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英处置香港问题之方略

香港问题未能在中英新约谈判中解决，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种失落，但失落的同时，由于宋子文的照会表示将在日后提出新界问题，而又带来了收回香港的希望，不过这种希望多多少少只是国民政府的一厢情愿而已。新约中对香港问题只字不提，而中方单方面的照会对英国没有丝毫的约束，英国外交官们的虚与委蛇，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国民政府幻想的空间，似乎解决香港问题存在的困难只是时间与时机问题，等到战后一切便可迎刃而解。其实，英国从来就没有承诺对解决香港问题承担义务。尽管如此，新约的签订多少又显示了一种收回利权方式的可能性，即通过外交手段，以另订条约的方式冲破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既然治外法权可以因此废除，那么收回国土也应当可以因循这一路径解决。新约谈判的舆论效应与社会影响正逐渐发酵，收回香港渐成一种舆论和民意的共识，也是朝野共同的期许与愿景。

一 中国收回主权的设想

中英新约签订后至太平洋战争结束前，较之于英国重占香港缜密而细致的准备，中国对于收回香港始终停留在设想阶段。这个设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外交渠道争取美国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寻找契机与英国谈判收回香港；二是从军事战略考虑，制定对日作战方案，派出军队占领香港。严格意义上，第二点并非是为了收回香港（尽管决策层有过这方面的考虑），由于香港处于中国战区，消灭华南日军进而光复香港，在战略分工上理所当然是中国战区的责任。下文将分述中国在外交途径和军事战略两方面收回香港的设想。

（一）外交途径收回香港的设想

中英新约签后两个月不到，一个收回香港的具体设想开始酝酿。1943年1月18日，蒋介石电告正在美国纽约访问的宋美龄，表示“英国与我所订新约不肯提及归还九龙租借地事，实为遗憾”。而宋美龄利用访美的契机与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积极商讨有关中国在战后收回失地的问题。3月1日，宋美龄电告蒋介石会谈结果：“关于战后建设问题，彼谓琉球群岛、满洲及台湾将来应归中国。对香港问题，妹曾告彼我决意收回，因为主权有关。罗谓香港主权应属中国，但可划定为自由港。”由此可见，“自由港”方案的酝酿肇始于美国的建议。

3月12日，罗斯福会见了访美的宋子文，再次提出“自由港”的建议。罗斯福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Eden）即将来美访问，美英之间将商讨欧洲善后及战后世界重建问题，届时他将向艾登建议战后英国归还香港，而中国“自动将香港九龙一部或全部划为自由区，在该区内不征一切捐税”。罗斯福还表示：“英经营香港百年，宣布为自由港可保全英侨民一部分权利，此亦中国为建设新世界之贡献。”宋子文回应说，前任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Kerr）在重庆时曾表示英国愿意放弃香港，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也获知英方人士亦有此类想法；并且，中英新约签订时，英方表示愿意在战后与中国商讨九龙租借地问题；此外，战后香港在军事上已无重要性，若中国严格将其视为外国属地，香港经济“即行破产”。至于将香港划为自由港的建议，宋子文说，自己在未得到蒋介石的指示之前，不能表示任何意见。

宋子文于第二天将此消息电告蒋介石，请示对策。蒋介石令陈布雷复电：“元电诵悉，中意香港如英国交还我国后我国可自动声明以香港（或连旧九龙租借地在内）为自由港当不反对。但不能作为交还香港之条件，必须由我方以自动方式出之为要，惟此须国防会议通过，兹已转该会提出讨论，待公决后当再电达。”3月19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专就此事召开临时会议，林森、孙科、于右任、吴稚晖均对蒋介石的回电表示赞同，会议决议“英如交还香港后，我国可自动宣布香港及旧九龙割让地为关税自由港”。3月24日，外交部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议电告宋子文，宋子文于27日转告罗斯福，表示中国政府接受了“自由港”的建议。然而，“自由港”的设想实在只是一厢情愿，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艾登赴美与罗斯福会晤，他拒绝接受这个建议。正如前文所述，早在1942年八九月间，英国就已经意识到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倾向于支持中国。伦敦认为，即便如此，英国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道理很简单，英国和美国在战后远东问题上存在竞争关系。

