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就学迁移的空间特征

2010年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当年本、专科学校共录取673万人，因就读外省大学而发生跨省迁移的大学生总量约为151.1万人，占总招生比例的22.4%。根据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在普查人口中，现住地与五年前常住地存在省际差异的人口（不含港、澳、台），即2005—2010年发生了跨省迁移的人口，约5500万人；假设每年的人口迁移量不变且不考虑迁出人口回迁，估计2010年发生的人口迁移总量约为1100万人，大学生就学迁移量占13.7%。下文在对大学生跨省就学迁移空间模式的考察中，以2010年招生数据为主从规模、强度和省际关联度3个维度进行分析，并使用普查数据中的人口迁移年均估算数据进行辅助对比。同时，考虑到高校属别差异，本章也从属别分层的角度对大学生就学迁移进行了分类分析。

一、就学迁移的规模

对大学生跨省就学迁移的规模，本章选择了迁移量指标，即迁入或迁出人口数量。表3-1给出了2010年大学生跨省就学迁移的各省迁入、迁出人口数量和根据普查数据估算的2010年各省人口总体迁入、迁出的人口数量。

从表3-1的就学迁出地来看，河南、安徽、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浙江、江苏是高等教育就学迁移的主要人口迁出地，其迁出数量排在全国前8位。与总人口迁出量做对比，仅有安徽、河南同时是就学人口迁出大省和总人口迁出大省，而其余六大人口迁出省份：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广西、贵州则在就学迁出人口量上并未排在前列。

从表3-1的就学迁入地来看，湖北、北京、陕西、江苏、天津、山东、辽宁、江西8省为主要的就学迁入地。就学迁入的分布比较均匀，没有出现类似人口总体迁入规模中广东“一枝独秀”的状况，东部、中部、西部省份皆有覆盖。

从各省净移量来看，北京、上海、天津不论是就学迁移还是人口总体迁移，都是净迁入大省，在2010年就学迁入的大学生在50万人以上；河南、安徽、贵州不论是就学迁移还是人口总体迁移，大学生净迁出量超过30万人，都是净迁出大省。然而，广东和浙江作为人口总体迁入的超级大省，年迁入人口量在1000万人以上，远大于上海、北京等地，在大学生就学净迁移量上非常不同；广东2010年的大学生就学净迁入只有10万人左右，而浙江净迁出大学生近21万人。同时，湖北、陕西、江西等人口总体迁移的净迁出地，却成为大学生主要的就学迁入地，净迁入量在25万人以上，湖北甚至超过了50万人。此外，西部多省如贵州、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都是就学净迁出省，而东北三省则都是就学净迁入省，与人口总体净迁移也存在差异。

为更清晰地认识大学生就学迁移规模与人口总体迁移规模之间的差异，本章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从迁出规模分布来看，各省的就学迁出人数与总人口迁出数的相关系数为0.609；而在迁入规模上，各省的就学迁入数与人口总体迁入数的相关系数仅为0.161。这说明，跨省就学迁移和人口总体迁移规模的差异较大，特别是迁入量的差异很大，如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的人口迁入超级大省在就学迁入方面的吸引力相对较弱，可能与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步有很大关系。这启示我们，就学迁移与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可能有较大差异，经济变量不一定是主要影响变量，教育因素必须考虑在内。

在规模分布上，就学人口迁入的变异系数明显大于就学人口迁出的变异系数，这与人口总体迁入和迁出的情形是一致的。这表明，无论是就学人口迁移还是总人口迁移，迁出人口的分布相对比较分散，而迁入人口的分布则比较集中。而无论是迁入还是迁出，就学人口迁移量的变异系数明显小于总人口迁移量的变异系数。这表明与人口迁移相比，就学迁移人口的分布更为分散和均匀。

二、就学迁移的强度

对大学生跨省就学迁移强度的考察，本章采用适龄人口迁移率的表征方式。青年人高中毕业后，因就读大学而发生的就学迁移应该是发生在18岁左右，因为各省学制差异和学生自身情况，大学新生的年龄在15～24岁之间，本章将15～24岁年龄组人口认定为就学迁移风险人口，以就学迁入或迁出大学生人数除以15 ～24岁年龄组人口数，可以估计在不考虑死亡情景下的跨省就学迁入率和迁出率，详见图3-1。

