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现代社会之前的公共危机及其演化

众所周知，公共危机并非现代社会的独有现象。当人类祖先摆脱了大型食肉动物的威胁之后，人类发展面临的首要危机就是自然灾害。与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公共危机相比，前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内容较为简单，主要表现为自然灾害、饥荒、流行性疾病、战争这几项内容。对前现代社会公共危机的分析，主要是从自然灾害、饥荒、流行性疾病、战争这些传统公共危机的演变进行考察，从中不难看出文化的发展对公共危机演化的影响。

一 从自然灾害到极端气候事件

在人类历史相当长一段时期所遭遇的自然灾害多为自然环境下孕育的、自发的不可抗拒的灾害，这些灾害包括地震、洪水、火山喷发、泥石流等。人类各远古文化几乎都有关于洪水的记载，人们最熟悉的一个版本是《旧约·创世记》一书中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中国、玛雅等这些古文明中，都流传有洪水灭世的传说。这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在人类生活的早期阶段洪水对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以及带给人们的巨大恐惧。四大文明的发源地都靠近河流，因此，洪水列为这些地区的人们经常遇到的自然灾害之首，中国文化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反映了洪水是一种经常肆虐的自然灾害。古埃及文明是沿尼罗河而生的，因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才会在公元前5世纪这样评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几千年来，尼罗河在每年的6～10月定期泛滥。古埃及人为了计算尼罗河泛滥的时间，而发明了精确的历法，尼罗河泛滥后，土地需要重新丈量，因而古埃及人的几何和数学很早就得到发明和广泛应用。关于地震，在世界各国中，我国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国家，也是地震史料最为丰富的国家。早在公元前19世纪，中国古人就开始了对地震的记载。《竹书纪年》写道：“夏帝发七年（公元前1831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距今已有3800多年了。《竹书纪年》，又称《汲冢纪年》或《汲冢书》，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因写在竹简上而得名。《竹书纪年》一书共记载了四次地震，其中最早的两次发生在公元前17世纪的夏代末期，一次是夏“帝发七年（约公元前1831年），泰山震”。另一次是夏“帝癸（帝癸就是帝发儿子桀）十年（约公元前1809年），五星错行，夜中陨星如雨，地震，伊洛（河南省的伊水和洛水）竭”。

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逐渐增多，人为原因导致的自然灾害开始增加。由人为原因导致的自然灾害包括两种：一种是缓发性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是在人类活动的长期破坏和影响下，逐渐显现成灾的，例如土地沙漠化、盐碱化和板结，水土流失、地下水质污染等；另一种是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而频频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极端天气事件和极端气候事件统称极端事件，是指由于极端气候导致的灾害或指极端的气候灾害。如台风、龙卷风、雷暴、巨型冰雹、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等都属于极端气候灾害。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出现频率呈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

从成因来看，前现代社会的自然灾害完全是客观的、自然不可抗力导致的，是自然风险的产物。而现代社会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无论是从原因还是结果来看，都与传统的自然灾害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在形成原因上包含了更多的人为因素的干预和影响，例如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等等，从而使得极端气候事件在发生频率和强度上都比以往有了极大的增强，而且后者的破坏性更大，影响面更广。

二 古代饥荒与现代饥荒

饥荒是人类文化史中最早遇到的公共危机之一。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因此，饥荒是自然灾害之后最能威胁人类生存的公共危机。所以，汉代贾谊在其《新书·无蓄》中云：“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何谓饥荒？《尔雅·释天》云：“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饥荒是一种在世界各地都会普遍发生的公共危机。中国自秦汉至民国时期，饥荒是常有发生的事情，每每发生自然灾害之后，紧随其后的就是饥荒。因此，在中国古代往往把自然灾害和饥荒统称灾荒，把所有的救灾政策统称为荒政。公元5世纪，由于罗马陷落与亚拉里克一世的掠夺导致在西欧发生饥荒。在公元400到800年间，由于饥荒与查士丁尼大瘟疫的关系，罗马城的人口减少了90%。公元639年阿拉伯发生饥荒，公元650年饥荒遍布整个印度。公元800～1000年，严重的干旱及饥荒导致数以百万的玛雅人饿死或渴死，从而摧毁了整个玛雅文明。公元875～884年，饥荒导致了中国的农民起义、暴动，史称黄巢之乱。公元968年埃及发生饥荒，大约50万人死亡。由于人口稀少和生产能力低下，欧洲中世纪几乎是在饥饿和半饥饿状态下度过的，西北欧洲于1044～1053年发生过大饥荒，而最著名的则是1315～1317的大饥荒（Great Famine of 1315-1317）。总的来讲，在前现代社会生产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饥荒是仅次于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公共危机。

