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口迁移的理论与国内外相关研究

第一节 国外经典迁移理论与模型

国外对人口迁移的研究较早，并且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口迁移理论思想体系。最早研究人口迁移的当属17世纪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他首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人口迁移流动进行解释，他认为决定人口迁移的关键是比较经济利益，当经济收益出现差异的时候，就会推动人口向比较经济利益较高的地区迁移，使他们能够在迁移后获得更大的个人效用。持此观点的还有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他认为决定农民能否实现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主导因素是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别以及能否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舒尔茨也认为迁移是一种由成本决定行为的活动，只有当迁移效益大于迁移成本，才会产生人口的实际迁移行为。

一 国外经典人口迁移理论

1．莱文斯坦迁移法则

统计学家莱文斯坦（Ravenstein, 1889）从人口学的角度全面分析了人口迁移的原因，并通过数据对人口迁移的规律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分析，总结出人口迁移规律，提出了人口迁移的6项法则：①迁移人口与空间距离呈反向变动关系，离商业中心距离越远的地区，迁移人口数量则越少；②人口迁移流呈阶梯递进的模式，距离城市较近地区的人口迁移所带来的人口空缺会由更远地区的人口添补，这样人口迁入城市的吸引力可以波及最偏远的地区；③迁移流的方向是双向的；④迁移倾向的区别，即不同类别和性别居民的迁移倾向也存在差异，城镇居民相对农村居民的迁移倾向较小，女性更倾向于短距离的迁移；⑤交通运输工具的便利与城镇工商业的发展均能促使人口迁移；⑥经济原因是促使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2．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是人口迁移理论中受到学者广泛认同、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是分析人口迁移原因的最佳理论依据。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赫博尔（Herberle）发表的《乡村—城市迁移的原因》一文中就提出了人口迁移的“推力”和“拉力”的概念。后来，唐纳德·丁·博格（D. J. Bogue）等人对该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主要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自然环境、就业机遇、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等方面构成的推拉力量对人口迁移的原因进行解释。

1966年，李（E. S. Lee）在莱文斯坦和博格的基础上发展了迁移理论，在《迁移理论》一文中再次对推—拉理论进行深入拓展，提出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试图解释从人口迁出地到迁入地的迁移过程中，迁移人口对吸力和阻力所做出的不同的反应，从迁入地、迁出地的影响因素、迁移过程的障碍因素，以及个人因素四个方面讨论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他认为人口在迁移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障碍因素，一方面是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许多因素对迁移决策产生影响，人们对迁入地的了解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迁移行为，具体包括：①人口的迁移选择性；②正向人口迁移与负向人口迁移的划分；③迁移的中间障碍越大，淘汰率越高，迁移的选择性也就越强；④迁移选择的过程与人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⑤迁移人口的特征介于原居住地人口和迁入地人口之间。Lee虽然对推—拉理论进行了完善，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推断和前提假设的检验，因此在应用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此外，古典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的主导因素是迁入地和迁出地工资差别所导致的，人口的迁出将降低迁出地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导致迁出地工资水平的上升；而人口迁入地会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而使工资水平趋于下降。最后，当迁入地与迁出地工资水平达到均衡时，劳动力也将停止迁移流动。

3．投资—收益理论

舒尔茨（T. W. Schultz）在他的《人力资本投资》中，把“个人和家庭迁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看作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根据舒尔茨的理论，可以解释人口迁移的原因，即人口迁移时的现金花费和非现金花费是投资，而迁移后所得收入是收益，是否迁移的行为决策取决于在迁入地获得的平均收益能否超过迁出地获得的收入和迁出过程中所付的成本之和。达万索（Da Vanzo, 1975）对迁移成本与迁移收益做了系统的总结，得到了人口的迁移成本，包括：交通成本、信息成本、心理成本、寻找工作和待业过程中的收入损失、迁出地的资产损失等；迁移收益包括工资水平上升、享受更完善的福利服务、更宜人的气候。而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迁移成本相对较低，且迁移后有较长的时间和更多的机会能够提高收入水平，迁移的预期收入较高。所以，年龄越轻的人口迁移动机越大。这一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迁移群体年轻人较多的原因。

4．新经济迁移理论

新经济迁移理论又被称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或新劳动迁移理论。该理论是由斯塔克和布鲁姆（Stark & Bloom, 1985）提出的，他们从微观家庭和个人的角度分析劳动力迁移的动机，迁移者更强调家庭因素的重要性，会考虑迁移能使家庭承担的风险最小化，且预期收入最大化。因此，劳动力的迁移并不仅仅是由地区收入差距决定的。