从各省的就学迁入率和迁出率来看（图3-1），西部各省不仅主要表现为就学人口净迁出，且迁出率普遍较高。青海、内蒙古、宁夏3省的就学迁出率占到1.50%～2.0%。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京津沪表现为就学人口净迁入，且迁入率也都普遍较高，在2.0%～3.5%。海南的就学迁入率和就学迁出率均处在较高水平，表明该省与外省的就学人口交流程度较高。而广东省是唯一的就学迁入率与就学迁出率“双低”地区，说明该省与外省的高等教育交流非常不充分。

与王桂新[3]采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各省人口总体迁入率和迁出率相比，各省就学迁入率和迁出率离散程度较低，偏大值或偏小值点的离散程度更小，偏大值点也相对较少，这说明就学迁移受到国家计划控制，相对更平均。从迁入率看，就学迁入率只有天津、北京和上海3个直辖市的迁入率离平均值较远，而在人口总体迁入率上，浙江和广东也是两个偏大值点。从迁出率上看，就学迁出率较高的省份与人口总体迁出率较高的身份有差异，就学迁出率较高的省以西北部省份为主，而人口总体迁出率较高的则是安徽、江西和贵州。

三、就学迁移的省际关联度

规模和强度考察的是各省自身的迁移情况，而省际关联度则是考察在跨省就学迁移中，省与省之间的关联程度。为考察省际关联度，本章利用“迁出影响力”和“迁入影响力”[3]作为分析指标，判断迁出省与迁入省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强度。具体而言，设i省向j省就学迁移的大学生数为Mij，占i省就学迁出大学生总数的比例为SOij，则SOij称为j省对i省的“迁出影响力”。若SOij较大，则说明j省对i省大学生迁出的影响力较强，即i省迁出大学生中前往j省就学的比例较高。Mij占j省就学迁入大学生总数的比例为SIij, SIij称为i省对j省的“迁入影响力”。若SIij较大，则说明i省对j省大学生迁入的影响力较强，即j省迁入大学生中i省生源比例较高。利用这两个指标，可以有效分析省份之间的“朋友圈”分布状况。

本章以8%作为阈值，将SOij和SIij大于等于8%的迁入地与迁出地使用箭头连接起来。箭头表示影响力方向，省份圆圈节点的大小表示省份“朋友圈”范围大小，即产生8%以上影响力的省份个数，连线和箭头的粗细表示影响力即SOij或SIij大小，各省份的标签位置为该省份地理中心地图相对位置进行示意，如图3-2所示。

图3-2是各省作为迁出省i，对其他省j就学迁入的迁入影响力SIij示意图，箭头方向表示迁入影响力的施加方向，即迁出流方向。从图3-2中可以看出，中部省份的影响力辐射范围相对较广，长三角、西北、东北地区形成一定的区域性“朋友圈”。作为就学人口迁出第一大省，中部省份河南省的迁入影响力影响范围最广，对14个省份的就学迁入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分布在全国东、中、西及东北各大区域，单极化程度极其明显。然而，河南省对其他省的影响强度并不是很大，受其影响强度最大的陕西和新疆分别为12.45 %和12.41 %。河北、山西、安徽的迁入影响力范围仅次于河南，只影响5个省，且是相邻或相近的5省。比如，山西影响范围内的5个省依次为天津、内蒙古、陕西、河北和西藏，其中影响强度最大的天津，影响力达到13.18%。安徽的影响范围主要在东部和南部，尤其对华东省份有重要影响，对上海、江苏的影响力分别高达14.24%和12.68%。其余诸省的影响范围均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性，诸如四川、内蒙古、浙江等省，影响力范围均为相邻、相近省。值得注意的是，迁入影响力最大的数值出现在甘肃→新疆，影响力高达26.65 %，即从甘肃迁入新疆的学生占到新疆总迁入学生的1 /4以上。从四川到重庆的迁入影响力紧随其后，高达23.69%。排名第三的影响力对发生在陕西→甘肃，为17.02%。

图3-3是各省作为迁入省j，对其他省i的迁出影响力SOij示意图，即ij两省之间的就学迁移量占i省总迁出量的比例超过8%，会在图中用箭头标出；箭头方向表示迁出影响力的施加方向，而非人口迁移方向。从图中可见，影响范围最广的省为辽宁、黑龙江和广东，其影响范围为4个省。广东对4个省的就学迁出具有明显影响，这些省分别是湖南、湖北、江西和北京；除北京外，3省均与广东临近。辽宁和黑龙江影响的省均是东北、华北诸省。可见，在就学迁移中，省份的影响力主要存在于同区域范围以及发达地区之间。最大强度的影响发生在重庆→四川和四川→重庆，影响力强度达到27.19%和26.95 %，说明二者互相吸引到了对方就学迁出人口的25 %以上到本省高校就读。第三位为上海→江苏，达到17.26%（即上海吸引了江苏跨省就读大学生中的17.26%）。

