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节在广泛搜集相关作者原著和参考有关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整理出这一文献综述。受时间和笔者写作意图所限，概分为与本书写作有直接关联的六个专题，其中难免有遗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关于日俄战争的研究

契尔缅斯基在《日俄战争1904～1905》中认为，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选择了君主立宪制度，因而在战争时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做总动员，充分利用本国全部的政治经济资源来同俄国作战。而俄国则相反，国内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形势十分高涨，国际上缺乏盟友，“战争是在俄国处于外交上孤立的情况下开始的”。解小东在《试论战争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一文中认为，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摆脱了1900年以来的经济萧条，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阶段”。日本近现代史编撰会编撰的《战纪回忆——日俄战争》一书认为战争从政治上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同时在对外政策上促成日本“进一步加深对亚欧大陆的侵略”。而对于俄国而言，最主要的影响是推动了1905年革命的发展。平间洋一在《日俄战争改变的世界史》一书中认为，日本的胜利也间接促进了清廷的改革和立宪运动，对当时向日本学习的观念和行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吴豪德在《日俄战争与亚洲民族主义的勃兴》一文中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促进了这些受压迫国家、民族的觉醒和反抗运动，“它们决心仿效日本，通过斗争打败西方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此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廖一中的《袁世凯与日俄战争》、黄德发的《日俄战争与中国的立宪和革命》、马风岗的《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反响》等。

关于新政整体的研究

有不少学者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及其终止清末新政的合理性，否定清末新政。胡松认为，“清廷颁布‘新政’和‘立宪’，并不是为了使中国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完全是为了适应外国侵略者和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其举措“也不可能使中国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即使没有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台也是命中注定了的。”他指出，“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是辛亥革命”，恰恰是清廷和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倒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绮骅、龚书铎等。

萧功秦在《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一文中肯定清末新政“以传统政治权威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创新，在保持既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社会变迁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种“非革命性”的社会变迁与“革命性”的社会变迁分属现代化的不同方式或类型，“不应简单抽象地断言两种变迁方式孰优孰劣”。

张琢则认为清末新政“出发点本来是保守的”，但其“客观效果，要远远超过其主持者的愿望，甚至正与主持者的愿望相反”。李怀印指出，“清末‘新政’，就其实施结果而言，是十分有限的”，但“它却给鸦片战争以来步履艰难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的契机”。一方面，“它第一次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一个合法性基础”，“改革的阻力大大减小”；另一方面，新政促发的思想解放又成为“新一轮政治动员的前提”。

张连起在《清末新政史》一书中认为“不管清朝统治者出于什么政治目的，这次新政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和要求。清末新政是一场缺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积极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基于这一认识，作者提出清末新政不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或缓和阶级矛盾，而是在清朝专制政权危在旦夕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不得不改变一下政策。作者还厘清了清末新政的思想渊源。“清末新政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近代若没有清末新政，就不会有辛亥革命。

关于地方督抚与新政的研究，关晓红撰文论述了两广总督陶模关于废科举、裁宦官、设议院、变官制等方面的主张，及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李细珠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了张之洞在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对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实施的例证，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作者从筹措经费、选派湖北官员随同考察等方面论析了张之洞对此次考察团的态度，认为张之洞对此次考察团的派出是积极支持的。

尚小明在《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一书中通过具体考察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改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充分肯定了留日学生对中国政治、教育、军事、法制等方面的近代化的积极贡献。

关于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研究

朱金元在《试论清末五大臣出洋》一文中认为清廷派五大臣出洋是统治阶级内部一批开明官僚直接敦促的结果，是国内民主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和立宪派积极呼吁的结果，同时也是帝国主义推行自己侵华新政策的需要。五大臣虽是为清廷万世一系的封建国体寻求良方而出洋的，但在他国异乡增强了向西方学习的意向，而且使统治阶级内部开明思想扩大，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上层形成一个普遍的立宪要求。

