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行真的是金领吗

奥利佛·斯通1987年的经典影片《华尔街》一早就建立了投行人士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不管他们的生活充满多少尔虞我诈、唯利是图，上流生活的奢侈生活状态是人们对投行精英人士的基本印象。

2006年，我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时，有次听到其他项目组的律师无比羡慕地谈到投行。他说起他们的一个IPO项目去北京报材料，然后说券商住五星级酒店，他们只能住三星级的，语气中掩饰不住的一股子酸味儿——如今管这调调叫“羡慕嫉妒恨”。于是我心存念想，以为那就是投行生活——高端金领人士。在我从律师事务所打包离开的那天，也有同事用祝贺的口吻说：“发财去了！”这就是社会一直以来对投行人士的普遍印象。

你要是真以为中国的投行人士也能时不时摊上这样的好日子就大错特错了。

话说我真正进入投行，满怀期待地踏上第一次出差之旅。到了目的地武汉，想起五星级酒店之说，就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来接我们的企业的司机：我们住哪个酒店呀？司机爽快地回答：“白宫！就在东湖边上，风景好得很。”我心里嘀咕，白宫是个啥星级的酒店呢？等到了地方，终于明白了，原来白宫就是企业自己开发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啥星级也没有，唯一的特色是建筑外形像极了美国的白宫。司机也没有说错，白宫确实在东湖边上，推窗见湖确有一番特色。

可惜我们来的季节正是盛夏，武汉是出了名的全国火炉城市。没有两天我就被湖边早已对蚊香免疫的毒蚊子咬得眼睛红肿。而这家打算再融资的上市公司的办公楼也是一座毫不起眼儿的小楼，民营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干脆就没有设电梯，每天早上到了企业办公室，我都挥汗如雨地爬到五楼，心肺功能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青花瓷般的投行金领梦就这么直接被打得粉碎。

我心里有点纳闷，就问一同出差的女同事：“你们以前出差都是住这样的条件吗？我听说投行都住五星级啊。”同事就笑了：“我觉得这次条件还算好了，以前也去过条件更差的小县城，而且一待起码就一个月。我们做的都是中小企业上市，他们成天也得想着节省成本，不可能让我们住太好的酒店。”

后来我就醒悟过来，其实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投行与国际投行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造成的。在美国华尔街工作的投行分析师和助理们整天忙于在办公室里编撰各种项目建议书、融资方案和招股说明书，但他们的工作重点并不是深入客户企业进行事无巨细的尽职调查，他们出差通常是为了到客户所在的公司进行商洽或是到主要市场进行路演。因此他们要么在自己公司的办公室里从事做模型、写方案工作，要么就和客户的高层开开会，他们的尽职调查工作以律师、会计师为主进行，也并不需要深入基层去了解客户商业运作的方方面面。

而在中国，证监会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上市标准，任何一家想要上市的企业都要在合法合规、公司治理、财务规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证明和整改才能满足相关严格要求，并必须通过证监会发审委的实质性审核才能准予上市。再加上中国复杂的商业环境，想要上市而并不能很快满足上市标准的企业有足够的动机为了满足这些标准而粉饰财务报表或者造假。因此，作为企业上市保荐机构的投行就肩负起了协助企业满足上市标准并对企业IPO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全面核查的重要责任。于是中国投行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到企业及其各子公司所在地去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企业的真实情况，协助并辅导企业满足中国证监会的各项审核要求。中国投行在企业上市前需要协助其规范并完善的方面，从历史问题到未来发展目标，从财务规范到公司治理，从税务、海关、环保到员工社保缴纳的合规性调查及后续的规范化措施，无所不包。在中国，一次IPO的过程，就是一次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道德的全面培养过程，或者是一次为了让企业看上去满足这些标准而进行的“包装”过程。

所以，中国的投行人士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待在企业所在地，按照证监会制定的上市标准一条一条地核查企业的现状，符合的就如实写入招股说明书，不符合的就想办法规范它，这个过程少则个把月，多则半年一年。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中国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于传统行业类型的事实，这些有前途的企业多半集中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是更“穷乡僻壤”的地方，所以五星级酒店这样的好事自然不必想了。

如今，服务行业、TMT行业拟上市公司增多，中国投行人员出差的地点开始向一二线城市集中，不过受公司出差标准限制，仍然住不上五星级酒店。但我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很多外资企业就是用出差住五星级酒店这样的所谓福利来“腐化”自己的员工的——由奢入俭难，以至于这些人一旦换工作去了不能享受五星级酒店出差标准的公司之后有很长时间都适应不了，即使年终奖比外资企业高似乎也无法弥补这种“社会地位下降”带来的心理感受上的伤害。这或许是留住员工的一种手段。

言归正传，很多人向往的投行生活，在中国主要就是长期出差的生活。出差去什么地方，去多长时间自己都说了不算，当然住宿宾馆的质量也由不得你自己——在有些人均工资都不到京沪地区个税起征点的小地方，能指望有什么好的宾馆？大部分的投行人士不得不长期忍受入住那些小县城里“不入流”的酒店甚至在简陋的条件下每天手洗衣服的痛苦（很多投行是不给员工报销什么洗衣费的，自金融危机之后，有些曾经默许员工在出差额度内使用酒店洗衣服务的券商也已经通过要求员工打印酒店房费清单的方式取消了这项优惠）。有时，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过长，一不留神遭遇换季，还得在那些当地的商店里买些平时完全看不上的“不入流”的品牌衣服应付天气变化，穿上之后，基本就可以与当地人融合了。投行，完全不是你想象的衣着光鲜的行业。