与此同时，1943年3月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对香港问题有如下阐述。

然而吾人对于此次新约之成立，亦不无遗憾之处，就是九龙租借地本为我国领土，而英国未能将此问题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实为中英两国间美中不足之缺点。但我国政府于中英新约签字之日，即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声明我国保留有收回九龙之权。故九龙问题仍可随时提出交涉。惟国人所当知者，即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上确有相依恃的连带关系，且不能不同时解决。今日英国之有所待者，其故当在于此，无待详述。吾人且信英国政府不致为此弹丸之地而妨碍中英两国永久的友好邦交，盖可断言。

《中国之命运》是中国最高统治者对香港问题又一次明确的表态，虽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用，但仍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角力开诚布公地表露出来，是向民众显示出政府维护主权的指向、承诺和决心；二是表明香港与新界的连带关系，即若是要与英国谈判，目的不单单是收回新界，而是意在整个香港。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出版后不久，外交部欧洲司官员张纪培提交了一份题为“香港九龙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张纪培首先阐明了香港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重要性。在回顾了英国侵占香港的历史之后，他指出香港孤悬海外会给中国造成损失，危害极大。在报告的后两部分，张纪培提出了收回香港的办法和具体对策，兹录全文如下。

二、收回香港九龙之办法：

（甲）向英交涉香港九龙同时收回办法

（1）为中英永久友好合作，互助互利起见，中英两国政府即直接谈判，商订专约，由英国政府将香港及九龙租借地同时交由中国政府收回；（如提交和会及其他国际会议恐滋纠纷而致延搁。）

（2）在香港及九龙租借地实际交还中国政府接收后，立即由中英两方派员会同清查英方所有之港坞建筑、公共设备及公营事业等，□公估价，概由中国政府收买。如收买价款，中国政府不能全部付现时，得以英国政府贷款或其他方式予以清算解决，其详细协定另订之；

（3）中国政府保证永久维护英国在华之正当权益并对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政府及其人民在华投资经营及贸易予以便利；

（4）中国政府保证充分利用香港及九龙为中英永久友好合作之枢纽，并协助防止某项区域内对于大英帝国安全之威胁。

（乙）九龙租借地收回办法：

（1）为中英永久友好合作，互利互助起见，中英两国政府即依据中英平等互惠新约之文字及精神直接谈判，商订专约，由英国政府将九龙租借地交还中国政府接收；

（2）在九龙租借地实际交还中国政府接收后，即由中英两方派员会同清查英方所有之港坞建筑、公共设备及公营事业等，□公估计，由中国政府收买。至如收买价款，中国政府不能全部付现时，得以英国政府贷款或其他方式予以清算解决，其详细协定另订之；

（3）中国政府保证永久维护英国在华之正当权益并对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政府及其人民在华投资经营及贸易，予以便利；