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生产力发展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但大饥荒仍时有发生，如爱尔兰大饥荒、乌克兰大饥荒、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大饥荒，以及1973～1975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等等。关于现代社会的饥荒，《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一书将“饥荒”定义为“因食物生产和分配缺乏而导致的积聚增长的人员死亡。”[3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则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等贫穷国家和地区的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指出，发生于现代社会的这些饥荒并非是食物短缺和自然灾害的结果，饥荒不仅源于食物的缺乏，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因此他提出“政策性饥荒”的概念。1845～1852年的爱尔兰大饥荒（Great Irish Famine）是典型的政策性饥荒。这场由马铃薯歉收引发的持续七年的大饥荒，最终导致100多万人丧命，100多万爱尔兰人背井离乡。

关于这场灾难的原因，一种看法是19世纪30年代，欧洲从美洲调运马铃薯时带入的马铃薯晚疫病菌（Phytophthora infestans）引发了爱尔兰大饥荒。但后来的科学研究发现，晚疫病菌（Phytophthora infestans）在16世纪西班牙入侵美洲之后不久便从托卢卡谷扩散至美洲其他地方，并到达了欧洲。晚疫病菌并非是大饥荒的罪魁祸首。因为在当时，并非只有爱尔兰一个地区遭受马铃薯晚疫病菌（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侵害，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低地国家也遭受了马铃薯疫病的灾害，同样也引发了人口数量的削减，但没有一个地方像爱尔兰受灾这样严重。爱尔兰大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饥荒发生后，当时英国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不作为姿态，不仅不对爱尔兰饥民进行援助甚至采取抵制政策，从而导致了大饥荒的悲惨结局。英国当局的政策因素是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一些偏袒英国政府的历史修正主义者认为，大饥荒是爱尔兰经济的结构性缺陷造成的。而一些历史学家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认为，由于当时英国政府任由爱尔兰人被饿死的消极不作为行为，这场大饥荒是殖民时代宗主国对殖民地不公平政策下的悲剧，是一场种族屠杀，是英国在有意促使针对爱尔兰人的“种族灭绝”行为。作为宗主国，英国政府当局的不作为行为就是一种暴力、一种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苏联在20世纪共发生过三次大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被饿死。这三次饥荒主导因素都是相关政策：1921年饥荒的背后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余粮征集制，1932年饥荒的政策背景是斯大林的强制性农村集体化运动，1946～1947年大饥荒的背景依旧是集体农庄政策。发生于1959～1961年的中国三年饥荒，又称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中国官方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和国内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三年饥荒的主要原因也在政策方面，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各地“浮夸风”盛行，1959年开始的大规模“反右倾”斗争使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无人敢于指出。这样，“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浮夸风”等政策因素加之1959～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粮食危机和大面积严重饥荒。对于这场持续三年的大饥荒，时任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也指出，这场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三 疾病的流行和传播

在早期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长途迁徙到另一个居住地的能力还没有发展起来之前，限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的有限性，给人类带来重大创伤的公共危机往往是诸如地震、洪水、火山爆发这一类的自然灾害。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即农业的兴起，动物的驯化、人口迁徙活动的频繁，另一种现实人类发展的公共危机开始浮现，它就是流行性疾病。

