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问题聚焦

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进一步指出：“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下一步，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艺术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门类下一个新兴且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与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话中指出的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不谋而合。而艺术学理论作为艺术学学科下的一级理论学科，在其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任务自然也不言而喻。在此背景下，通过建构我国独有的中国艺术学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观，在艺术学理论的指导下完成艺术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促进各具体艺术门类的繁荣，完善艺术产业的生产、输出链条，培养艺术创意人才，突出艺术在当代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弘扬中国艺术精神，就成为2016年度各高校众筹规划、学界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

一 艺术学理论“中国化”

2016年，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理论的创新上，众多专家、学者、研究人员致力于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话语体系”，有志于提出“中国化”的原创艺术理论。针对2011～2016年艺术学学科在设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大部分学者认为，“艺术学理论在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担当，一方面承续了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的清风余韵；另一方面又开启了21世纪中国当代艺术学理论的原创性之旅”。在第三届全国艺术青年学者论坛上，南京大学周宪教授提出“全球化与艺术理论的中国话语”的议题；东南大学甘峰教授则认为中国的艺术话语需要“能量的交换”，其存在的可能性离不开所处的语境。因此，带有鲜明的当代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应该更加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及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更清醒地立足于中国当下的文化艺术实践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更好地解决我国艺术学研究中的继承性、民族性问题以及原创性、时代性问题和系统性、专业性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针对上述学界内部对艺术学理论研究寄予的厚望，北京大学王一川教授基于近年来对艺术学理论建设的思考，在2016年发表并出版了多篇阐述“中国艺术精神”“艺术分赏与公赏”关系的论文、专著，包括2016年10月出版的著作《艺术公赏力：艺术公共性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文章《论中国艺术公心——中国艺术精神问题新探》（《艺术百家》2016年第1期）、《现代艺术理论中的“中国艺术精神”》［《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论观有品无——中国艺术公心中的宇宙图式层面》（《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艺术公心”为核心概念的中国艺术学研究体系。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也在《“人的主题”与“艺术的自觉”——论艺术自觉的精神历程》（《艺术百家》2016年第3期）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文章从中西方两条线上，从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的角度对艺术自觉的精神历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历史检索，直观其原初意义，考察其发展流变的特点，论述了艺术概念的独立和艺术自觉的历程。他指出：艺术是一个常用但又很复杂的术语。从最早时候含义的驳杂含糊逐渐发展到与今天的内涵大致相当，在中西方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艺术概念独立与艺术自觉的过程折射了人类自我意识觉醒和人类文明进化的历程，是“人的主题”与“文（艺）的自觉”的结果。

另外，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夏燕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离不开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挖掘、整理、疏解和阐释。这是因为“中国特色”之根源在于民族的传统，特别是古典艺术理论，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的批判性与继承性。可以说，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如同中国哲学、文学和史学一样，古今贯穿、接续有致、脉络连贯。建构有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必须面向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寻求富有理论特色之根源，这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成纪在谈及中国艺术理论的建构问题时说到：“近两年来，美学界和艺术界最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事件，莫过于对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讨论。就这场讨论可以预见的后续影响看，它的重要性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预示着一个美和艺术转型时代的到来。比较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引进西学为主调，具有使世界进入中国的性质；今天的讨论则重在确立民族美学和艺术精神的主体地位，具有使中国进入世界的性质。换句话说，一个在文化上日益自信的中国，意识到了它有责任以民族性的美和艺术自我教育，并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但是，就目前的进展看，这场讨论仍然处于表象层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仍在套用西方既成的概念体系自我讲述，缺乏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特性的深度认知。”可见，对于艺术理论“中国化”的过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呈现了一些理论硕果，但想要形成更加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话语体系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 艺术评论规范发展

