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到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尺度重组理论

颜培霞

摘要 尺度重组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重要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研究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本文尝试梳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尺度重组理论的思想关联，为在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中引入新的理论工具提供文献支持。文章提出，劳动价值论是尺度重组理论的思想源泉之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应观点和方法可以进一步完善尺度重组理论，使其更系统和严密。同时，针对当前城市与区域发展中的“金融化”倾向等重大现实问题，也可以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的剖析，使劳动价值论在当代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丰富实践中找到鲜活标靶。

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 尺度重组理论 城市与区域发展

在形成完整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前，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已经开始研究价值形成的源泉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在对这些理论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并成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起点，更是他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乃至奠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工具和理论基石之一。那么，作为相对宏观的概念和分析对象，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区域持续创造财富的源泉是什么？在城市和区域之间进行广阔而密集的分工协作过程中，本地劳动价值如何得到实现和转移，如何产生了金字塔式的全球城市体系，并有可能形成类似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关系？是不是这些价值转移的过程导致甚至产生了城市与区域的繁荣或衰退？新时期，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和思想理念去引导构建和谐的城市与区域关系？这一系列问题，虽然貌似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属于不同层面、难以交叉理解，但我们也非常容易地感受到它们之间先天地具有某种思想关联，甚至能够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因此，能否直接构建从劳动价值论到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理论体系，乃至指导当前的实践，值得我们进行探索尝试。

一 从劳动价值论到劳动分工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从而使抽象劳动成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平等基础，为消除劳动者阶级差异、构建以人民为主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同时指出，商品是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而商品交换的实质是劳动的交换，劳动价值应该成为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尽管现实社会中的商品种类繁多，每种商品也千差万别，但以劳动投入为衡量标准使商品交换具备了新的规则。以劳动为核心的价值形成逻辑，找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剥削的形成空间，进而使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等重大命题一脉相承。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中，有两个核心概念可以把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分工形成的必然性天然联系起来。第一个是与抽象劳动相对应的“具体劳动”的概念。具体劳动是人与人之间在体力、知识技能、历史条件、偶然因素等个体差别基础上体现出的劳动形式的区别，既是人类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技术与制度变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具体劳动会因千差万别的商品、错综复杂的生产工艺而日益丰富，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别才不断扩大。第二个概念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同样一件商品可能会存在劳动时间上的差别，那么在整个社会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其价值将由“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那么根据人与人劳动价值的比较优势原则，个体劳动必然会倾向于选择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或工作类型，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分工。因此可以说，劳动价值论所刻画的价值形成规律与劳动分工互为前提——劳动分工促进了商品交换，而只有交换才能实现商品价值，才有劳动价值论的存在基础；劳动价值的深层需求推进个体选择优化，促进分工加深——需要进行双向的机制研究。也可以说，劳动价值论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经济中的劳动分工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思想基础，从而为相关联的价值分配提供了直接依据。

二 从劳动分工到劳动空间分工

亚当·斯密曾详细列举制针工厂的事例来说明分工的重要意义。工业化以来，企业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工序渐趋复杂，劳动分工的精细化程度逐步提高，也换来了生产效率的日益加快。当地区与地区之间由于原材料、矿产资源禀赋、劳动力技能、交通运输条件等因素的差别，而吸引不同商品的生产商，或者同一商品不同生产环节的生产商集中到特定地区的时候，劳动空间分工就开始形成了。从劳动分工到劳动空间分工，一方面是地区之间存在生产条件差异，使劳动空间分工相当于劳动分工的空间形式，共同成为国家经济运行体系的组织模块；另一方面是地区内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或者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将引发商品生产环节的跨地区转移，从而使劳动分工与劳动空间分工必然地关联起来。