（4）中国政府保证充分利用九龙为中英永久友好合作之枢纽，并协助防止在香港一带区域内对于大英帝国安全之威胁；

（5）中国政府于香港设立海关，征收一切经香港运华货物之入口税收政策，俾杜绝中国沿海一带之走私；

（6）切实改善香港华侨之待遇。

三、达成目的之方法：

（甲）以宣传方法，使英国朝野明了中国民族性，历来爱好和平崇尚道义，是以香港及九龙租借地之收回，有助英国安全及在华权益之维护，暨其商业利益之发展。

（乙）至少九龙租借地本为中国领土，应继中英平等新约，一体交还中国，否则白璧微瑕，美中不足，且将影响中英邦交，就英国言之，诚属不智也。

（丙）以交涉谈判方式，晓以大义，提请英国政府同意交还。

（丁）使我国人士群起注意研究香港及九龙租借地收回问题，以期形成正当舆论。

这是目前档案材料披露的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国民政府最详尽的收回香港的设想，这个设想也最终只停留在外交部的计划层面。张纪培的设想看起来条文清晰，却没有多少实际价值。对于收回香港，张纪培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一并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二是先收回新界，途径均是与英国进行直接磋商。至于谈判的时机、提出的方式这些至关重要的内容均未涉及。所谓的收回办法也仅仅是基于英国同意归还香港的前提下保证其在港利益的承诺，其内容也基本上是前述“自由港”方案的翻版。而张纪培所谓“达成目的之方法”更是隔靴搔痒，说来说去都只是在宣传和舆论上对英国人“晓以大义”。宣传的功效本来就是“迷思”，如何能够“觉悟”英国人？其效果难以想象。

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国首脑于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蒋介石曾在1943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表示将在开罗会议上提出香港问题，但经反复斟酌，最终决定所有有关中英争端的问题不在开罗会议上提出。蒋介石为开罗会议准备了有关远东政治的提案，有以下三点：“（一）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应归还我国。（二）保证朝鲜战后独立。（三）保证泰国独立及中南半岛各国与华侨之地位。”收回香港没有列入其中。据梁敬錞披露，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表示战后香港应当归还中国，而蒋介石建议可由美国与英国先行商讨。这也许是出于担心若中国直接提出会遭遇英国的直接拒绝。在之后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提出香港问题时，丘吉尔干脆拒绝讨论。

除此之外，对于开罗会议还有另一种说法。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中将参谋的杜建时随同蒋介石赴开罗，据他回忆，蒋介石曾就香港问题与丘吉尔正面交锋。杜建时描述说，蒋介石在会议上提出战后收回租借地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支持了蒋介石的意见，并问蒋介石对香港如何打算。蒋尚未回答，丘吉尔大声疾呼香港是英国领土，蒋介石回敬说英国与清廷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不予承认，战后随时可以收回香港。杜建时的说法恐怕未必准确，尚未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蒋介石返回重庆后曾说：“香港问题，本人并未提出。惟罗斯福总统曾向本人表示将香港作为自由港，而将主权归还中国，将来必可办到。”至此，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再未有使用外交手段收回香港的计划与准备。

（二）收复香港的军事方案

前述《事略稿本》披露，对于香港，蒋介石打算“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蒋介石的想法可能具有两重含意：其一是单纯从战争角度出发，完成消灭日军、收复香港的军事目标；其二是造成中国军队占领香港的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势必面临重返香港的极大困境——正如蒋介石分析的所谓“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当然，蒋也承认“此乃为最之手段”。目前公布的资料仅能证明从1943年11月到1945年7月，中国战区曾制定相关作战计划，实现歼灭华南日军，攻占广州、香港的军事目标。但并无史料可以进一步证明国民政府准备在占领香港后建立行政机构、彻底收回香港。

开罗会议上，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曾提出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史迪威认为，待恢复中缅交通、运送必需的装备与供给后，即可发动收复广州和香港的军事行动。1944年，缅北战场进入反攻阶段，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会师芒友，缅北滇西作战胜利结束。但西南交通线恢复之后，收复广州与香港的军事行动没有能够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实现。主要原因是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会战，华南和西南众多战略要地落入敌手，延迟了中国战区反攻华南的军事行动。