董方奎在《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一文中认为，在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其民主进程起步的最佳方案，并不是英式虚君制或美式共和制，仍以二元君主立宪制较为适宜。从理论上弄清预备立宪的可行性、必要性，不仅可对清末历史进程进行真诚切实的反思，而且会促使我们认清国情与民主进程的关系。丁应通在《试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必然性》一文中认为，清末预备立宪除了有消弭革命的目的外，在更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

孙安石在《清末政治考察五大臣的派遣与立宪运动》一文中认为，此次考察直接促成了预备立宪上谕的颁布，对官制改革亦有深刻的影响。另外，作者还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对考察团在日本的考察活动及日本朝野的反应进行了深入探讨。

吴春梅在《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一书中认为，考政大臣在出洋前，对立宪的概念还比较模糊，但是出洋考政的阅历，使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有了切实的体会和感受，并真正认识到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是他们回国后力主改革政体的基本原因。作者同时认为，五大臣出洋考政表明，清廷并不回避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可能，其政策将进行重大调整。

理查德·霍洛维茨在《打破旧日的羁绊：1905～1906年清廷的改革考察团及中央机构的改组》一文中认为，虽然两路使团的出行路线不同，但是他们的奏陈十分相似，都主张实行宪政，其要旨不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因为来自国外的许多奏陈已经涉及宪政体制问题。作者还认为1906年归国后的考察团及此后的官制改革，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中央官制尤其是中央机构领导者如何组织的讨论。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王晓秋在《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一文中认为，从清末三批次派员出洋考察的变化，展示了晚清中国官员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步地前进。

福田忠之亦据由孙安石首先发掘利用的日本外交档案，考察了载泽一行在日本的考察活动。他指出，由于考察团是在日俄谈判的背景下派出的，日本起初对其抱有某种疑虑。通过分析考察团归国后的建言，福田认为，他们通过考察活动，对外国宪政有直接的了解，回国后他们向清廷明确提议仿行宪政，并进言清廷此后施行宪政必从改革官制入手等具体改革途径与套路，这成为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立宪上谕的直接契机。

安宝在《清末五大臣与岩仓使节团出访的比较研究》一文中通过比较五大臣与日本岩仓使节团出访时国内国际背景的差异、对西方的认知差异、对两国影响与作用等三方面内容，着重探讨了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不足及缺陷，对五大臣出洋考察基本持否定态度。韦庆远等在《清末宪政史》一书中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企图为清廷的立宪骗局部署一个要着，即对外表示清廷不甘墨守成规，决心学习西法以适应列强的要求；对内则表示要变法图强，力求振作，借以安抚人心，拉拢立宪派以抵制革命。当然，也想借鉴一些有利于维护统治的洋制度、洋办法、洋经验。清廷对于这次考察的成果大肆宣扬，正是为以上目的服务。

陈荣勋在《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历史作用》一文中指出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四大意义：第一，清王朝以政府名义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期择善而从，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第二，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直接影响了清廷下决心实行立宪；第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促进了立宪派的形成和立宪运动的发展；第四，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刺激了人民的民主觉醒。

罗华庆在《论清末五大臣出洋考政的社会影响》一文中认为，五大臣在出洋考政归国后，所提出的仿行宪政的主张和方案，系统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上层部分人士对宪政的认识和谋划，从而推动了清廷预备立宪的实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在一贯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清朝统治集团中，不失为一种开明之举。但由于五大臣的根本目的是为封建王朝“起衰救危”，因而他们的主张和方案得不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侯宜杰所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认为策动地方和中央权要赞成立宪、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主角为江浙的立宪派人士。他们极力联络清廷官员，最终使得清廷相当部分的官员提出遣使主张，促成了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决议。作者还认为，近代以来统治阶层内部不断探讨争论的富强之术，至考察政治大臣出访回国才算得到了一次清算和总结。中国与列强的根本差别是先进与落后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