20世纪50年代，“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已经被推广到全世界，“一端吞进铁矿石，一端吐出汽车”的集中型生产布局方式也十分流行。然而，随着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和制度一体化，产品生产的各个工序、模块在不同地域进行配置的生产组织方式越来越普遍。根据产业链进行专业化生产、增进整体福利的行为已经成为许多地区的共同选择。在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绝大多数企业都超越了国家和地域的界限，在从本地到全球的多个地域尺度上运作，这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生产活动的基本特点。早在1999年，根植于美国本土的企业共雇用了630万海外工人，他们中的80%从事制造业。据统计，零部件国际贸易作为产业链全球分工的典型表现，1992～2003年由4100亿美元增至10400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14%，远超过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

大卫·哈维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杰出代表，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从劳动分工到劳动空间分工的宏观逻辑。他认为，资本具有不断扩张和过度积累的倾向，当资本在遭遇积累危机的时候，将会通过“时空修复”的途径获得缓解，这种思路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一脉相承。在资本新一轮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过程中，导致劳动空间分工格局的深刻调整[1]。

三 劳动空间分工的多重尺度性

在地理学家的语境下，“尺度”是地理事物运行或所覆盖空间的大小，一直是地理学家描述和分析地理事件或过程的核心概念。在全球化的今天，劳动空间分工不仅仅发生在相邻地区或者同等规模层级的地区之间，跨越宏大地理范围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等错综复杂的分工格局已经形成。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哪怕一个村庄，往往同时参与所在市县、所在省份、所在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协作。因此，城市与区域发展不仅仅要考虑平行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更要在全球到地方的多重空间尺度视域下进行重新审视，实际上这也是城市和区域理论研究以及学科构建的重要方向。

众所周知，中国东部地区的发展是与发达国家产业链的重构与转移紧密相关的，也是东部地区根据自身要素、资源禀赋所采取的适应性产业政策的结果。但是反过来思考，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余年中国东部地区取得快速发展、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并积累了巨大财富，而东北地区尽管有国家的资金支持、政策倾斜、基础设施的长足改善、开放程度的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仍不充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能成功地将本地产业体系嵌入产业链的国际化组织之中，是因为采取了以零部件贸易为代表的、片段化和专业化的产业链跨区域组织策略，使东部地区能够跨越初始时期的资本与技术障碍。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亚太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快速增长，许多企业的上游产品和销售渠道都与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密切相关，从物流成本和供应链时效来讲，把企业设在东部沿海地区是最有效的。同时，“两头在外”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使东部地区成为贸易的中转地，使中国东部地区成为中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枢纽和节点，这种节点地位使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也就形成了生产要素在东部的空间集聚。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仅仅观察相邻地区和同规模层级的地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从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去探寻价值的形成及其空间运动。

因此，劳动空间分工的多重尺度性，既要在客观状态上承认分工协作范围的多位并存，更要继续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继承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范式，为科学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实际上，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核心—边缘”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资本三次循环理论等，归根溯源都有劳动价值论的影子。

