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原因

从大的方面讲，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整个社会文化变化了，经济基础变化了，我们的现代化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对政治上层建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也要跟着现代化。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变化了，政治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化。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和过去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太穷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吃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财富分配需要公平公正，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做了许多调研，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这依然是重要的，但最突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腐败特权，一个是公平公正，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就是一个问题：公平公正。因为腐败特权其实也是不公正的问题，你用你的权力获取不正当财富，这就是不公正。怎么实现公平公正？发展经济当然是基础，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以制度来保障公平公正，这就是国家治理的任务。

其次，这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

改革35年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我们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为什么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了成功的改革。西方的一些学者说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政治改革很少，政治变化很小，我们不同意他们的判断。当然，也不是说西方的学者都是故意诬陷我们，根本的原因是评价标准不同。

西方人评价政治有四个标准。第一个是多党竞争。他们认为政治应当有竞争，和市场经济一样有竞争，有没有多党竞争？我们肯定没有，我们的领导人说绝不搞西方的多党竞争，我们要坚持一党长期执政，一党领导。第二个，最高领导人是不是全民普遍直接选举产生？我们不是，我们是党代会产生总书记。第三个，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力是不是相互分立？我们没有，我们还是坚持党的领导，虽然我们的行政、司法、立法有分工，但不是分权。第四，新闻独立和自由。上面四个标准我们都没有采用。但是，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来看，就会发现政治生活的变化很大，现在自由度比过去大多了，开始推行依法治国，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目标等等，这些都是治理的变化。这是我们成功的经验。

再次，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是化解现实存在的局部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

（二）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有很多经验；另一方面，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又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要主动回应。我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最好的回应。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相当强的针对性，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国家治理中有很多问题，虽然这还不是执政危机，但确实有局部的治理危机。

1．治理体制不完善

首先是治理体制不完善，这个不完善表现在许多方面。一些制度存在缺失，如互联网管理，2013年人大才颁布了相应的法规；有这么多社会组织却到现在还没有社团法，只有国务院的条例。但是我认为要害还不是制度缺失，而是制度不合理、不科学，无法执行，或者说执行不力。举个例子，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他们天生是贪官吗？我们没有制度吗？都不是！廉政制度法规的数量之多，古今中外都没有。我们廉政的法规有102部，3000多条，你出去吃什么饭都规定好了，四菜一汤。但是效果怎么样？一方面我们的廉政法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腐败官员似乎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很多制度设计本身就是不合理、不科学的，像规定四菜一汤，这种规定都形同虚设。很多规定千篇一律无法执行，明明执行不了，还公布下去非要这样执行，下面就只好造假了。

2．治理主体失衡

治理主体是多元的，现在好的方面是看到这一点了，社会组织、基层组织、公民都参与到治理当中来了，企事业单位也参与进来了，但党和政府还是太强大了，管得太多了。所以，这次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讲要简政放权。但这有一个前提，放权出来以后要有人接收这个权。谁来接收这个权？如果把这个权放出去，没有人接住这个权，社会秩序就要失控，就会出现管理的真空。这就需要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重要的治理主体，现在这个主体太弱了。

3．治理方式简单

比方说维稳，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堵为主的传统维稳，靠强制手段来压制。这就是简单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是以疏为主，动态维稳。在我看来，以疏为主，这种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现在社会不可能什么事都堵，堵和疏要结合，但一定要以疏为主。以疏为主，对治理者的挑战就大了。例如，政府要有公信力和能力，要按照法律办事，就会有程序的要求。

4．治理效率偏低，而成本则偏高

我就讲一项，维稳和信访。有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发布了一个数据，说我们现在的维稳费用和国防经费差不多，有关部门的领导不同意也不高兴，也确实不好统计有多少维稳成本，但我们感觉到维稳的代价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北京开两会，按道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北京去就行了，现在不是这样，每次开两会有四批人进北京。第一批是两会代表，跟着是上访的人。第三批是截访的人，一般是两三个人盯着一个人，截访的人比上访的人更多。截访成功了，地方领导很高兴，最后地方领导又去北京慰问那些截访的人，这是第四批人。你说这个代价大不大？现在国家规定了不接受越级上访，我想地方领导会非常高兴，但并不表示事情就解决了。像这种群体性事件，维稳方面的问题，都和国家治理制度直接相关，有一些制度确实不合理。

5．公众参与不足

有一些事要让公众参与，哪怕参与之后作出的决定对他不利，但是他没有怨言，因为这是他自己参与作出的决定。跟他有关的政策，为什么不听听他的意见？你只要没有私心，让他参与进来多好！我们经常讲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制度化，这么多年，为什么有一些政策始终老百姓不满，有一些政策是谁都不满意？我们讲公共政策有四种结果，第一种是最好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从这个政策中得到好处，大家都说好。第二种是次优，绝大多数的利益相关方都从政策中得到好处。第三种是次劣，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了，少数人的利益得到了保障。第四种是最劣，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说这个政策不好。大家想一想，现在身边这种多数说不好的政策有没有？不但有，可能还不少。例如：现在有些卫生医疗政策，医生不高兴，患者不高兴，民众不高兴；有一些教育政策，孩子背着大书包，这么多书，背不动了，推个小推车，也不让玩游戏，小孩不高兴，家长不高兴，老师也不高兴。出现这种情况，政府有关部门一定要反思，如果再不反思，这个政策害处会越来越大。相当一部分政策就是没有让公众参与，没有科学论证，如果真的集思广益，我相信我们总会有办法。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大家都参与制定了，大家也没话讲。

还有就是法治程度不高，社会自治缺乏，官民合作程度不够，政府缺乏公信力。我们经常担心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塔西佗是一个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古罗马很辉煌，后来也衰落了，在衰落的过程中，有些古罗马皇帝很想有所作为，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好事。好多政策虽然对老百姓好，但是老百姓照样不相信它，为给老百姓做好事但老百姓不相信他是在为老百姓做好事，学界就把这种现象叫作塔西佗陷阱。现在有一些地区、有一些地方、有一些部门，政府的公信力确实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你怎么做老百姓都不相信。现在领导干部压力很大，我相信很多官员是努力工作的，但问题很多，首先要在制度上寻找原因。

所有这些问题都对我们的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解决就会产生治理危机，治理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执政危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