贺嘉在《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先声——论五大臣出洋考察及其结论》一文中认为五大臣通过对各国宪政的比较，得出了效法德、日的结论。作者有两处论点颇具新意：其一，五大臣考察各国政治，有一点仍未脱洋务派之窠臼，那就是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其二，日本不耻效人，不轻舍己的成功实践，给既不愿丢弃礼义纲常这一中国立国之大本，又想引进西学以收富强之效，并试图在中西学融合的基础上创一个中国特色的清朝，提供了现实的样本。作者认为，考察团对清末制宪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拉开了中国政治法律制度近代化的序幕。

张晋藩在《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一书中从法制文明进程的角度概括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积极意义：从考察中看清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在激烈的国际斗争环境中中国所处的劣势。五大臣在奏折中提出的结论性意见，可以说拟定了晚清预备立宪的基本原则、框架和实施步骤，他们是晚清立宪的促进派，起着直接的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晚清的预备立宪，是从五大臣考察宪政正式拉开序幕的，使得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靠近了世界近代法制文明的历史轨道。

高旺的《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一书，以政治学的视角，将清末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通过对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参与、宪政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并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转型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纂的《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通过分析五大臣所上奏折，认为考察团考察的结果为清廷选择立宪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事实证明，随后的预备立宪正是以日本模式为典范，应该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宫凯在《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成果缕析》一文中认为，晚清的宪政改革，是中国开始由传统君主政治向近代民主政治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对于一个具有长期专制封闭性的政治体系而言，这是一个带有实质性变化的大事。政治变革涉及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统治者对变革政治体制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清廷于1905年简派以五大臣为首的政治考察团出洋考察政治，希望为清廷的预备立宪制定改革蓝本。这次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是清王朝以政府名义派出的第一个政治考察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博采邻邦之良法”为目的的考察团，中国政府开始改变自己“天朝上国”的心态，以务实的精神审视自己的统治制度。

黄俊军在《清末立宪派近百年研究述评》一文中认为，透视近百年清末立宪派的研究，可以看出对立宪派的评价，会因时因势而不同，因此强调对清末立宪派的研究要尽可能摆脱政治的束缚和时代的影响，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以感情偏见代替科学分析。过去对立宪派的研究贬多褒少，现在又反过来了，褒多贬少，甚至有些学人极力赞扬立宪派和立宪运动，把它看成是完美无缺的，这种研究倾向是不可取的。

柴松霞在《出洋考察团与清末立宪研究》一文中认为虽然晚清法律改革从1902年就开始启动，但对法律近代化产生实质性作用的，却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清廷根据考察团的宪政建议，抛弃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向君主立宪政体转变，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并且对以后的政府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清廷在立宪运动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没有超出考察团成员所设计的蓝图。但由于清廷本身的腐朽，他们的宪政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践。潘崇在《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一文中认为当时国内舆论普遍对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持欢迎态度，将其视为政府开始进行宪政改革的标志，并纷纷建言。八月二十六日考察团在正阳门车站启行时，遭到吴樾炸弹袭击，清廷得到舆论更多的同情。由于立宪问题在立宪派和清朝统治集团部分人中间形成了某种共鸣，与清廷处于对立地位的革命派确实产生了担忧，如果清廷真的能够推行宪政，革命将很难发动。于是革命派不遗余力地揭露清廷立宪的虚伪性。

关于五大臣在政局中的地位及归国后与顽固派的论争，陈之迈认为，立宪派有民间和朝中两派，民间的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朝中的立宪派以考察宪政五大臣载泽等为代表。马东玉认为五大臣充当了与顽固派论战的主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该文提出要加强对该事件及清廷预备立宪的研究：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和以后几年进行的立宪活动，应该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大题目，因为它涉及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问题。清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端，在它行将灭亡的最终时期，却进行了立宪政体的多种改革活动，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李守孔认为五大臣的派出推动了国人对于立宪的热情，是时国人以为清廷果有与民更始之意，而希望立宪之情乃益迫切，考察团的建议，固不失为应时之良策，亦为此后清廷预备立宪所循之途径，但是由于清廷缺乏诚意，一切设施徒等具文，但图迁延岁月而已。