在新经济迁移理论中，有三个中心概念是该理论的核心，包括：“风险转移”“经济约束”“相对剥夺”。首先，“风险转移”是一种分散风险的方式（Stark, et al., 1982），由于当地传统的经济收入并不稳定，家庭单位会决定让部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以分散风险，减小对当地单一收入的依赖；其次，劳动力的转移是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所导致的（Stark, et al., 1986），这是“经济约束”的概念，由于在原住地，许多人缺少社会保险，同时也缺少资金支持，这些制度和资金的约束导致一个家庭单元会选择让部分成员外出务工，从而既能够获得一定数量的资金支持，又能享受应有的福利保障；最后，新迁移理论对传统理论中绝对收入差距对迁移的影响提出了质疑，该理论认为家庭在做出迁移决策时，不仅仅考虑绝对预期收入水平，还会与社区内其他家庭单位或参照人群的收入水平相比较，从而减轻相对被剥夺的压力，即使预期收入水平很高，但如果低于比较对象，就会产生被相对剥夺的压力，因此，产生迁移的想法。

5．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Piore（1979）提出了一个新的迁移动机，即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及其内生的劳动力需求，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促使劳动力市场结构趋于二元化，本地居民一般愿意在主导部门工作，而工资、工作环境、社会地位较差的次要部门对本地居民没有吸引力，劳动力的供给不平衡，因此需要吸收外地的劳动力添补本地劳动力空缺，从而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

6. “迁移率转变”理论

Zelinsky（1971）根据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将人口转变理论、城市化及工业化过程结合起来，提出了“迁移率转变”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迁移活动可以分为5个发展阶段：①阶段一发生在人类出生率和死亡率均较高的传统社会，此时，可能只存在少量的人口迁移；②阶段二是工业革命早期，当时的死亡率有所下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开始上升，人口规模开始不断扩大，因此，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和未开发的地区扩散；③阶段三发生在工业革命的晚期，也是人口转变的后期阶段，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出现大幅下降，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下降，而且在第二阶段，多数农村劳动力已经迁移到城市，人口迁移增长率开始放缓，但是，迁移数量仍呈现上升的趋势；④阶段四处于发达的经济社会时期，人口转变已经完成，人口自然增长率更低，此时，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迁移取代了过去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模式；⑤阶段五是在未来发达社会，人口迁移的模式应主要是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流动，并且迁移数量可能会出现下降。

7．移民网络理论

移民网络是已经迁移的移民同在原住地的家庭、亲戚、朋友之间形成的亲友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社会联系。由于人口迁移并不是盲目的迁移，人们会通过移民网络这一有效途径获得迁移信息。移民网络有助于降低迁移成本、提高迁移收益、减少迁移风险，是促进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一些特定的地区性群体，极大地增加了具有同样背景的另外一些人迁移到相同地区的可能性。因此，移民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迁移决策。

二 国外经典人口迁移模型

1．二元经济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学者们将科技进步成果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融入人口迁移的研究中，他们开始将模型融入研究中去。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刘易斯和托达罗的新古典迁移模型。

1954年刘易斯（W. A. Lewis）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在该论文中，他建立了经典的二元经济及其劳动力转移模型，首次从宏观层面上解释劳动力迁移的动因和过程。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其经济系统可以划分为传统的（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和现代的（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两大部门。在这个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里，传统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较为丰富，以至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对农业产量构成影响，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要远远高于传统的农业部门，两大部门工资的差别导致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加上资本家会倾向于将利润转化为资本，因此，进一步增强了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能力。所以，刘易斯建立的二元模型的实质内容就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工业部门所吸收，此时，也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一过程中，农业部门缩小、工业部门扩大，直到二元经济发展成为一元。

但是，刘易斯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工业部门并不能够无限地吸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资本积累的扩大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够同比上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后，也不能够立即找到工作。因为，发展中国家农业的隐性失业和城市失业问题是并存的。所以，虽然刘易斯的二元理论为研究人口迁移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但是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由于刘易斯模型存在着缺陷，所以，拉尼斯和费景汉（Rains and Fei）对刘易斯的二元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两个“转折点”，将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初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处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开始为正，农业部门工资有上升的趋势，此时为“第一转折点”；第三个阶段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与工业部门的工资率水平达到平衡，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开始争夺劳动力，此时为“第二转折点”。此前，由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因此，关于“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论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实际上，这里的刘易斯转折点指的是第一转折点（王德文，2007），也就是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转变。

3．托达罗模型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悖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现象，即城市严重的失业与持续上升的人口迁移并存。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认为人口迁移并不仅仅取决于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取决于失业率。但是，农民在迁移时也会权衡在城市承受失业的风险与获得较高收入的大小利弊，就此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因此，失业与持续上升的人口迁移并存的现象是农民对迁移后的预期收入较高，人们预计未来的收入能够弥补现在短期失业的损失。

托达罗模型主要解释的是迁移人口如何权衡迁移的成本和收益，该模型提出：①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是其预期的收入，而非当期的绝对收入；②迁移决策是几个因素综合权衡后的结果，包括：迁移者个体素质、迁移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和收入水平、迁移的实际成本与机会成本的衡量；③迁移者在做出迁移决策之前，不但会考虑短期内的预期收入和成本，同时还会考虑长期的预期收入与成本，如果长期的收入能够弥补短期的损失，则产生迁移行为，反之，则不会产生迁移行为；④由于迁移者个体特征的差别，导致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人们的迁移倾向也有所不同。托达罗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城镇大量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并存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