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羊维新：康有为激进变法观

刘逢禄之后，经过龚、魏等人的传播，公羊学作为一门学问，在知识界几成为一门显学，后来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受到公羊学的影响，比如治古文经学的章太炎，在康有为变法失败之后的翌年，还曾经评论道：“且说经之是非，与其行事，固不必同。”章太炎与康有为属于两个阵营的人，但是对于康有为托古改制事业的失败，并不认为纯然是说经的问题，与康之行事做人有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今文经当为学界所重视。

康是一个有着很大学术野心和政治抱负的人，观其在年轻时（28岁）完成的《康子内外篇》就可以看出，他素有构建系统理论的学术倾向，他试图为“天地人”三才、世界万物寻求其基本原理。对于变法，他同样要寻求变法基本义理。此后他受公羊学启发，终于发现了变法的原理，这个原理通过两本专著表达了出来，这就是学界周知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这两本著作的作用，简言之就是一破一立，前者在于破除人们对此前经典的迷信，根本颠覆传统经学主流观念；后者将孔子塑造成无所不能的改制先师，直接为变法服务。《新学伪经考》开篇就有惊人之语：

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为断烂朝报。“六经”颠倒，乱于非种；圣制埋瘗，沦于雺雾；天地反常，日月变色……且后世之大祸……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为国家之鸩毒者也。

这几乎一开始就将刘歆、郑玄定为经学之罪人，而给数千年读书人所奉的经典下定语为“伪经”，骤然读之，怎能不骇然？然后康有为从14个方面来证明当时所传经典为“伪经”，他的主要方法是考辨相关的史传记载为伪，并且经学的传授源流有误。但是其考辨往往是将推测之语定为铁证，譬如他要证明“六经”完全，即便经过秦火，也没有缺失。其证据是司马迁去圣不远，本人又是今文学家，且自身师承很明白，康氏据此认为“若少（稍）有缺失，宁能不言邪？此为孔子传经存案，可为铁证”。以司马迁不记载，就断定一定无，这实在有点强词夺理，至多只能存疑。又如考辨《汉书》刘歆、王莽传，其证据有一条：“班固浮华之士，经术本浅，其修《汉书》，全用歆书，不取者仅二万许言，其陷溺于歆学久矣。此为《歆传》，大率本歆之自言也。”为了证明《刘歆传》之不可靠，就认定班固为浮华之士，经术本浅，不知康依据为何？像这类论证全书所在多有。很显然，其结论一开始就已经摆出，康氏所做考证，全是为了服务于这个结论，所以常常倒因为果，不惜诉诸臆断。

《新学伪经考》一出，就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很快书版就被销毁，后来虽有重版，但很快又遭到保守硕儒抵制而再次被毁。但即便书版被毁，传统经典的不可靠和不可信已经作为一种思潮流行于世，康于是又作《孔子改制考》，堂而皇之地兜售其公羊变法的理论。

《孔子改制考》是在传统公羊学理论框架下写作的，并且接受六经为孔子所作，《春秋》是孔子为后世立法开太平之书，孔子素王改制之义。但是康显然走得比传统公羊学家要远得多。在《孔子改制考》中，康首先论证先秦诸子都有改制创教、托古改制的行为，后来孔子创立了儒教，儒教在和各教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孔子独立地制定了六经，孔子法尧、舜、文王进行托古改制，逐渐成为凌驾于一般世俗权威之上的改制“教主”。康的整个做法，颇有点类似于一种新的“造神运动”，这一点从该书的序言中就表达得很明确：

天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此制乎，不过于一元中立诸天，于一天中立地，于一地中立世，于世中随时立法，务在行仁，忧民忧以除民患而已。

康有为如此“打扮”孔子，实际上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因为要变法，得先解决一个问题：由谁来推动变法，方具有合理性？如果要在体制内进行改革，不可避免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如何使得这部分人能够做自我牺牲？只有塑造一个超越于世俗王权的改革者，然后以其名义，改革方有合法性。孔子由此被康有为笼罩上了一层强烈的宗教气息，比如他说：

儒者创为儒服，时人多有议之者。亦以为行道自行道，无需变服之诡异。岂知易衣服而不从其礼乐丧服，人得攻之，若不易其服，人得遁于礼乐丧服之外，人不得议之。此圣人不得已之苦心。故立改正朔，易服色之制。佛亦必令去发，衣袈裟而后皈依也。

这简直是把历代改朝换代时的改正朔、易服色比附于宗教行为，实在离其历史本义太远，很难让传统读书人信服。所以许多在政见上同情康有为者，也不以孔子改制为然，最终因学术上的分歧，而与康分道扬镳，如朱一新、汪康年等。但是康始终坚持己见，断定孔子为改制教主。原因诚如汪荣祖教授所论：

但康氏正欲转换人心士风以求变，并不计较学术的客观性与正确性，故对朱（朱一新）之答辩，一味坚持孔子大义……所谓微言大义，大都口传，难以证实，康氏不过是要托孔子以改制，间接发挥政见，学以致用，原不在学术的精确。