随着艺术评论越来越受到关注，其也逐步纳入国家引导发展的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艺术评论工作。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全文公布，强调了“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2016年度，人们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在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艺术评论上。面对这个问题，徐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的是更多与艺术创作同步、具有理论创见与预见、能引导艺术创作实践的艺术评论。艺术评论最重要的使命，是以一代又一代人长期的、有效的评论工作，最终建立起普遍认同的艺术评价体系与标准，并以此梳理、甄别人类最精华的文化艺术作品，挖掘其中蕴含的不朽精神与力量。艺术评论与艺术理论，即是寻找最高的艺术境界，建立这个世界的规范，挑选这样的艺术精华，使它们作为人类的创造物而不朽”。

为了应对艺术评论在当下日趋兴盛的形势，更好地发挥艺术评论的引导作用，2016年召开了几次探讨艺术评论价值标准的高端论坛和学术会议。2016年4月27日举办的第二届“艺术与传媒”高端论坛，就是以“影视剧作品的评价标准”为主题，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影视剧评价标准的新变化”“影视剧评价标准及体系思考”“影视剧评价体系中的社会责任、文化建设与民族传承”等多个热门议题，从理论、实践层面，多角度剖析了如何建立影视剧领域科学的评价体系和价值标准。2016年10月27日，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与光明网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网络文艺评论专题研讨会成功举办。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讲话两周年之际，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和光明网展开战略合作，可谓恰逢其时，是落实中央要求“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理论评论工作”与“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加强文艺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

另外，为全面掌握我国艺术评论发展状况，深入分析艺术评论热点现象和问题，推动文艺评论繁荣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承担的“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课题项目“文艺评论热点双月报告”（CLACA-2015-003）聚焦于最新的文艺评论动态，每两个月提出在电影、电视、音乐、美术、舞蹈五个领域内的评论热点观察，并于2016年第6期的《中国文艺评论》上发表了《近期艺术评论热点面面观》一文，对目前的文艺评论进行了深度的探析。文章认为，2016年度的文艺评论在紧密回应现实的同时，也体现出历史观照的维度，深度介入文艺创作和传播的现状，直击其深层问题，激发起业界的反思和探讨，有利于引导正确的创作方向。但是面对纷繁变动、复杂纠葛的产业发展现状，文艺评论仍须加强对业内动态的及时关注，并进行针对性强的冷静思考，以不断促进我国文艺的健康良性发展。

2016年，学界还关注学术型艺术评论的发展动态。学术型艺术评论作为艺术评论的众多形式之一，有其区别于网络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以及一般非学术报刊等传统媒体艺术评论的独特的角色定位。而基于这样的角色定位，不难发现，学术型艺术评论，最重要的价值即在“理论”。无论是架设在艺术作品创作者与评论者之间的实践与理论的对话，还是并存于艺术评论家及其评论文章之中的创作与理论的结合，抑或是学术型艺术评论所面对的艺术与学术的矛盾，其实都紧紧围绕在学术型艺术评论的理论价值周围。于是，对艺术实践起到引导与影响的作用，就自然成为学术型艺术评论不容忽视且应努力追求的现实价值，而除此之外，能够紧扣理论特色，进一步发挥学术型艺术评论区别于其他艺术评论的优势，并从而在丰富多样的艺术评论的逐渐积累中，最终提炼与总结出专属于当今时代的艺术精神，则是学术型艺术评论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 跨学科艺术学的学科创建与未来规划

随着艺术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单一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时下艺术学发展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讨论在艺术学理论下新创建一个二级学科的构建预想开始浮现。特别是在2016年，提出将艺术学与其他学科“跨界联谊”共筑研究对象的学者不在少数，因而本年度的热点问题也集中表现在比较艺术学、民俗艺术学、艺术人类学这三种二级学科的创建与规划上。

