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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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利萍博士是我的关门弟子,毕业离校三载,近日传来佳音,其博士学位论文《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研究》经反复修改定稿,即将正式出版。得悉这一喜讯,作为利萍三年在读期间的导师及这本专著的第一位读者,本人甚感欣慰。

话语标记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语言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话语标记的界定、分类及功能等基本问题还没有较一致的认识。利萍在读博期间不仅关注汉语话语标记的研究,更是将研究的视角投向话语标记的重要类别之一——言说类话语标记。言说类话语标记在言语交际中使用频率很高,运用范围非常广泛,亦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汉语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为个案探讨,缺乏研究的系统性,亦缺乏理论上的提炼与总结,这给利萍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利萍这部专著以汉语语篇中的言说类话语标记为研究对象,运用衔接与连贯、语义语法、原型理论、语法化、主观化等理论,突出4个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相结合、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等思路,并采用对比分析、语义特征分析、认知分析、个案分析等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基本特征、语用功能及形成的动因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得出了不少新见。其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话语标记作了新的界定,构建了汉语话语标记体系。学界长期以来对话语标记的界定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面对这一棘手的老大难问题,作者根据原型范畴理论,综合当前研究成果,考察了话语标记在语音、句法、语义及功能等方面的基本特征,给出话语标记的定义。本人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做法。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善、系统的汉语话语标记体系。具体包括如下。

揭示了话语标记的性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归纳了话语标记的4个特征,即意义上表现为程序意义而概念意义弱化或消失,句法上具有独立性、可分离性而且位置相对比较灵活,韵律上独立且其前后通常可以有语音上的停顿,功能上表现为在交际中主要发挥语用功能。

考察了话语标记与插入语、称呼语、感叹语、拟声语等独立成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指出话语标记并非一个统一的语法类别,而是通过语用和话语关联起来的一个功能类别。

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标准对话语标记进行分类,对话语标记采用形式、功能、语气、主观量等多种分类标准,建立了汉语的话语标记系统(见第60页图2-1,表2-2)。与一般自下而上研究话语标记的论著有所不同,作者试图“自上而下”观照话语标记系统,从较为宏观的视角管窥话语标记的系统性,从而比较全面地阐释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类型、位置类型、构成成分类型等,做到了对话语标记的多角度考察和研究。这也是对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深入考察必须要解决的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第二,构建了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体系。作者首次对话语标记中使用频率较高较为重要的一类——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讨论了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界定及其特征。作者从语料库中的语料出发,从语篇分析的视角切入,对近200个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内在组合形式及语义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描写,为进一步探索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特征及功能提供了可能。言说类话语标记作为话语标记的一类,既有话语标记的基本特征,又有一些本身独有的特征,作者运用对比的方法凸显出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区别性特征。

揭示了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形式特征和语义特征。指出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形式特征体现在语表形式、分布特征和管界等方面,形式特征体现了该话语标记在语篇中的具体功能的差异。言说类话语标记的语义特征体现在其程序性、主观性及交互主观性等方面,体现了该话语标记在交际中的态度、观点等因素。

提出对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分类的形式标准和语义标准,阐述了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形式类型和语义类型。把言说类话语标记按照话语标记的内部构成情况及使用人称情况进行了形式分类,按照语义不同把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语义分类,并对各类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下位分类,建立了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系统(见第117页图3-3,第114页表3-3,第115页表3-4,第115页表3-5)。

第三,考察了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的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话语标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功能性,因此对其功能的研究自然也是研究话语标记的一个重点内容。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言说类话语标记功能的研究,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句子,而是扩大到语篇,研究角度也由句法扩大到语篇的语用层面。众所周知,话语标记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衔接手段和衔接策略,运用话语标记能把语篇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衔接关系显性化。说话者运用言说类话语标记来构建语篇表达自己的交际目的,听话者借助这些话语标记可以更好地对语篇进行理解和判断,由此使交际顺利进行。

作者对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功能从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两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归纳、阐述了言说类话语标记的五大语篇功能——话题功能、话语来源功能、推论功能、阐发功能、注释功能,以及三大人际功能——态度评价功能、祈使功能、言说方式功能(见第181页图4-1,第182页图4-2)。作者还进一步探讨了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多功能性,指出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多功能性体现了它的主观性,同时也体现了它的动态性特征。

第四,对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了个案研究与理论思考。作者关注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动态变化。重点研究了尚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几个言说类话语标记个案,如“V一句”类话语标记、推测型话语标记“说不X”、坦言型话语标记“说X了”、后置标记“再说”等,对其具体功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并对形成话语标记的渊源进行了追溯和探索,从而也使话语标记理论更具实践指导意义。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还进一步从理论方面对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形成动因、蕴含的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指出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形成绝大多数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并且是多元机制的共同结果,不是单一某种机制在起作用。并提出言说类话语标记是一个连续统的概念。作者通过细致深入的理论探讨,得出了言说类话语标记形成的动因与机制,如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非范畴化、位置、使用频率、会话策略和重新分析等。此外,作者还探讨了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变体及其形成动因和机制。作者这些理论上的探讨是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利于揭示汉语言说类话语标记的显著特点和一般规律,使这本著作具有了较好的理论高度。

总的来说,利萍的这部专著视野开阔,材料充实,考察深入细致全面,方法的运用十分熟练,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显示了作者具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强的研究能力。这些研究成果拓宽了汉语语篇研究的视域,丰富了汉语话语标记理论,对汉语语法学、语用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有实践意义。

当然,该著作还存在一些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对言说类话语标记功能的研究还需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另外,有关言说类话语标记的一些问题,如决定言说类话语标记使用的本质因素、产生的真正原因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

利萍当年是在职攻读的博士学位,她凭靠自己的勤奋刻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研究、写作,最终顺利地如期完成学业,这一点实属不易。如今,利萍依然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执着的追求,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了进一步加工与完善,著作出版在即,可喜可贺!利萍要我为之作序,我自然欣然同意。衷心祝愿利萍继续努力,向更高的学术山峰迈进!


彭小川

2015年11月16日于翡翠绿洲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