但是以上这两本书都是以学术考证的面貌出现的，康本意是想借公羊学的外衣行鼓吹变法之实，却引发了忠诚于公羊学的各家，乃至传统经学之士的强烈不满，就学术考证而言，这两本书都不可靠，纰漏实在太多。这样导致若单纯从变法的角度去看，这两本书并没有提供变法的策略和技术；若单纯从学术的眼光去看，这两本书则已经超出了传统公羊学的范畴，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公羊学的反面。比如公羊学独崇孔子，认为只有孔子所传方为经，也只有孔子，方为改制的素王。而康有为却说诸子都有改制之实，这样一来其效果则是：“说孔子是托古改制，本来是想抬高孔子，结果是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都托古，冲淡了孔子的神圣性，降低了孔子至尊之上的地位，于是诸子学随之兴起，这也是康有为始料所未及的。”这两本书的义例不纯，给后来康的变法活动带来很多完全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这两本著作，暂且叙述至此。回到我们要解决的本质问题上来，康有为是如何具体用公羊学来支持他的变法改制主张的呢？笔者下面就以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以及变法之时向皇上所上的奏章，来看看清代公羊学与维新变法的关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针对中日《马关条约》中割让台湾的条款，用《公羊传》中所揭橥的大义，非常沉痛地写道：“何以为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春秋》书 ‘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也就是说，《公羊传》中认为梁国自弃其民等于亡国，这一种春秋笔法，寓讥刺在内。康以此公羊经文，强调割弃台湾，预示亡国之患就在眼前，故非变法不可。

在同书中，康提出了很多变法的建议，其中关于教育方面，有一条为：“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为什么要增设道学呢？根本上在于“将来圣教施于蛮貘，用夏变夷，在此一举”。这个道理也是直承《公羊传》别夷夏，异内外之义而来，康不想看到中国在与外国竞争中，重演“中国亦新夷狄也”的悲剧。而在该书的最后，在提到上书的心情时，康又写道：“譬犹父有重病，庶孽知医，虽不得汤药亲尝，亦欲将验方钞进。《公羊》之义，臣子一例。用敢竭尽其愚……”这很明显也是直接援用《公羊传》之义，后来这样的语言在康其他的上奏中多次出现，表示其上书是想为国家富强，为变法进一言，即便所献之方不够灵验，甚至有误，但是内心的忠诚日月可鉴，春秋许止进药，孔子是之，君子原心，希冀用此打动统治者。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又奏上《上清帝第四书》，仍旧强调“理难定美恶，是非随时而易义”的道理，鼓吹变法，其中的重要证据就是“公羊”之义：“昔孔子既作《春秋》以明三统，又作《易》以言变通，黑白子丑相反而皆可行，进退消息变通而后可久，所以法后王而为圣师也。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剑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康有为提到的“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一句，几乎成为后来变法包括具体的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尽管康自己也并未意识到。但事实上，就是“托古改制”加上一点西洋舶来的政治理念。而所谓“穷经义”，最重要者，仍是通“公羊”之义，而非汉学家孜孜以求的琐碎考据。

为了更明确地表明变法改制的立场，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康有为奏上《清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并呈〈孔子改制考〉》折，其中论道：

中国圣人实为孔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惧，作《六经》而大义明，传之其徒，行之天下，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仁恕忠爱之道……若大教沦亡，则垂至纲常废坠，君臣道息，皇上谁与此国哉……臣窃谓今日非维持人心，激励忠义，不能立国；而非尊崇孔子，无以维人心而励忠义，此又变法之本也。

康有为所称的“变法之本”，在于在廓清伪经、尊崇孔子之后，慢慢地培养出一批新人，以这些新人为王前驱，实现变法维新之志业。此前康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所本的就是这种精神。与其说康在培养学术传人，毋宁说是在培养政治人才。康在这个奏折中还劝皇帝接续孔子改制精髓，支持变法事业，所用依据同样来源于公羊学：

臣考孔子作六经，集前圣大成，为中国教主，为神明圣王，凡中国制度义理皆出焉。故孟子称孔子《春秋》为天子之事。董仲舒为汉代纯儒，称孔子为改制新王，周汉之世，传说无异，故后世祀孔子皆用天子礼乐……伏惟皇上典学传心，上接孔子之传，以明孔子之道。

且康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中，又提到科举所用经义，特别提到《春秋公羊传》，未及《左传》和《穀梁传》，也从某种侧面说明了康有为的公羊家底色：“经以《诗》为一科，《书》、《易》二科，《仪礼》、《礼记》为一科，《春秋公羊》为一科，凡五经分为五科。”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在变法主张终于获得光绪皇帝认可，并得到编书的任务之后，针对《孔子改制考》引发的争论，康又向光绪帝奏上《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一折，为自己辩诬：他首先认为，自己著书的苦心未获得人们的体谅，“即如《孔子改制考》一书，臣别有苦心，诸臣多有未能达此意者”。随后，康又向皇帝申说公羊义理以及他如此塑造孔子形象的理由：