1945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订了《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针对华南战场，作战计划大纲的设想是由美军登陆占领广州和香港，卫立煌、汤恩伯率部攻克宜山、柳州后，以主力向梧州、三水突进，与美军会师西江。但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军事行动迟迟未能展开，加上日军发动老河口及芷江作战，该作战计划未能实施。3月，美军发动冲绳战役，日本参谋本部判断“华南方面不仅对防卫本土的重要程度已大大减小，同时联军在该方面登陆的话，恐怕也不会超出英军夺取香港的范围”，认为“只留下能确保广州、香港的兵力即可”。5月中旬，东京做出实施战略收缩的决策，日军“中国派遣军”于6月10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命令驻华南部队，即田中久一的第二十三军向广州和香港收缩。至7月中旬，日军在广州及其外围地区仍驻有3个师团、4个旅团及1个香港防卫队，兵力共约9万人。从中不难看出，美军登陆冲绳后，日本“帝国的国门”已被攻破。日军认为华南地区的战略意义已大为降低，一方面日军开始将华南、西南地区的部队北调华中、华北；另一方面，日军集中华南的剩余兵力布防战略要地，用以抵抗盟军登陆作战，力保广州与香港。1945年5月，日军开始从广西逐步撤出，中国军队跟踪追击，于6月30日收复战略要地柳州，为实现歼灭华南日军、收复广州和香港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7月9日，驻华美军作战司令部负责人柏德诺（Haydon Boatner）准将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提交了一份从速攻占广州、香港地区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要点在于盟军从海上登陆雷州半岛，利用湛江港作为补给基地，以主力部队向东进攻广州与香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认为这个方案过于冒险，在衡阳、曲江、赣州有日军机动兵团的状态下“遽攻广州，免以主力侧背授敌，万一不胜，致招不可挽救之失败也”。

因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7月14日制订了《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该方案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攻略桂林及雷州半岛，开辟第一海口；第二阶段，攻略衡阳、曲江，为第三阶段作战扫清威胁；第三阶段，攻略广州、香港。攻占广州、香港的具体方案是：“以新一军及第三方面军（欠第二十七集团军）暨另由第三、第七、第九战区抽出之三个健全军担任之，务求在数量上构成优势。”攻击开始时间定为1945年12月1日，具体攻击部署如下。新一军由梧州沿西江两侧地区，攻击广州之西面。第三方面军以主力沿粤汉铁路攻击广州北面。于第三、第七、第九各战区抽出之三个健全军由龙南、河源分道南进，以一部进攻增城、石龙，截断广九铁路，再进而攻击广州之东面，以主力经惠阳、九龙道攻击九龙半岛及香港。该方案特别强调中国军队希望美军在攻占香港的军事行动中能够支援配合：“我军攻击广州、香港时，并希望美军海军参加对广州、香港之攻击，尤希望美军陆战队登陆作战，并派船舰运输掩护五十四军在广州以南各要点之登陆。此外，并协助攻占九龙半岛之我军向香港登陆。”

然而，这个军事计划只完成了第一阶段攻占桂林部分，7月17日，中国军队向桂林追击日军，于28日收复桂林。此后不到一个月，日本宣布投降，攻占广州和香港的作战方案终止实施。国民政府从日军手中夺取香港的作战计划停留在了纸面上。

二 英国重占香港的准备

相较之于中国收复主权的设想，英国政府重占香港的准备要详尽、具体和务实许多。中英新约签订后，英国政府在多个场合声明不会在战后放弃香港的立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45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途经伦敦奉罗斯福之命与丘吉尔讨论香港问题时，丘吉尔说出的那句为英国的香港政策定论的名言：“除非跨过我的尸体，否则别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的版图上抹掉”（Hong Kong will be eliminated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only over my dead body）。英国的政党政治尽管提供了讨论和修改对外政策的空间，但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均主张英国在战后重返香港。1945年7月，艾德礼（Clement Attlee）接替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新的工党政府完全继承了之前丘吉尔内阁的香港政策。

当然，强硬的政策还需要周密准备的支撑才能使英国重占香港从计划变成现实，而这一过程的主要推手是英国殖民地部和军方。尽管中英新约搁置了香港问题，英国政府也从未表示要放弃香港，但日军占领香港的现实和中国收复失地的诉求仍然使得香港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香港未来的不确定性正是殖民地部之焦虑所在。1943年，殖民地部曾试图发起一个跨部门会议，专门负责香港问题，但这个建议被外交部否决。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部内部于1943年成立了一个“香港计划组”（The Hong Kong Planning Unit）负责筹划战后重占香港，拟订建立行政机构的方案以及未来恢复殖民统治后的政策规划。起初这个小组只有9名组员，均是曾在香港任职的资深官员。成立的第一年，“香港计划组”还隶属于“马来亚计划组”（The Malayan Planning Unit）；到1944年9月，前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麦道高（David Macdougall）出任香港计划组组长，组员增加到28人。香港计划组的核心是“民政事务组”（The Civil Affairs Unit），这是一个不公开的组织，它的职能是在英国重占香港后迅速建立行政机构。