（一）比较艺术学

东南大学李倍雷教授在《作为学科的比较艺术学》一文中清晰而明确地梳理和定义了比较艺术学的学科性质。作者首先区分了比较艺术学与艺术学理论、国别艺术的异同，认为三者的关系关涉比较艺术学的学科边界和视域的问题。比较艺术学作为学科，有学科与学科关系的问题需要探讨，也有的涉及视域的问题，艺术学理论是一门“打通”门类艺术研究的学科，是综合、整体和宏观的艺术研究，其所研究的至少包含两门以上学科，故此与比较艺术学跨门类视域研究有相似的地方，但目的与方法不同。国别艺术是不需要跨视域所进行的艺术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既定的历史存在，而比较艺术学则是要求跨视域的艺术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比较艺术学的学科性质主要以它“跨视域”的特征而决定：“比较艺术学作为一个学科，它所研究的对象——即跨视域的‘关系’是研究者决定的，这是比较艺术学能够成立的基本前提。研究者的定位在于跨越视域，因此跨国别、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门类）是比较艺术学学科定位的标志。研究者的跨视域，不仅是比较艺术学的学科特征，也是比较艺术学的基本标志，它体现的是学科本位的内容，而不是研究方法。”

从当前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看，“比较艺术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出现，既是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需要，也是艺术学科门类发展和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艺术学理论与外国艺术学理论之间，能够通过比较与研究，推动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在艺术学领域出现的许多新兴学科也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原有的艺术学理论。

关于比较艺术学的形态，赫云认为“比较艺术学的研究无法绕开对艺术形态的研究，很多情况下，比较艺术学的实践研究，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形态的关注成为主要视域范围。当然涉及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比较时，不是去比较高低、优劣、长短，而是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各自的特征和使用不同手段所呈现的艺术形式、结构乃至风格等问题。艺术形态的不同，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也就不同。”

不少研究者也提及，在研究方法上，比较艺术学可以从当代西方艺术理论的关联中借鉴有益的部分，寻找更多可以开发的研究路径，拓展比较艺术学的研究视野与跨文化沟通角度。当然，比较艺术学还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在借鉴文化学、社会学、图像学、音乐学、美术学等理论的背景下，开设比较音乐学、比较美术学、比较戏剧学、比较电影学等诸多分支学科。与此同时，不断加强比较艺术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努力探索“中国比较艺术学”的优势与特点，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力图形成“比较艺术学”的中国学派。

（二）民俗艺术学

中国民俗艺术学的研究始自20世纪40年代，它是伴随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产生而开始的。国内有研究学者在对民俗艺术研究所做的历史回顾中论及，“民间艺术”“美感”等艺术概念在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起始阶段已然受到重视，如胡愈之在1921年谈及民俗学研究时就提到了“民间艺术”应作为其研究的基本事项之一。因此“民俗艺术”的概念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以来，其研究在中外学界广泛展开，但作为学科性的思考与建设，“民俗艺术学”只是近年来才真正得到了倡导和推进。

“民俗艺术”是指依存于民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态，作为传承性的下层艺术现象，它又指民间艺术中能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民俗艺术学则是以“民俗”和“艺术”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但它不再以二者的相互关系为研讨重点，而是把“民俗艺术”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李颖和李明泉在《民俗艺术传播的语境转换与基本维度》一文中提出：“自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民俗艺术存在空间发生改变，民俗艺术从乡土走向城市，其乡土文化气息与特色逐渐向城市文化渗透，民俗艺术的这种转变造成了其传播语境的由乡土本位向消费语境的转换。在语境转换过程中的民俗艺术的传播场域中，呈现出了三个基本的空间维度：精神性维度、社会行为维度和信息技术维度，这三个维度自有特点又相互勾连，在民俗艺术传播的时间坐标中呈现出它们的不可或缺性。”

在“陶思炎教授从教36周年暨《陶思炎文集》发行学术研讨会”上，陶思炎表示：民俗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传统的，而其学理却是新兴的，作为中国艺术学中较有特色的领域，它有希望引领国际民俗艺术的研究。“在‘一带一路’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和特色乡镇建设方面，民俗艺术是一个特殊资源。通过民俗艺术，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踪迹，从而更好地进行产品开发、文化创意、城市建设等。”近20年来，民俗艺术学相关论著的出版、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设立、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都反映出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持续拓展、呈现初步繁荣，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水平。

