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思想与对外战略
俄罗斯强国思想自产生以来，其核心内涵是稳定的。它表现为一种信念、理想、目标和追求，认为“俄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伟大的国家”
。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强国有不同的理解。在莫斯科国家时代，是“第三罗马”，空前绝后的东正教的王国。在18—19世纪，则是拥有广大领土、强大军事力量、巨大国际影响力的俄罗斯帝国。自彼得一世至亚历山大一世，俄罗斯强国思想具体表现为要使俄国成为海洋大国、欧洲强国。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国家意志的过程，成为俄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内容。在这个时期，沙皇政权形成了明确的对外战略，并实行了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其结果是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帝国崛起于欧洲和世界。
一 形成对外战略
俄国的扩张在彼得一世之前就开始了，但到彼得一世时期，俄国政策的性质开始逐渐变化，形成了系统的、与其他欧洲列强争霸的长远计划，从原来的局部性扩张转向了世界性扩张。俄国以成为海洋大国、欧洲强国为目标，形成了先北后南、兼顾东西，军事优先、战争与外交两手并用、夺取出海口、扩张领土的明确战略和具体计划，并努力将其付诸实施。
彼得以前的俄国是一个内陆国家。但俄国的早期历史却与海洋有着密切关系。“罗斯产生于波涛之上”，瓦里亚基人的海船改变了东斯拉夫人的命运。从那时开始，罗斯人就追求自由的海洋，其国家政策首先是海洋政策：奥列格在君士坦丁堡前的大捷就是这一政策的象征。从诺夫哥罗德到基辅、从基辅到君士坦丁堡，这是早期罗斯走向强国的道路，也是走向海洋的道路。
但在基辅罗斯衰落的时候，特别是在蒙古征服时期，“海洋传统”中断了，罗斯被甩出了强国之路。到14世纪中叶，曾被称为“瓦里亚基人之海”的波罗的海成了瑞典的内湖，而被称为“罗斯海”的黑海成了土耳其的内湖。直到伊凡三世时期，俄国才取得了芬兰湾岸边一个小小的立足点，在这里建起了伊凡哥罗德。伊凡四世时期，莫斯科国家形成了作为国家发展道路和方向的海洋政策，这成为强国思想的重要基石。伊凡四世说过，“波罗的海的海水是值得用黄金来衡量的”。对于俄国来说，争取出海口的斗争既是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斗争，也是成为强国的必由之路。旷日持久的利沃尼亚战争，是莫斯科国家试图实现这一目标的历史性努力。在这场俄国同西方强国瑞典、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战争中，伊凡四世虽一度得手，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已有辽阔的疆域，在北部和东部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它仍然缺乏与世界中心地区进行联系的口岸。东部的沿太平洋海岸还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北部只有白海之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可算是一个海上门户，但它一年中有9个月不能通航；在西部的波罗的海沿岸，伊凡三世时期取得的一小块芬兰湾边的土地在混乱时期被瑞典所占，俄国失去了通往波罗的海的唯一道路。而此时的俄国工场手工业已有一定规模，对外贸易量剧增，阿尔汉格尔斯克已不敷使用，因为它不仅通航期短，而且远离俄国的经济中心。到莫斯科有1100多公里的距离，在那个陆地运输主要依靠畜力的时代，这意味着昂贵的运费。马克思曾经指出：“他们在历史上初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发祥地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德涅伯河、顿河和北德维纳河等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流域。他们的领土除芬兰湾尽头外，没有一处与海相连。在彼得大帝以前，俄罗斯人也并未表现出有能力征服除白海出海口以外的任何出海口，而白海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被冰块封冻，不得通航。”俄国迫切需要获得最近最便捷的同西方交往的途径，这对于正在崛起的俄国迅速改变落后局面至关重要。走向不冻的海洋、夺取出海口，是俄国与西方交流和竞争的必要前提，是俄国成为强国的关键。为此目的而同土耳其、瑞典进行的战争，是俄国从内陆国家走向海洋国家、从欧洲的边缘走向欧洲腹地的序幕。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彼得一世时代。
彼得一世亲政后曾首先对土耳其用兵，试图取得黑海的出海口。1696年，俄军攻占了亚速。为了扩大战果并实现向黑海的突破，彼得决定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并采取相应的外交行动，力求激活和发展反土同盟。
但在意识到反土同盟难以为继之后，彼得一世及时调整思维，形成新的对外战略，一方面与土耳其媾和，一方面构建针对瑞典的北方同盟，将俄国的外交和军事重点从黑海转向波罗的海，从南方转向北方。北方同盟的建立是俄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俄国战略调整的标志。
漫长的北方战争产生了建立军事强国的直接需要，为了增强经济和军事力量，彼得不仅把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来确立的转向西方的政策推到了顶峰，而且试图使俄国逐渐融入近代西方体制中。结束北方战争的尼什塔德和约，确认了俄国在波罗的海取代瑞典的地位。“俄罗斯进入了欧洲，如同舰船在斧头敲击声和大炮轰鸣声中下水那样。”