就学迁移的省际影响力与人口总体迁移的情况相比[3]，二者均出现了极化现象和区域内人才交流现象，不过，就学迁移的省际影响力相对更平均，即各省之间的影响力差异小，极值偏离小。从迁入影响力看，就学迁移中只有河南一个极点，而人口总体迁移中河南与四川都具有较广的影响力；就学迁入影响力超过20%的只有2个，而人口总体迁移中，超过40%的省际迁入影响力就2个，超过20%的有十多个。从迁出影响力看，与人口总体迁移中广东、浙江、北京三极鼎立的情况不同，就学迁出影响力在各省分布均衡；就学迁出影响力最大值甚至不超过30%，而在人口总体迁移中，广东对6个省的迁出影响力超过30%；人口总体迁移中，浙江对14个省的迁出影响力超过10%，而在就学迁移中，辽宁、广东、黑龙江的影响力范围最广，仅对4个省的迁出影响力超过8%。

四、就学迁移的属别差异

我国具有本科、专科招生资格的高校按属别管理，可分3类：央属高校、省属高校和民办高校。其中，央属高校是国家部委、局、央企等国家机构直属管理的高校，中央财政为其提供重要的办学经费支持，这些学校主要面向全国招生，会考虑到全国教育机会公平，大多数的“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都是央属高校；省属高校是指隶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大多数靠地方财政供养，由地方行政部门划拨经费的普通高等学校，这些学校以本省招生为主；民办高校指的是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高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包括公办学校下设的独立学院。在学费方面，央属高校和省属高校的学费要低于民办学校，各类学校对不同生源地学生统一收费。这3类学校在全国范围招生时定位不同，其在跨省招生方面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鉴于此，本节对3类学校的跨省就学迁移进行分析。

从就学迁移的属别结构来看，就读外省省属高校的迁移总人数为88万人，占就学迁移总数的58%，是迁移的主要组成部分；就读外省央属高校的迁移人数为32万人，占就学迁移总数的21 %；就读民办高校的迁移人数为31万人，占就学迁移总数的21 %。表3-2给出各省因就读央属、省属、民办高校而迁入迁出的大学生人数。

从迁出的规模来看，山东、河南、河北3省是跨省就读央属院校学生的主要迁出地，河南、安徽、山西是跨省就读省属院校的主要人口迁出地，而河南、山西、内蒙古是就读民办高校的主要人口迁出地。从迁入的规模来看，北京遥遥领先全国，成为就读央属院校的最主要迁入地，迁入人数达到6.7万人，湖北、江苏成为主要迁入的第二、第三位。这与这些地区发达的教育资源、众多的央属院校的分布不无关系。天津、湖北、辽宁位居就读省属高校跨省迁入量的前三位，而民办层次上，陕西、江西、山东位居前三位。可见，不同地区在吸引青年学生方面的层次结构上有较大不同。这与各地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以及招生策略有密切关联。

本章不再从迁移率和省际影响力等角度对分层次迁移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不过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只考虑央属高校的就学迁移分布，北京作为迁入地区将成为一个最大的极点，其对其他各省的迁出影响力大且广，其他30个省因就学央属高校迁出的大学生平均有20%迁入北京，并且最大值达到30%，最小值也有15%；北京迁入大学生中有70%是前来就读央属高校。这一现象与我国央属高校的分布有极大的关系。

综上所述，大学生的跨省就学迁移的空间模式与全国人口总体跨省迁移的空间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全国人口的跨省迁移有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迁移的趋势，而大学生跨省就学迁移并未表现出“孔雀东南飞”的迁移模式，而主要是向京、津、沪这3个直辖市和中部部分地区（如湖北、陕西），向广东和江浙地区的流动不明显。大学生就学迁移也表现出流向极化和区域化的现象，但是与人口总体迁移相比较弱，其迁移的规模、强度、省际影响力都更均匀。大学生就学迁移模式与全国人口迁移模式的区别说明其迁移不仅与经济状况、人口分布有关，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