（三）艺术人类学

处于学科建设初期的中国艺术人类学，涉及学科本身的诸多问题亟待深层次的理论阐发，其理论基础的构成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主要由人类学、艺术学和田野研究实践中生发的理论三个部分组成。2016年9月23～25日，在“2016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呈现了我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此次国际研讨会以“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当代社会建构”为主题，并从“艺术民族志的书写范式研究”、“艺术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个案研究”和“设计与日常生活研究”等几个角度，探讨了艺术人类学在当代社会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根据汪欣整理的会议综述报告《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建构——201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2016年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点。

在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在主题发言《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一个艺术人类学理论相关的思考》中，基于对“遗产资源化”的思考，追溯“遗产到资源”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探讨了都市艺术区遗产资源的再利用。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在《艺术人类学中国话语与艺术传统深层内涵》一文中指出“艺术人类学需要关注传统”,“既关注艺术的当下形态又把握其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如此方能真正建立起属于该区域艺术人类学话语体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永健博士在论文《“原始艺术命题”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梳理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认识到“原始艺术”命题在这一阶段中的重要地位，并系统研究和总结了这一阶段“原始艺术”命题研究的现状和特点，以及有关这一命题研究兴盛的原因。浙江财经大学罗易扉副教授在文章《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与取向研究》中，旨在采取另一种范式叙事方式，将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从人类学理论范式中独立出来，并思考后现代时期先锋艺术人类学思潮。

在田野调查的方法论意义及艺术的民族志书写方面，云南大学向丽教授在论文《艺术的民族志书写如何可能——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和意义再生产》中提出一个观点，民族志作为获取田野知识的方法与作为文本书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与事实。作为文本书写，民族志的目的不在于田野的再现，而是对于田野意义的探寻。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在《中国山水画中的意义线索与民族志书写》一文中指出，人类学如果内含着一种民族志的书写，那这种书写一定不是单一向度的，它匹配着文化的多样性而呈现其多样性的书写形式，并贡献于作为文明的民族志书写。日本关西学院大学荻野昌宏先生则以景德镇的田野调查为案例，探讨了艺术对于城市变迁、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杨丹妮在论文《共生共荣的“金字塔”：广西侗族地区戏剧艺术“文化生态位”研究》中，论述了生态学中“生态位”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认为“文化生态位”的概念的提出是文化研究者参照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的相关理论分析而形成的一种文化阐释工具。

通过以上学者提出的观点和问题可以看到，2016年度，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需要重新提出与探讨的问题。艺术人类学作为当代新的人文学科研究，侧重于对艺术活动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和问题意识，应该在引介人类学新的视野与方法的同时，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承继与断裂现象做出及时的深入研究，从学理与实践层面探讨当代审美和艺术的新质及其意义。

四 对高校艺术理论课程的反思与批评

2016年，随着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立和快速发展，各大高校为完善科目门类设置了名目繁多的艺术学理论类课程，对该专业教学法的探讨也开始逐步增多，对其教学规律的探索也随之深化。任云妹在《艺术学门类学科视野下科研成果分类初探——以天津部分高校为例》一文中，以CNKI为平台，系统量化整理了近年来艺术学科相关文献，多层面多角度地分析了近年来艺术学理论期刊论文的变化情况和规律，用详细的统计数据阐明了艺术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巨大差距。“艺术学门类下的核心期刊数量、艺术学期刊论文发表目前处于劣势，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艺术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很明显它的体系还是比较薄弱的。结果显示，在此期间，艺术学期刊论文每年平均发表1.5万篇，同期比文学期刊论文少33.33%，比教育学每年发表数量相差2.7万篇，与法学相差4万篇，和经济与管理学的差距就更加悬殊，虽然近几年发表数量有所提升，但变化明显不大。”与这些人文学科相比，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前景仍然任重道远。