北方战争的胜利是俄国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无论是从这次战争的目的、结局，还是从它的持续时间来考虑，我们都可以公正地把它称为 ‘彼得大帝的战争’。他的全部事业都以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为转移。”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对于俄国的发展来说是必需的，这是学习西方、强大自己的必要途径，“从这个观点看来，彼得大帝只是想通过他对瑞典的战争建立一个俄国的利物浦，并赋予这个俄国的利物浦一条不可缺少的沿海地带”。征服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使俄国“从一个半亚洲式的内陆国家转变成为波罗的海至高无上的海上强国……在北方各邻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使俄国与欧洲所有地方保持经常的直接接触；奠定了同海上强国建立物质联系的基础”。由此开始，“一个从前在国际关系方面仅限于同东欧和东南欧各邻国交往的国家，现在正稳步踏入欧洲列强之林。……从此以后，欧洲任何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如果没有俄国的参加就得不到解决”。俄国成为波罗的海的霸主，俄国争霸欧洲的事业开局成功。
成为海洋大国的过程也意味着俄罗斯帝国领土疆域的扩大。俄国通过北方战争从瑞典手中夺得了波罗的海沿岸812000平方俄里的土地。这些新征服的西部领土使那里的日耳曼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成为俄罗斯帝国的臣民，俄罗斯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进一步扩大。
作为“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彼得一世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实践为俄罗斯帝国的对外关系奠定了战略和策略基础。在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上，彼得一世时代形成了优先发展军事力量、战争与外交两手并用、外交以军事为后盾等原则。俄国的积极进取及其在欧洲表现出的政治主动性，引起了普遍关注，“这种政治主动性比那些束缚于自己的国际法律利益的国家更具有伟大强国的性质”。
二 指引强国外交
彼得一世为俄罗斯帝国确立的对外关系的战略和策略原则，主导了此后俄国的外交思维。
强国思想指引下的对外政策的重要任务是夺取出海口、扩张领土疆域、拓展地缘政治优势、谋取欧洲大国地位乃至世界霸权。这是俄罗斯帝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俄罗斯国家政权存在和活动的一个基本目标。“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领土扩张是国家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也是俄国与走在前面的欧洲进行竞争的最主要动机，它要求把社会的力量集中到极致。”它“给俄罗斯的社会意识和俄罗斯的国家观念打上了深刻的印记，并在彼得一世之后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国家性”。
对外战争和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外交，是俄罗斯帝国形成和崛起的主要途径。在发展军事力量以至于直接发动战争的同时，俄国外交在对外关系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彼得一世之后，尤其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俄国继续以战争和外交两手并用的方式，迅速扩张版图，提升国际影响力，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强国崛起。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强国思想不仅成为其全部政策的轴心，而且也反映在把俄罗斯帝国变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实际行动中。叶卡捷琳娜二世追随欧洲开明专制的潮流，使俄国的欧化达到新的层次，也使俄国军事实力显著增强。1796年，俄国陆军人数已达到50万，成为欧洲第一；海军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其海军舰队到1791年第二次俄土战争结束时，已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远洋海军。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击败了土耳其，实现了进入黑海的历史性突破。俄国的军事力量也为其对外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撑，使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这一时期俄国的疆域显著扩大。在南方，俄国正式兼并克里米亚汗国，取得了亚速海两岸的土地，其边界推进到库班河，最终结束了与黑海北岸草原上游牧民族之间的数百年斗争。在这块被称为新俄罗斯的新兼并土地上，俄国建立了尼古拉耶夫和塞瓦斯托波尔两个海军基地，它们离君士坦丁堡只有两天半的航程。