除此之外，英国驻重庆大使馆和驻华英军司令部构成了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情报网。有关香港问题的信息通过这两个机构传回英国，并递交到外交部、殖民地部和军方的决策层，成为英国内阁判断和处理香港问题的主要依据。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组织是英军服务团（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它于1942年7月经国民政府认可，由赖濂仕（Lindsay Ride）上校在曲江成立。赖濂仕本人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1928年10月来到香港，受聘担任香港大学生理学教授，同时他也是香港防卫队（The Hong Kong Defence Force, HKDF）成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赖濂仕兼任英军战地医院军医，香港沦陷时被俘，关押在深水埗集中营。1942年1月，赖濂仕逃出集中营，在中共港九大队帮助下安全抵达重庆。赖濂仕的英军服务团受到英国军事情报局第九处（MI9）的战术指导和物资援助，主要负责营救战俘逃离香港和收集情报。其总部后迁至广西桂林，在广东惠州设立一个前方办事处，掌控多条进出香港的交通渠道。其中，1942年设立于新界西贡、代号为“Y”的联络站是英军服务团唯一打入香港的前哨站，为后来英国重返香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英国政府为重占香港可谓煞费苦心，相关机构的设置、人员的招募以及预案的制定在1943年以后有条不紊地运作起来，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如何重返香港。由于香港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以蒋介石为统帅的中国战区，而并非英军统帅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将军指挥下的东南亚战区，这是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分工决定的，因此，反攻华南、军事占领香港理所当然属于中国战区的职责。然而，一旦香港处于中国的军事占领之下，英国以什么理由、采取怎样的方式重返香港？这个问题令殖民地部的官员们备感头疼。

前述香港计划组及其核心民政事务组是英国重返香港的关键机构，怎样将其派遣到香港并重建行政机构是整个问题的核心。由于此后的日本投降具有一定的突然性，在1945年8月之前，英国政府并没有预见到日本会很快崩溃。所以，一切重返香港的计划都基于一个前提——中国军队（在美军的协助下）将攻占香港。英国的难题在于，在中国军队反攻香港的预期中，如何在不引起中方注意的情况下，将英方相关人员派遣至香港，并成功实现重建行政机构、恢复英国统治的目标。殖民地部一直在寻找重返香港的契机，1945年春，来自重庆英国大使馆的一系列电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945年4月11日，驻华大使薛穆在给伦敦的电报中透露，驻华美军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奥姆施特德（Olmsted）准将建议薛穆为他的部门配备一名英国军官，以便处理重占中国港口城市时面临的经济接收问题。战前英国在华投资巨大，尤其是在中国的港口城市拥有大量固定资产。中国军队和美军占领这些城市后需要对这些资源和设备进行处理，按规定，平民不得参与此事，因此，美国军方希望能有一位具有中国事务以及经济方面经验的英国军官作为联络官协助处理相关事务。薛穆向外交部表示这是一个保护英国在华资产与利益的机会。

第二天，薛穆再次致电外交部请求他们考虑这个建议，他认为联络官合适的人选是具有丰富的在华经验，最好在上海或香港待过的人。薛穆建议联络官应当接受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或大使馆武官处的领导。在阐述上述建议之后，他将话题转移到香港问题：“关于重占香港，这个职位的功能是复杂的；但是我想，有必要建立与殖民地部的联系，该职位的主要功能是为中国和美国军事当局提供有关香港设施的情报。”