因此，有不少研究者从高校艺术理论课程的教学现状入手，剖析了目前艺术学理论课程存在的问题。黄宗杰认为艺术理论课程在高校艺术类专业教育中不可或缺，相关课程的开设有利于提升学生的鉴赏力，培养其审美能力，发展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助于帮助学生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但是通过多年的大学生艺术理论教学发现，艺术理论教学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例如，艺术专业大学生虽然对艺术理论课富有较大的热情，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却存在着较大困难；外语教学及翻译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能完全满足艺术理论教学的要求；艺术概论教材推出多种版本，却没有实用便捷的艺术专业教材；艺术理论课教学条件获得较大改善，教学方法却依然陈旧等。如何摆脱这些困境，成为推动大学生艺术理论教学发展、提升大学生艺术理论素养亟待解决的课题。张梦欧也认为，虽然总体上，艺术理论课程在高校中不仅作为专业课程，也普遍作为人文通识课程，是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此应进行必要的革新。她提出一要转变艺术理论课程的旧有观念，管理者和教师都要投入热情；二要转变教师角色，既授业也解惑；三要转变学习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适当使用学生课堂展示和分组讨论的方式；四要转变课程设置，须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并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培养学生的文化层次感；五要革新教学法，积极运用信息技术，增强课程生动性。张梦欧从教学现状、问题分析和改进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吴衍发也从自身教学经验出发，指出目前高校艺术理论课程教学状况不容乐观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学生缺乏艺术素养、教师教学趣味性不够、教材同质化程度高特色不强、高校课程安排不合理。

此外，还有教师提出在艺术理论教学中引入微信平台，以此快捷传递艺术理论信息、促进师生间教和学的交流、普及艺术文化知识。还有的教师提出了“翻转课堂”教学法，也是艺术理论课程学习的新思路。

五 书写艺术学学科史

本年度时值艺术学理论学科升格为一级学科五周年，自然不乏对于学科建设的再思考，对艺术学学科发展历时性的总结，体现出艺术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的确立以及我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是带有鲜明当代中国特色的一种学科建构。因此对艺术学学科史的书写也在2016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张晓刚在《20世纪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衍变的学科脉络》一文中回溯了学科发展史，他认为艺术学最终能够成功地建设成一个一级学科，是与整个20世纪的学者所积累的理论成果分不开的。一方面，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不仅呈现了现代性特殊语境晕染的底色，另一方面，20世纪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表现出内生型动力不足，学术原创力较为匮乏，而为外力驱动型或牵引型的追随性发展特征。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特殊语境，贯穿着从维新派开始启动的文化启蒙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以关注艺术和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为中心的艺术学理论迅速开拓。中国的艺术学正是“在这种社会语境下，产生了自身学科范式的特殊中介生成机制：文化思潮与艺术实践活动（创作、欣赏、批评）交相摩荡、彼此激发和学术沉淀”。

孙晓霞在《艺术学学科自觉地前奏1978～1985年的门类美学研究扫描》一文中梳理了艺术学学科升格前的情况，她认为各个门类艺术理论及学科建设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学大讨论的热潮中生发的。对于艺术门类的理论建设而言，这一时期恰是一个分水岭式的过渡阶段：在此（1978年）之前，关于各艺术学科本体的思考尽管也有不少，但多是一种片段式或个体式的理论探索，零散地出现在艺术家或美学家的著述中，大部分都还不具备真正学科意义的美学品质；在此（1985年）之后，各艺术门类反而在“美学热”的逐渐沉寂之后，开始步入了明确的学科自觉期，并逐渐形成一种整体上升的、学科理论系统发展的趋势，最终推动了艺术学学科升级这件划时代的大事件。因此，1978～1985年的这个阶段无疑是中国艺术学这棵大树从现代学科的萌发走向蓬勃之间的一个分蘖期，也是艺术学学科中各门类学科本体确立的前奏曲。