在西南，俄国先后将第聂伯河到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土地和布格河到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地区并入了俄国。至此，俄国最终取代奥斯曼帝国，控制了黑海北岸和西岸地区。在西部，俄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要把全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并入俄国。俄国在解决西部边界问题时，主要通过外交手段，十分策略地与普鲁士和奥地利进行勾结，三次瓜分波兰，其结果是俄国夺得了全部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大部分乌克兰共计463200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原波兰领土的62%。同时，俄国施加军事压力以至于直接进行军事侵略，压服波兰。俄国的西部边界推进到涅曼河和布格河，开始与普鲁士和奥地利接壤。在亚洲，俄国在以武力吞并库班河地区之后，把格鲁吉亚变为俄国的保护国。1796年，俄军入侵波斯，夺取杰尔宾特、巴库等地。到18世纪末，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已达到1680万平方公里，其人口在1796年已达3600万。
进入19世纪，俄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继承了军事和外交并用的传统。他在遭受弗里德兰严重军事失败之后，在提尔西特以外交方式保全并发展了俄罗斯的利益；在拿破仑1812年入侵俄国之前，又使用外交手段与土耳其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为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做好了准备。在与拿破仑法国的关系中，俄国虽然经历过军事失败，但最终仍以俄国军队开进巴黎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证明了俄国军事力量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俄国拥有了对欧洲事务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俄国的疆域和势力也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范围，俄国势力范围已深入欧洲的中部。
帝国疆域和势力范围的扩大，边疆殖民地的形成，从人口、资源、市场、原始积累等方面为俄国经济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帝国的建立和扩大增加了国家经济资源，“边区殖民地”为俄国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边疆地区扩大了俄国商人的财源，使他们能够通过不平等贸易牟取厚利，从而加快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边疆地区源源流入俄罗斯工业地区，为建造工厂和制造机器提供资金。帝国为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粗犷型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和可能性。疆界的拓展和人口的增加使得国内市场相应扩大，对商品的需求量显著增长，这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缺乏对外竞争能力的俄国工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9世纪上半期，俄国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1825年，俄国已有手工工场5261个，工人达到21万余人，其中自由劳动力增至一半以上。俄国商业出现繁荣局面，对外贸易明显增长。在帝国成长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19世纪30年代开始了俄国的工业革命。
强国思想指引下的俄国外交在帝国崛起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批视野开阔、执行力强的外交人才在为俄罗斯帝国出谋划策，全力以赴地实现其强国目标。他们所代表和体现的俄罗斯外交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18世纪初期才登上欧洲政治舞台的俄国，在短短百年之间实现了先北后南、兼顾东西、争夺海洋、扩张领土的战略，从一个内陆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称雄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海洋强国，从一个后起国家发展成为对于欧洲事务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庞大帝国。对于俄国政权来说，这是俄罗斯伟大强国目标的实现。
彼得一世时代开始的俄罗斯强国崛起的过程，令欧洲产生了深刻印象。还在18世纪后期，欧洲就流传一个所谓“彼得一世遗嘱”，其中阐述了俄国外交的战略和策略。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国前夕，任职于法国外交部的新闻记者雷居尔出版了一本名为《俄罗斯国家的成长，从诞生到9世纪初》的书，其中提到彼得一世给自己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份有关对外关系的计划。雷居尔称，在俄国沙皇的私人档案中有一份彼得一世亲笔所写的包括了上述计划的材料。他在书中第一次引用了彼得一世计划的“片段”，并将其分列为14点。