此后，薛穆与丘吉尔在中国的特别代表魏亚特（Carton de Wiart）将军以及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贺毅士（E. C. Hayes）将军进行了会商，4月17日，薛穆接连向伦敦发出两封电报阐述他们的看法。薛穆在电报中说，美国人关于设立英国联络官的建议引发了他们“一连串的想法”。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认为，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中国和美国的军队会比中国政府先到达日本占领的地区，尽管如此，美国人会派遣行政官员随同军队的前进指挥所前往收复地区，因此，英国也应该准备这样做。薛穆表示对中国军队的进攻计划一无所知，并且，在中国战区可资调配的英军太少，因此，他建议将设立英国联络官的设想扩大成设立英国联络组跟随中美两国军队一同行动。联络组的主要任务包括提供中国战区每日情报给各相关军政机构、维护英国在华利益、为中美两国军队提供援助服务、向英国大使馆提供收复区的政治经济信息以及保护英国资产等。此外，薛穆在17日的两封电报中均提到了香港问题，他表示自己了解伦敦方面正在研究香港问题，但并不清楚英国是否在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中安排了人员，以便及时处理有关重占香港的事务。因此，他建议应当让设想中的联络组与准备在香港登陆的军队保持密切关系。两封电报中，薛穆都强调，这个方案应当先咨询美国人，再告诉中国人，虽然他估计蒋介石不会反对，但仍建议最好避免提及香港问题。

殖民地部迅速对薛穆的电报做出反应，殖民地部香港事务官员鲁斯顿（A. Ruston）在给外交部远东事务主管史班纳（Sternale Bennett）的信中表示，香港被中国军队占领的危险性正在增加，殖民地部已设立了以民政事务组为核心的香港计划组；大使馆建议设立英国联络组跟随中国军队进入香港，将有助于阻止中国的正规军或游击队在香港组织政府。她认为，设立联络组的方案与香港计划组的职能并不冲突，因此，殖民地部应当支持这个建议。然而，设立联络组的建议引发了另一种担心，因为香港计划组及其核心民政事务组一直是殖民地部在重占香港计划中的执行机构，一定程度上，民政事务组就是计划中的战后香港政府的雏形。为了适应战争形势，殖民地部一直谋求通过陆军部（War Office）对香港计划组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其能够在非常时期迅速返回香港、建立行政。香港事务主管梅勒（N. L. Mayle）担心设立联络组后，陆军部会放弃对香港计划组进行军事训练，英国政府将依靠设想中的联络组去处理重占香港的问题。此外，梅勒还对薛穆在电报中用“解放香港”（Liberation of Hong Kong）而不是用“重占香港”（Reoccupation of Hong Kong）的表述感到遗憾。经过协商后，薛穆建议联络组中的英国军官可以接受行政训练，为重占香港并建立行政机构做准备。殖民地部表示赞同重庆大使馆的提议。

1945年7月23日，英国外交部、殖民地部、陆军部以及香港计划组召开联席会议，经过商讨认为：既然香港处于中国战区内，那么必须要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才能派遣英方人员跟随中国军队接收香港，从而建立行政机构，恢复英国的统治。但如果向蒋介石直接提出这个要求，势必会引发中方提出有关香港未来地位的谈判，因此，英国政府对提出这个要求的方式犹豫不决。基于这样的考虑，有关设立联络组跟随中国军队行动的建议迟迟未能落实，外交部同意先在驻华美军司令部中任命一名英国军官作为联络官，之后再考虑设立联络组。

1945年8月初，日本有可能在短期内投降的迹象开始显露，这增加了殖民地部对于香港问题的焦虑感。8月3日，殖民地部会同外交部、陆军部和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准备应对香港出现的突发情况。会议设想了三种可能性：1．英国或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海上登陆占领香港；2．中国军队在美军协助下由陆路占领香港；3．不受蒋介石领导的中国非正规部队占领香港。对于前两种可能性，殖民地部准备派出香港计划组“在恰当的时间”随同军队进入香港。但是什么时候是“恰当的时间”？之前又如何向中国军队提出这个要求？殖民地部并没有详细方案，只是表示要继续深入研究。殖民地部最为担心的是第三种可能，即中国的非正规部队占领香港，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是日本突然宣布投降，而蒋介石的军队来不及到达香港。档案文献中并没有提及“不受蒋介石领导的中国非正规部队”的具体身份，此时，活跃在新界的有中共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香港邻近地区还有一些地方游击武装和土匪。殖民地部担心日军投降，香港顿成真空，因此提出建议：一旦出现日本即将全面崩溃的情况，军方应当立刻派出舰队驶往香港；香港计划组将随同舰队出发，或在舰队出发之后前往香港。这个建议颇为重要，这表明英国政府开始把派遣自己的军队重占香港提上议事日程。