陈宗花的《从独立学科到独立门类：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概览（2006～2012年）》一文通过对文献总量的数据分析，指出2006～2012年是艺术学从独立二级学科跨越成为独立门类的黄金发展时期。单从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发表数量来看，1986～2005年国内公开发表论文共200余篇，而到了2006～2012年则达到600余篇，比1986～2005年增长2倍多。同时，2006年发表研究论文29篇，2008年是120篇，到2011年达到190篇，数量急剧上升。关于学科定位、学科建设探讨的各类研究成果，在2010～2011年也明显增加。理论研究成果的数量及质量的大幅度提升，为艺术学实现成为独立学科门类的飞跃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撑。因此“2006～2012年，艺术学经过前一阶段的发展与积累，不仅理论研究开始真正迈向深入，并逐渐系统化，而且学科建设也趋于完善，已具备成为独立门类的资格”。

孙晓霞在《“十二五”时期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述评》一文中梳理了从2011年到2015年，一系列对于艺术学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事件。作者认为在对艺术学整体学科进行展望、审视乃至系统规划的同时，其下属一级学科的设置格局却遭遇了诸多质疑的声音。艺术学理论作为五大一级学科中的重要一支，是支撑整个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但由于缺乏既有的学科传统可因袭，与音乐学、美术学等传统学科相比，艺术学理论在学科基础及历史承续、学理根基等方面均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此学科发展的状态也呈现多方向的努力突围。五年来的状况表明，基础理论方面没有形成某个能占据主流的话题，也缺乏像学科建设那样就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争鸣的一个学者群或话语圈，因此，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看起来不那么齐整，难以集中描述。同时，由于艺术学与美学、文学等学科的深度交叉和共生关系，让新思想和新问题的不断生发并不限于艺术学界，这也使得关于艺术理论的思考显得话题凌散，内容繁芜，不过也恰恰由于这种开放姿态下的众星闪烁，反而形成了一种元气淋漓、生机勃勃的格局。

正如李新风在2016年7月12日出版的《中国文化报》上发表的评论《构建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中所说：艺术学在新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内的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是立足于当代中国艺术创造空前繁荣、社会主义艺术事业和艺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实际，根据现实的艺术实践的发展对于包括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史和艺术管理等分支学科在内的艺术学的巨大而迫切的学科需求应运而生的。艺术学的独立地位的形成，弥补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此前在艺术研究方面的欠缺，这本身就是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一种完善、发展与创新。

结语

五年过去，中国艺术学理论建设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下设专业和学科教育内涵日益完善，但同时也面临着艺术教育理念、教研创新体制、学科活动评价等诸多方面的新问题、新挑战。李咏梅在《艺术学研究的现状与研究实力初探——基于2013～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情况的分析》一文中，运用数据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对2013～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存在区域艺术研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类型高校艺术研究状况有较大差异、艺术学科本身发展很不平衡等问题，尤其是“研究主题中应用研究偏多，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偏少。连续3年均未超过10项，这对艺术学科自身的发展不利”。并指出，一方面，未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应照顾区域水平差异，突出民族艺术特色；加强高校之间的艺术交流，东、西部协同发展；鼓励艺术理论研究，理论与应用研究相资互动发展；促进和引导独立设置的艺术类院校大力拓展艺术实践的视界。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高校间的研究状况也存在巨大差异：“就获得立项单位的类别来看，理工类院校所占百分比仍然相对较低。值得指出的是，3年中综合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立项数之和达到了当年立项数的60.9%、57.1%、68.1%，这一数据再次说明艺术学研究绝非仅限于艺术类院校和艺术类专门研究机构，综合类院校、师范类院校甚至理工类大学也在艺术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从中国文化根源和现实经验出发，大力弘扬中国精神，聚焦艺术学理论建设，进一步推进艺术教育转型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好：“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和艺术学学科在这项伟大事业中不应缺位、缺席，而应立足于中国文化艺术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做出我们在艺术理论和艺术学学科建设方面对于世界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