李云汉从吴樾遗作入手，探讨吴樾暗杀事件的深刻社会意义，称其不是一件寻常的暗杀事件，而是代表了暗杀时代的信号；是对清廷宣称准备立宪的不信任，更是对清廷重臣大吏的严重警告。

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撰成《立宪法议》一文，提出自己关于实施预备立宪步骤的设想，其中即包括由政府派遣大臣三人带领随员出国考察。川岛真探讨了五大臣及稍后的三大臣对国外宪政的考察，尤其利用《汪康年师友书札》等资料，考察了驻英使臣汪大燮对考政大臣的评价及合作。沙培德强调了宪政专家梁启超对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推动之功。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的主张与改革论者的主张是接近的。许多官员曾经详细阅读过梁的著作，很明显，梁启超与具有领军地位的改革派官员端方有密切接触，这并不令人吃惊。梁启超数量众多的著作不仅仅代表着其本人独一无二的地位，更代表了初露端倪的精英意识。1900～1905年，梁启超致力于建设中国为宪政帝国；1905～1906年，清廷基本上接受了他的主张。

迟云飞指出端方经过出洋考察，更热心于倡导立宪，通过分析端方所上奏折，认为在端方设计的方案中，君主的权力不再无限，君主的行动不仅要在宪法的范围内，还要有责任内阁的牵制和议会的抗衡，端方的宪政思想是清廷预备立宪的理论基础。张海林所著《端方与清末新政》一书指出，端方不愧是晚清政坛上思想前卫的少壮派政治家，他的眼界和胆识在当时无出其右者。只可惜过去治中国宪政史的学人完全忽视了端方和《欧美政治要义》的存在，把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权利的功绩全部挂在了激进留学生或革命家身上。事实上，力主和平渐进而思想开放的官员和绅士恰恰是传播西方自由权利理念的主力，端方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俞勇嫔所著《戴鸿慈与清末宪政运动的开端》一文认为，清廷预备立宪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上没有超出戴鸿慈等设计的方案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戴等人不仅是清末宪政运动开启的推动者，更是这场政制改革运动如何开展之具体规划的设计师和倡导者之一。

关于新政具体措施的研究

屈永华在《国民意识的觉醒和传统法律的近代化》中认为，国民意识指的是对国家权力公共性的一种观念和认识。国民意识是基于个人独立人格的自我肯定而产生的，并主要表现为个人相对于国家能积极主张权利并主动承担义务的一种心理。中国传统法律的理论和实践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它是以家族伦理为基础推演成为国家政治法律的基本原则。传统法律的精神是以否定个人的独立人格为前提，以维护君主专制为依归。鸦片战争以来，国民意识的觉醒是促进中国传统法律向近代转型的强大动力，已经觉醒了的国民意识通过维新与革命人士的不懈努力与斗争而逐渐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上升为国家意志，在清末以来的法律改革中得以初步体现，同时，法律的近代化改革对国民意识的发展也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周振鹤在《官绅新一轮默契的成立——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认为，在戊戌变法中，维新派虽极力攻击科举制度，但只要求废止八股而已。然则慈禧太后政变以后，就立即明令恢复八股，显然视之为大事要事。又过了7年，清廷却下谕彻底废弃整个科举制度。这个根本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不只是官方统治的需要，也是官绅双方维持社会稳定和自身利益的共同要求。因此废除科举并不是清廷一纸命令可以顺当解决的，而要经过双方的默契才能行之有效，清末的废科举与兴学堂的实现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

关晓红在《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和《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中认为，由疆臣合力而枢臣同声，是新政改革的重要模式之一。它与社会革新势力的舆论宣传及活动互为呼应，造成科举变革的合适环境。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罗志田在《科举制度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认为废科举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授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使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流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甚至轻视农民。随着城乡的分离，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侯艳兴在《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迁》中认为，科举制度被废除，就一项教育制度而言，此举所引起的社会变动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乡村社会来说，影响更是深远。它引起信仰中心缺失，导致城乡差距扩大，促成权力结构变动。对这一历史图景的叙述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反思制度本身的实用性和适时性。