流行性疾病是自古有之的一种公共危机。欧洲医学的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32]著述的《希波克拉底全集》中有一部作品是《论流行病》（Epidemics）。古伊斯兰文化中的著名医者Rhazes在8世纪晚期和9世纪上半叶担任过阿拔斯王朝四任哈里发宫廷御医，其最广为人知的是对一些诸如天花和麻疹的疾病有着极其精确的描述。在古代社会，黑死病、天花、霍乱和流感都是对人类具有巨大伤害力的灾难性流行病。公元2世纪晚期，中国和罗马险些俯伏在瘟疫面前。在罗马，公元165～180年的“安东尼鼠疫”之后不到一个世纪又爆发了遍及全帝国的一次疾病大流行。中国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几次流行病。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麻风对欧洲人而言始终是一个严重的威胁。鼠疫则在欧洲、亚洲均有出现。印度和中国受疟疾之累长达数千年。随着人类文化环境的变化，流行性疾病也在不断变化。今天，在发达国家，慢性病如癌症、心脏病、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已经取代感染性疾病，成为对人类主要的杀手；艾滋病已经成为一种与黑死病、天花、霍乱和流感一样对人类造成过灾难性和毁灭性打击的祸害。

文化是导致流行性疾病出现和大面积传播的主要原因。基普尔在其主编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就指出：旧大陆的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耕者，虽然不可能没有病，但一般认为没有流行病和现在被看作“文明病”的许多其他疾病。事实上，人们同意许多流行性病毒性疾病（如天花）的摇篮是古南亚地区，那里是文明发展到足以支持这些疾病的最早的区域之一。疾病从那里向东扩展到中国，然后随佛教徒传播到朝鲜和日本。[33]可见，文化是导致流行病爆发和传播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人畜之间的疾病传染和传递。随着人类学会圈养、控制和繁育动物和家畜，人类开始被迫与动物同处在一个环境中，这时的动物身上携带的痘病毒、瘟热、麻疹、流感和其他病害开始向人群传播。随后，这些病毒又随着人群的迁徙传播至其他人群。其次是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活动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罹患来自水中病原体的感染性疾病的机会，对土地的翻耕增加了人们罹患真菌性疾病的机会，定居生活方式本身就能够引发疾病在固定场所的出现和传播。农业技术的发展导致产品过剩的出现，食物的剩余为社会分工创造了可能，工匠、商人、统治阶层等城市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出现了，紧接着，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开始出现。城市化是促使流行病爆发的另一个文化因子。由于人口向城市中心的聚集，对于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城市而言，当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供应短缺时，城市的居住者往往会面临比农村人口更大的灾难；同时，大量人口聚居在相对狭小的地理区域内，大大增加了各种疾病通过感染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机会，从而导致城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疾病的爆发流行。尽管各种自然灾害和传染病时时打乱各个早期文明的发展，但由于这些早期文明仍然能够彼此保持足够的距离，并且疏于交往，自然隔离的状态使各种文明得以按照自己的轨迹成长和发展，并形成各自的自组织规律。但这种自组织发展状态很快就被基督纪元初年，随着贸易拓展到中东、亚洲和欧洲各地的横越大陆的商队和外海航行的船只所打破。人群的迁徙、贸易往来的不断扩展是造成疫病传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基督纪元初年所形成的这个新商业网络的外侧远端分别是中国和罗马。公元2世纪晚期，中国和罗马险些俯伏在瘟疫面前。早期的贸易交往对传染病是相当缺乏经验的，因此病原体很容易通过人口的流动而传播。在中世纪的前几个世纪里，从欧洲向中东的迁徙一直在增长之中，从最初小规模的朝圣开始，随后在十字军的历次东征中趋于鼎盛。人口移动创造出贸易网络，贸易又推动了新的更大的城市中心在欧洲的兴起，这些城市中心繁华的背后是极度的拥挤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恶劣，这些都为传染病的广泛和迅速传播创造了条件。地中海地区在第一个公元1000年的中期和后期也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流行病袭击，这些流行病袭击的主要原因是上述地区对人口迁徙和来自海上的传染源不曾设防。随着欧洲文明开始缓慢地向北偏移，到了中世纪早期，北欧成为疾病爆发相对频繁的地区之一。人口迁徙、贸易往来、城市化，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在1331～1346年，人类历史上传染病中最坏的一种黑死病从中国南部经克里米亚，通过地中海商路来到欧洲，1346～1350年在欧洲大陆爆发开来，殃及欧洲全境东南西北。在这次世称黑死病的腹股沟淋巴结鼠疫的一次扫荡之后，欧洲人口至少有1/3死亡。随后，黑死病又几次席卷欧洲。总的来讲，人口迁徙、商业贸易往来、移民、城市化、十字军东征这些人类文化活动是导致流行病产生和大面积传播的主要因素。“到15世纪末，欧洲人已经‘积攒’下来并且彼此‘馈送’了偌大一批当时已经演化成慢性传染病的疾病，包括麻疹、腮腺炎、流感、水痘、天花、猩红热、淋病、结核病。”[34]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殖民运动的拓展，欧洲人的文化活动范围有了新的内容：欧洲—非洲，欧洲—美洲新大陆，非洲—欧洲—美洲新大陆。新航路的开辟和此后新型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等新交通技术的不断出现，整个地球被联结在一起。此后，疾病更是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一战”后的西班牙大流感、20世纪90年代席卷欧洲的疯牛病、2003年肆虐全球的SARS以及后来的各种流感，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疾病全球化已成为一个重要公共危机问题。