在俄国与英法矛盾尖锐化的19世纪30年代，所谓“彼得遗嘱”在欧洲广为传播。1836年，在巴黎出版了盖亚尔德（Гайярдэ）的《骑士戴昂回忆录》一书，其中引用了据称是彼得一世给自己的继承人留下的“欧洲争霸计划”的文本，这已经不是片段，而是完整的文件，而且作者明确地将其称为“彼得大帝的政治遗嘱”。盖亚尔德书中引用的“彼得大帝遗嘱”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俄国应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不断增强国力，建设强大军队，交替使用战争和外交手段；
利用一切手段从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网罗军事指挥人才和学者为俄国服务；
利用一切机会干预欧洲尤其是与俄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德意志的事务和纠纷；
干涉波兰内部事务，与其他大国共同分割波兰，但俄国最终应从它们那里收回一切；
征服瑞典，尽可能多地夺取其土地，为此应挑动瑞典与丹麦分离并相互争夺；
通过王室联姻，使俄国与德意志的利益接近，争取德意志支持俄国的事业；
优先以通商方式与英国结盟，促进俄国的贸易和航海；
不断向北方扩张，以及沿黑海向南扩张；
尽可能向君士坦丁堡和印度推进，拥有它们意味着拥有世界，为此应不断与土耳其人、波斯人作战，灭亡波斯，挺进波斯湾；
保持与奥地利的同盟，表面上支持其控制德意志，暗中鼓动德意志各王公对其敌视，让它们都有求于俄国，从而建立起对德意志的某种保护，为将来征服它做好准备；
促使奥地利对于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发生兴趣，使其对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持中立态度，或挑动反对它的战争，或给它一部分战利品，而稍后再将其收回；
将散居于匈牙利、土耳其、波兰南部的东正教徒吸引和团结在俄国周围；
在肢解瑞典，战胜波斯，消灭波兰，征服土耳其，控制黑海和波罗的海的情况下，俄国应秘密地分别向法国和奥地利提出与其瓜分全世界的建议，如果其中之一接受俄国的建议，就可以利用它来制服另一个，最后再消灭那个仅存者，对此结果毋庸置疑，因为那时俄国已经占领整个东方和大部分欧洲；
假如两个强国都拒绝俄国的建议，俄国则应使它们互相争吵、互相削弱，然后抓住决定性的时机，将已经集结的部队开向德意志，同时派遣两支舰队分别从亚速海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进入地中海和大洋，进攻法国和德意志，征服这两个国家之后，就能很容易地让欧洲其余部分不做任何抵抗地臣服于俄国脚下；
就这样，俄国能够也应当征服欧洲。
1854年，在俄土西诺普海战后，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发表了致尼古拉一世的公开信，巴黎街头到处有卖刊登了“彼得一世遗嘱”文本和呼吁发动对俄战争文章的报纸。
1870年代，出现了一个据称是“彼得一世遗嘱”的新版本，它成为波兰将军索科利尼普基于1797年递交法国督政府的《俄国概要》的材料之一。索科利尼普基引用的“彼得一世遗嘱”片段基本上与雷居尔的版本一致，其目的显然希望鼓动法国政府对俄作战。
在欧洲，最早对“彼得大帝遗嘱”提出怀疑的是贝尔霍里茨（Берхгольц）。他通过对文本的研究得出结论，所谓“遗嘱”的作者可能恰恰就是拿破仑·波拿巴本人，因为“遗嘱”反映了他的思想、观点，其文字表达方式也是他的风格。
俄国学界早在19世纪就认为这个所谓遗嘱是伪造的，认为在拿破仑进攻俄国之前抛出这个所谓“遗嘱”，其目的是试图证明俄国追求世界霸权的野心。1875年，俄国历史学家卡尔诺维奇（Е. П. Карнович）指出，彼得一世的“扩张计划”是戴昂杜撰的。1877年，《古代和近代俄罗斯》杂志发表舒宾斯基（С. Н. Шубинский）的文章，认为“遗嘱”是伪造的。
俄国官方也断然否定“彼得一世遗嘱”的真实性。1876年11月2日，亚历山大二世在接见英国大使罗福图斯时明确表示，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彼得一世遗嘱”，这是一个凭空臆造出来的东西。随后，在俄国驻英国大使舒瓦洛夫的坚持下，英国公布了罗福图斯大使关于他与亚历山大二世谈话内容的电报。
当代俄罗斯学者认为，所谓“彼得一世遗嘱”事实上是以彼得以来俄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为基础的，在“彼得一世遗嘱”的文本中可以看出，法国和波兰的外交利益得到了反映。“彼得一世遗嘱”的作者并不熟悉彼得一世时期的俄国对外政策，因此在“彼得一世遗嘱”文本中有一系列错误。但是作者根据18世纪形成的一个普遍认识，即俄罗斯帝国是彼得大帝的创造，正确地抓住了俄国对外政策的趋势和方向，并将它们与彼得大帝联系起来。所谓“彼得一世遗嘱”把历史真实与想象的“俄罗斯威胁”结合在一起，反映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的政治现实。
虽然俄国官方和学界都认为“彼得一世遗嘱”是个伪造的文件，但其内容事实上与彼得以来的俄国外交实际大体吻合，它归纳了18世纪以来俄国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和主要任务，以及扩张的主要方向、目标和手段，大体反映了俄罗斯帝国崛起时期的外交实际情况。历史学家卡吉米尔·瓦里舍夫斯基在其1897年所著《彼得大帝》一书中指出，“彼得一世遗嘱”中没有一行字出自彼得一世之手，但它显然十分准确地反映了1725年以来俄国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以及这个强国的成功崛起。彼得大帝真正的遗嘱并不是深藏于秘密档案之中，而是表现在他给当时世界打上的烙印，整个欧洲都见证了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