关于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

1905年发生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目前国内外研究尚不多见。《看东方——1905年美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之行揭秘》是由当年的主要当事人、美国时任陆军部部长塔夫脱的后裔对塔夫脱访华时的日记编辑整理而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美籍华人历史学家王冠华在其所著《寻求正义》中认为这次抵制运动是一场跨国运动，它肇始于美国，随即波及中国，而且涉及了不同的社会团体。它显然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但它同样也是一场跨国运动。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韩德在其所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认为美国人“所谓国家使命感，对‘东方人’的成见，以及对一种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道路的献身精神结合在一起，对于美国对华政策构成了多么大的影响”。他认为，按照时间的先后，总共有三种同外交事务有关的核心思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分别是美国国家的使命感、美国精英关于种族的认知和对激进革命的恐惧。贾中福在《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认为从近代国民外交角度来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第一次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外交具体体现为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团体的直接外交参与，以及广大国民的间接外交支持。从总体上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国民外交显得相对比较温和。本书拟就这次运动与近代国民外交的内在联系做一些考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次运动所表现出的明显的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及其组织性；二是国民外交的状况和意义。

关于同盟会与清末新政的研究

1990年代初，有人提出辛亥革命有无必要的问题，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它“扫荡已有的社会积累”，“打倒了皇帝，又没有创造出‘新权威’”，“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从而否定了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也隐含对辛亥革命中断清末新政的责难。1994年，李泽厚公开提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认为“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结果造成了“不断革命”的局面，而“‘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爆发，新政将按计划进行，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新政早就有一个肯定的客观的说法了。”

茅家琦在《晚清“新政”与同盟会“16字政纲”》一文中认为，清廷实行新政改革，当时中国资产阶级主体——绅商拥护君主立宪。同盟会成立时的16字政纲，反对清廷维新改革、预备立宪，除了由于不信任满人，还有一个“取法乎上”的思想方法问题。在思想上这样认识清廷的革新与预备立宪，在实践上就表现为视立宪派为政治敌人，扩大了同盟会的打击面。“平均地权”之内涵不是现实的，是超前的。其后果则是限制了新兴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疏远了大众，尤其是拥护立宪的满洲贵族和汉族官员以及绅商。这个政纲不切合变化了的晚清社会实际，得不到绅商的拥护。马勇认为辛亥革命的崇高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和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不是不应该发生，而是因为志士的觉悟太早了些，人为的力量太大了些，如果按照革命党人所反对的天演的规律持续发展，次序推开”，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辛亥革命式的社会变动肯定在中国迟早要发生”，不过结局会“好得多”。陈小雅认为辛亥革命的产生首先是“清廷的政策失误”特别是新政政策失误的结果；其次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宿疾与调节功能的丧失”所致；还与革命党“整合无策，制度建设‘交白卷’”有关。指出“革命党的错误”不在于推翻了清廷，而“在急于一口吞下一个难于消化的‘果实’”，“急于求成确是会把事情‘搞糟’的”。并把李泽厚等人的观点视为“近年来思想界‘保守主义’思潮的一个典型事例”。他们不赞成简单否定辛亥革命，但也流露出“过早”“过急”的检讨与遗憾。朱英也认为“清末新政的终止或曰失败，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到此为止，则未免失之简单和片面”，还应分析其他各种主客观原因。

桑兵在《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成立》一文中认为，同盟会是以中国留日学生为主体，以孙中山革命思想为指导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孙中山把知识分子看作革命的领导力量，所以他不但从一开始就对留学生采取了积极争取的方针，还长期坚持把建立革命政党的重心放在留日学生方面。同盟会成立于清末留学运动的高峰时期和留日学生荟萃的东京，并长期设总部于此。同盟会的成立加速了留学生的革命化。与国内革命分子相互结合，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推向高潮，大大加快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