臣考古先圣人，莫大于孔子，而系《易》著穷变通久之义，《论语》有夏时殷辂之文，盖损益三代，变通宜民，道主日新，不闻泥古。孔子之所以为圣，实在是。故汉以前，儒者皆称孔子为改制，纯儒董仲舒尤累言之。改者，变也；制者，法也。盖谓孔子为变法之圣人也。自后世大义不明，视孔子为据守古法之人，视六经委先王陈迹之作。于是守旧之习气，深入人心，至今为梗。既乖先王陈迹之作，尤窒国家维新之机。臣故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无所借口，庶于变法自强，能正其本。区区之意，窃在于是。

正因为守旧势力太过强大，在“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氛围中，为了唤醒保守派，赢得更多人支持变法，康不得不下猛药，这剂猛药就是《孔子改制考》。康还解释孔子之所以如此不惮烦琐而岌岌于改制，乃是出于以下原因：

孔子《春秋》明新王之改制，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异器械，殊徽号。何为纷纷，不惮烦哉？以为不如是，不能易天下人之心思，移天下人之耳目也……故不变则已，一变则当全变之，急变之。

这样，康最终要表达的主题就出来了，就是要变，不但要变，还要全变，急变。之所以这么激进，有康个性问题，康性情本来就很急躁，当然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国情危急紧迫。还是在这年六月，康向皇帝奏上《日本书目志》等鼓吹变法的书籍，再四强调的，仍是一个“变”字，在《日本书目志》自序中，康写道：

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孔子作六经而归于《易》、《春秋》。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孔子虑人之守旧方而医变症也，其害将至于死亡也。《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质三统焉，条理循详，以待世变之穷而采用之。

而康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正是存亡绝续之际，国家有被列强瓜分之虞，在呈给皇帝的《波兰分灭记》的序中，康引经据典，提到“《传》谓：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这是引用《左传》中的一段话，强调在列国纷争时，要敢于面对现实，参与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就会灭亡。要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则只有变法一途。

从以上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在向皇帝提出变法主张时，所用的劝说工具，脱不开春秋公羊之义。此外，在很多奏章中，即便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春秋公羊传》，但整个风格仍旧不脱公羊学底子，比如光绪十四年十月，康在一封上书中，提到“今之时局，前朝所有也，则宜仍之，若知为前朝所无有，则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与治敌国并立之世固宜也”。这不过是“文质改制” “三世说”的推衍，而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康有为又提到：“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同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交争，必至四分五裂。”随后康又引《易经》中的“穷变通久”之说，以及董仲舒的“为政不调，更张谓理”之说，来佐证其变法的正当性。

所以，康有为变法的主张，将公羊学发挥到了极致，当然除了公羊学外，康有为的改制学理，还有舶来的西学，但是细细研读，发现西学只是他改制理论的外衣，流于“器”的层面，而公羊学才是其学理的底子，是“道”之所在。不过，正所谓“物极必反”，公羊学至此，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康有为将公羊学改造成了一门激进的变法之学，将传统公羊学中的孔子形象颠覆，使其成为变法圣教主，同时与诸子并列竞争，这让视孔子为“至圣先师”和“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道德圣人的传统士人惊愕，即便是在其他公羊人士看来，也难以接受。如前所述，甚至在变法过程中，同属于“维新”阵营的人士，也为此争辩不已。康的缘饰经术的行为引起一片哗然，连曾经支持他的帝师翁同龢也批判康“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不得已，光绪帝亲自下诏，对在学术思想上闹对立的双方进行调和。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上谕档载：“谕有交议之件，内外诸臣，务当周咨博访，详细讨论，毋缘饰经术，附会古义，毋胶执成见，隐便身图。”很明显，这个情形是康在推衍其公羊学经术时所未能预料到的。

康有为的变法很快失败，其公羊学著述自然也成为惑乱黔首之书而遭官方查禁，尽管民间仍有流通，但此后任何人都再难借公羊学掀起波澜。而到庚子事变之后，清廷名正言顺地下诏“新政”，朝廷由此前的排外一变而转为媚外，此后西学如开闸之水，一涌而入中华。到这个时候，不要说《公羊传》，就是其他一切传统经典，在更为直接的自西徂东的改革思想面前，也统统失去了战斗力。改革派人士可以堂堂正正地对西籍旁征博引，而不需要再像数年前那样缘饰儒经了，毕竟所谓“宪政” “民主”“人权”等词皆是外来语汇，直引西学似乎更为便利。不过这又开启了一股轻薄浮躁的学风。回到公羊学来，康有为立足公羊学进行变法，只是偏离了公羊学正途，最终却与公羊学一同退出变法的舞台，这又是一种“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情形，历史之吊诡，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