四 战争等集体暴力

1.战争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物品的出现，对食物等剩余物品的争夺也随之出现。据考古资料显示，最早的战争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初中石器时代的初期。这说明，人类从原始人群到公元前21世纪初，在二三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战争的历史还不到一万年（另一说法为上万年）。原始社会的战争是由于氏族部落之间或部落联盟之间，为了争夺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等天然财富，甚至为了抢婚、种族复仇而发生，进而演变成原始状态的战争。这种战争，同阶级社会的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具有政治目的和阶级压迫、奴役的性质，战争中的俘虏，不是杀掉，就是吃掉。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战争是人们用暴力手段抢夺劳动果实、剩余物品、土地、人口、生产资料等一切有价值东西的一种方式，并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化为敌对双方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等目的而进行的一种集体地、有组织地互相使用暴力的武装战斗。随着人类文化的演变，战争先后成为部落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国家联盟之间、阶级之间、不同政治集团之间解决矛盾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成为一种集体性暴力。尽管从广义来说，并不是只有人类才有战争，蚂蚁和黑猩猩等生物也有战争行为。动物的战争通常是具有本能色彩，目标和方式也比较单一。而人类的战争，是有意识的，善于发现并总结规律，因此，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集体暴力行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发生次数和规模进一步增加。中国的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混战局面、历次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以战争形式存在；近现代以来，从改变古老文明命运的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历经了无数次战争。就世界范围来看，发生在公元前744～612年的亚述战争、公元前492～449年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3～2世纪的马其顿战争、公元前49～31年的罗马内战、公元6～7世纪拜占庭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公元7～11世纪拜占庭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战争、公元1096～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等都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战争。迈入近现代以来，人类战争无论是在规模、性质、目的、技术手段、杀伤力等各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新的变化。公元1337～1453年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公元1618～1648年的30年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公元1642～1649年的英国内战属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英荷战争（1652～1654，1665～1667，1672～1674）、俄瑞战争（1656～1658，1741～1743，1788～1790，1808～1809）等都属于帝国主义之间的殖民战争；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3～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几乎把全世界各国都卷入其中，对人类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二战”结束之后，地区战争接连发生，20世纪后半叶，尽管世界整体进入和平势态，但基于各种原因的内战和地区冲突不端：50年代的印巴战争和朝鲜战争；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80年代的英阿马岛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两伊战争；90年代的海湾战争、车臣战争、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五次中东战争以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给交战方都带来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损失惨重。进入21世纪后，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2003年苏丹达尔富尔爆发全面战争；同年3月美国对伊拉克宣战，长达7年的伊拉克战争开始；2011年，以法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发动了利比亚战争。根据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的描述，如果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人口总数分别为8亿、12亿和25亿，那么在这三个世纪中大规模战争导致的每年的死亡率分别为0.09‰、0.15‰和0.4‰。其中20世纪，世界爆发了250场国际和国内战争，大约有1亿人直接死于由政府支持的、由军事单位组织的集体暴力，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大约在10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1500万人。[35]

