频的观众也是一片哗然。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镜头前那四位二三十岁的青年很有可能代表了一个庞大的群体。选项中的年代都在他们出生以前，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年代只是笼统地代表着过去，却没有了远与近的区别。倘若选项里有一四九二年，他们没准也会落入陷阱。
当然，这种对于历史的扁平化、模糊化认知古已有之。例如拉斐尔笔下圣母的婚礼，其中的人物居然穿着文艺复兴时期式样的服装。然而，当今的人们似乎无法为这种扁平化模糊的认知找到任何借口——哪怕是最普通的民众也能从互联网、电影院或（十分优秀的）国家电视台历史频道获取大量信息。我很好奇，在那四位参赛选手的脑海中，希特勒走上政治舞台的时期和人类登上月球的时期究竟有没有差别？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事物只要出现过至少一次，就有存在的可能。这样看来，很有可能在某些人（许多人？）的记忆里，一切都被压缩成永恒的当下，且那里的牛全都是黑色的。所以说，这个现象是一代人的顽疾。
不过我还是抱有希望，因为这条YouTube上的消息是我十三岁的孙子以及他的同学告诉我的（对此，他们哄然大笑，唏嘘不已）。或许，他们还能流利地背诵那首童谣：《机灵的特雷莎》。
二〇一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