好不容易领导觉得你工作挺辛苦的，说放你回上海休息一下吧，也就回去一两天。你还能不满意？人家资深投行人士可是待了一个多月没回去了，身上那件毛衣都能榨出人油来了。

即使你进入了一个国内大投行，做的是像工行上市这种规模的项目，也不等于你就可以住五星级酒店，工行的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中小城市，要想完成全面的尽职调查，你非得跑到这些小地方去遛遛不可，一样艰苦的工作环境。

然后就是免不了的熬夜和早起。很多小城市是八点上班，企业的司机七点半就去接你了，有些生产型企业周六也上班，于是你得完全按照企业的作息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睡懒觉的机会越来越少。突然任务紧急起来，晚上就得工作到十一二点，你想回宾馆休息？人家董秘还在办公室陪着加班呢，人家可是高管。再赶上第二天就要出董事会公告之类的，保不齐就到凌晨，第二天照样不到八点去接你，你敢不起床！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好不容易把企业材料报到了北京，你以为真能住五星级酒店了吗？大方的企业也许会在企业与证监会领导的初次见面会前一天或上会前两天安排一下金融街的像样酒店给投行人士一点甜头尝尝。通常在中国证券发行核准制的环境下，企业没融到钱绝不“撒鹰”，严格控制花在投行人士身上的上市成本。我们这些只做中小企业的第二梯队券商不得不严格按照自己公司的出差标准入住不那么考究的酒店。后来在我主管资本市场发行工作之后，发现各家券商之间互相打听哪家券商或基金在金融街附近的五星级酒店有低廉的协议价成了大家常常提起的热门主题。

话又说回来，有些人冲着高薪到投行来工作，认为自己什么苦都能吃得了。那你试试在一个企业趴了好几个月把材料报上去了，又经过证监会几个月的材料审查和反馈，最后在发审委审核阶段把这个项目给毙了，传说中的巨额项目奖金转眼间就成了泡影。伤心之余，也只能赶紧奔赴下一个项目现场。国内投行与国际投行不同的一点是，普通投行员工按月收入的基本工资与其他行业相比并没有特别大的竞争力，项目发行后的奖金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等你不自觉地适应了投行的艰苦奔波之后，即便你升级为部门副总或更洋气一些的D、ED，你可能也不再对光鲜的衣着有太多讲究。我当年在投行工作，好几位领导，即使在与客户谈方案时，也是一件旧西装反复穿来穿去，有时他们直接从项目上赶来，就穿着最普通的毛衣和羽绒服。我认识的一个国内大投行的MD，也坦陈自己一直穿凡客的衬衫。很多在投行工作的人，赚钱的欲望强烈，但物质的欲望可能已经淡泊了。

经过我几年下来的观察，中国投行里不是没有那些喜欢摆派头的人，但如果你看到一个投行人士过于（我用“过于”这个修饰词是为了防止某些小资人士不必要的对号入座）讲究衣着和外表，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经逐渐远离实质性业务工作。如果他不是公司高管或部门老总级的人物，就很有可能是个“忽悠派”，所以，当有实际业务问题咨询，请避开这类人。

但是，不像《欢乐颂》里的投行人士一样过分讲究穿着的品牌，不意味着不修边幅。每次出去拜访客户，老投行都会很默契地全体西装领带，我也会这样要求新来的投行小朋友，以示对客户的尊重。

记得那年国内一家著名的互联网巨头要收购我所在的券商后，我们五六个投行MD去这家互联网公司对接业务，整齐划一的深色套装在自由散漫的办公氛围里格外显得像一群怪物。一些新兴的财务顾问公司也许会穿跟客户差不多的牛仔T恤来显示跟他们“打成一片”，但在传统投行看来，那一定是熟悉了之后的事儿。金融行业是一个受严格监管的、专业度很高的行业，着装严肃会强化一种职业的仪式感，有如法庭上法官的长袍。

至于传说中投行人士的“夜夜笙歌”，倒也确实是中国投行人士的家常便饭，但那干脆就是一种折磨。中国人长期以来就偏爱所谓的健康生活，没人愿意在干了一天活儿之后还陪着企业的几个高管在那些小城市里不那么正经的KTV唱唱跳跳，外加红黄白几种酒混着喝个没完。有些企业真的会叫几个当地美女来“公关”，陪着什么领导唱个小曲儿，参加这种活动对于我们投行女员工来说无异于自取其辱，还得假装脸不红不白地坐着。几年投行工作下来，等我与自己的朋友放松聚会，最不喜欢的事就是去KTV唱歌以及去酒吧喝酒。多年应酬下来，这些本来是作为放松和娱乐的项目已经变成了想要回避的痛苦记忆。

总之，基本上可以认定：在中国，投行算是个脏活儿累活儿。万一你的项目成功上市，别忘了在上市酒会时赶紧抓住机会秀一秀你的爱马仕皮带，那几乎是你得瑟的唯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