除了战争这种集体暴力形式之外，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其他暴力形式还包括地区冲突、民族冲突、种族冲突、阶级冲突、宗教冲突等大规模暴力流血事件，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大屠杀行为。

2.屠杀

公元1世纪，在罗马攻占巴勒斯坦后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大约150万犹太人，并将余者全部赶出巴勒斯坦土地。公元3世纪，“五胡乱华”过程中几百万中原汉人被屠杀。公元14世纪由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帖木儿帝国先后在中亚地区和西亚地区进行战争和屠城，用“战场首级制”洗劫一个个文明古城，屠杀了中亚、西亚地区的富庶城镇中上百万的无辜的城市居民。对中亚、西亚地区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期间爆发圣巴泰勒米大屠杀，有7万～10万人死难。16世纪清军入关时实施了包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内的几十个屠城行为。19世纪中国清朝大臣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率湘军攻入太平天国的“天京”后，杀害无数平民。直接死于屠杀的有1000万～1500万人。直到10多年后的光绪登基时，富庶繁荣曾甲天下的古城南京还不到50万人。

人类进入近现代以来，大屠杀行为有增无减。18～19世纪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大陆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导致美洲印第安人的大灭绝，这些行为和政策被统称为印第安人大屠杀。在西方殖民国家没有到达美洲大陆之前，美洲大陆居住了8000万印第安人，美国区域居住1000万以上的印第安人，而如今生活在整个美洲的印第安人不超过400万，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仅剩290万（不包括混血者）。1900年的“庚子俄难”[36]，俄国政府对中国黑龙江部分地区民众进行屠杀；1915～1923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奥斯曼帝国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共导致大约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亡。“二战”期间，借助战争的硝烟，大屠杀行为更是屡屡发生：1937年日军侵华期间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南京大屠杀，被屠杀的中国平民超过30万人。1943年的厂窖大屠杀，灭绝人性的日军在厂窖残酷杀害中国军民3万多人，摧残致伤3000余人，强奸妇女2000多人。整个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的死亡达到了3500万人。1941年日军撤退过程中对马尼拉进行了疯狂屠杀，大约12.5万菲律宾人民遭到杀戮。“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有组织地对德国境内、欧洲、德军占领苏联地区和波兰等地的犹太人实施有计划的大屠杀，大约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德国纳粹还对国内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罗马天主教徒、100万～150万政治犯、大约25万德国籍残疾人，以及吉普赛人等其他“劣等民族”进行了屠杀行为。除此之外，德军在苏联占领区对几十万苏联平民进行了屠杀。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共有60多万苏联平民被纳粹德国折磨致死，其中有许多人被焚尸灭迹。仅在立陶宛的波纳利镇上就有8万名苏联平民被集中屠杀。1940年春苏联红军为报复波兰在苏波战争中对苏军战俘和平民的屠杀，将大约2.2万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卡廷森林杀害，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卡廷惨案”。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沉浸在对战争的深刻反省之中。战后，人们对和平、对生命愈加珍视。尽管如此，“二战”之后，世界依旧发生了几次令世人痛彻心扉的大屠杀事件。60年代越战期间，美军实施了“美莱村大屠杀”。70年代，红色高棉执政下的大屠杀，致使柬埔寨人口骤减了1/3。1982年9月，黎巴嫩基督教民兵在以色列的支持下血洗位于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被称作“贝鲁特大屠杀”。1994年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堪称人类史上速度最快的大屠杀，在大约100天内，近100万人被屠杀。2004年的费卢杰大屠杀是驻伊美军对费卢杰发起进攻的过程中，美军用各种残酷手段杀害了超过5000名费卢杰平民。

总的来讲，尽管战争和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化的产物，但现代文化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化进程和现代管理体系的出现为现代战争和大屠杀增添了更多更具杀伤力的暴力工具，从而使得现代社会的战争、地区冲突和屠杀行为更具现代性和毁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