针对8月3日的联席会议，殖民地部开始研究重占香港的具体预案。8月4日，殖民地部助理常务次官贞特在致常务次官盖特的报告中一开头就写道：“我们必须接受现在的情况，军事形势将香港置于蒋委员长的战区，他的参谋长是一名美国将军，美国协助中国组织并训练了军队，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局面。”贞特还说，准备让香港计划组及其核心民政事务组接受陆军部的军事训练，使其能够迅速在香港建立军事管制政府（Military Administration）。至于如何与中方沟通，让香港计划组在中国军队占领香港的情况下恢复英国的统治，贞特表示，殖民地部曾建议外交部利用美国人对中国施压，即在波茨坦（Potsdam）会议上寻求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的帮助；至于结果，外交部事后并没有向殖民地部反馈。接着，贞特指出，现在香港存在着危险性，即在日本突然崩溃的情况下，中国的非正规部队会占领香港，并可能建立政府。在这种形势下，香港有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与劫掠。这样一来，英国不仅会失去威信，也会为重新恢复在香港的统治遭遇极大困难。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出现，贞特建议由殖民地部会同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和海军部做出安排，一旦获悉日本即将投降，立即派遣二至三支快速舰队驶往香港。贞特请示是否可以由他为这个方案准备一份文件。

而与此同时，中国战区拟订从雷州半岛登陆进攻广州、香港的军事方案被英方获悉。1945年8月3日，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向海军部报告，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将军决定攻占雷州半岛，以湛江港作为补给港；8月将有3万吨物资运到湛江，以后，每月将增加到6万吨，目的是为中国军队攻占广州和香港做准备。电报强调，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已向军官们下达了“雷州半岛、广州和香港军事行动方案”。这个军事行动方案即是前文所述由驻华美军作战司令部于7月中旬提出的方案。8月7日，英国军方开会商讨对策，在讨论中，参谋总长布鲁克（Alan Brooke）元帅认为，攻占雷州半岛后，中国军队不会迅速夺取香港，因为那里的日军兵力非常强大；在蒙巴顿将军就此计划做出安排之前，英美两国军方应当达成一个官方协定。空军参谋长波特尔（Charles Portal）元帅认为，如果决定派遣英国部队参加重返香港的任务，应当由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安排在马尼拉进行准备。首相的参谋长伊斯梅（Hastings Ismay）将军认为，应当告诉美军，任何有关英国属地的军事行动，英国军队都要参加。会议决定，有关香港问题还需要向殖民地部咨询，以便采取相应对策。

殖民地部迅速做出回应，表示他们正在为占领香港后重新恢复英国在那里的统治做准备。殖民地部建议尽快让香港计划组进入香港，该计划组既可以随同中国陆军从雷州半岛出发，也可以跟随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海上登陆香港。殖民地部表示，目前英国政府与蒋介石之间没有就此进行任何安排，即便在占领香港前达成协定，仍会有操作困难，而且中国军队也许会采取行动，给英国人重返香港制造障碍。因此，殖民地部希望香港计划组能跟随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海上登陆，并表示，如果英国海军参与登陆香港的军事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殖民地部强调：“恢复英国在殖民地的利益是我们的事情，而不是美国和中国的事情，所以，殖民地部急切希望尽可能让英国参与这次军事行动”。

以上说明，在8月10日之前，即日本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的信息被证实之前，殖民地部已为重返香港定下了基调，即无论香港由中国军队占领还是出现其他任何情况，英国都应当派遣军队从海上登陆香港。对于英国来说，三年多之前曾因战败而失去香港，派兵收回似乎是最能挽回尊严的一种方式。事实也证明，它是保证英国顺利重返香港并成功恢复在那里的统治的最有效也是最可靠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