四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尺度重组理论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是城市与区域研究中的“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理论来源。前面的案例已经表明，尺度作为一种空间概念，其在多重空间上的交互耦合作用，对城市与区域发展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事实上，地理学领域中的尺度具有多重概念，并且运用程度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别[2]。Manson认为，人文地理学家对尺度的认识已经形成一个包含了逻辑实证主义到相对主义等多种内涵的连续谱系[3]。学术界从认为尺度是外在、被动、不变的，逐渐认识到它是社会建构的，也就是说尺度的重组过程和一定的尺度构造是社会政治斗争的产物，从而使尺度开始具备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多个层面的丰富内涵。本体论上的尺度即地理事件或过程发生的真实空间范围，如Brenner把一系列资本运行空间的组合特征定义为尺度结构[4]。李小建则认为尺度具有梯级等级关系、包含等级关系、嵌套等级关系和复杂等级关系等四种类型[5]。认识论角度的尺度是对现实尺度的抽象化和主观建构，认为尺度具有结构和层级，每个事物都处于一个尺度的等级序列之中，如Taylor提出全球、民族国家、地方的三级尺度[6], Smith提出身体、家、社区、地方、区域、国家、全球的七级尺度[7]。而Amin[8]和Jessop等[9]提出应基于关系与网络的视角，采用水平式的尺度认识理解全球尺度。实践论则把尺度看作各种社会运动和斗争的框架，可以通过实施不同的尺度转换策略争夺所需的资源和权力[10]。在此基础上，尺度理论开始衍生出尺度政治、尺度治理等丰富思想[11][12]，为城市区域发展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而早期尺度重组空间效应的研究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在“中心地”理论中，高一级中心地不仅为本地市场提供基本服务，同时也为本地市场之外的各个较低级中心地提供服务，根据不同服务所辐射的市场范围大小，高一级中心地相当于形成了自身经济运行的尺度结构。正是在这种尺度结构的影响下，中心地体系具备了高度秩序化的空间结构。诺斯提出的输出基础理论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区域中基础部门的经济运行空间不断拓展到自身之外的空间范围，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进而促进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在全球化进程中，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范式建立了从资本运动到地域重构的分析逻辑，Harvey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13][14]。他认为，资本的本质及其积累规律决定了它的扩张趋势，在每一轮扩张中，资本依托特定尺度的地理平台进行流通和循环，并通过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以保障其尽快完成资本积累，而这种物质空间和产业空间的创造就是地域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在此机制作用下，全球尺度上形成了世界城市体系，城市尺度上大量出现了多中心城市-区域和新产业区，一个多尺度嵌套的、交互耦合作用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研究范式已经形成。此外，Castells[15]和Storper[16]之间关于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的争论，Swyngedouw[17]、近期Murray和Overton[18]关于全球、地方关系的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尺度重组对地方空间结构的影响。

可以看出，上述学者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无非劳动空间分工的多重尺度性及其对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影响，换言之是劳动价值的形成、多尺度流动及其空间分配问题，为我们提供了新颖的思想维度和丰富的研究议题。一些学者对尺度重组的现实影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探讨，尤其是对尺度理论中国化的问题。

五 尺度重组理论的几个重大问题

综览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学术界对尺度理论作为地理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及其现实解释效力已经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也形成了较好的研究基础。但同时该领域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几处不足，这将是未来完善的方向和研究趋势。

首先，尺度理论作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工具，根植于其所独有的政治经济分析，在理论上独树一帜，但实际上在克里斯塔勒的城市区位论、诺斯的输出基础理论以及阿朗索的土地竞租模型等经典理论中，也有关于尺度理论的某些内涵和思想，但目前仍未见相关的理论梳理。如能促进尺度理论与主要城市和区域发展理论的对话、联系，无疑将使尺度理论的科学基础更为坚实。

其次，由于尺度具有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不同层面的概念内涵，在后两种意义上的应用往往是基于特征尺度上的分析，不可避免会与现实的真实世界发生偏差，影响了其定量化、真实化、精准化水平。能否基于经济运行的客观真实尺度，形成一个连贯的表达体系，使尺度理论尽可能贴近现实，从而在定量分析和预测能力方面得到较大的提升，也是学术界应该重点推进的工作。

最后，归本溯源，“尺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或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范式的传承和创新，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与区域发展具有尤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既是对全国经济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理论的殷切期待。面对中国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区、东西内外双向开放、加快国际产能合作等改革开放新举措的伟大实践，如果能把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尺度”理论进行深入的发展和应用，不仅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也将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科学地位。

六 结语

从劳动价值论到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尺度重组理论，是马克思理论在实践领域中的具体应用，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一种新尝试。这项工作不仅是理论的梳理和学习，也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意义。尤其是面对广泛尺度重组所导致的地域空间结构调整，如何进行有效的空间规划管理，亟须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等思想中汲取营养，进行空间响应特征、响应机制、尺度治理策略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比如，针对中国的城市与区域发展面临较为严重的“金融化”倾向，过多地依赖资本而非劳动，造成了局部地区比较严重的资产泡沫，如何使地区发展能更好地回归劳动价值论，应该是当前促进城市与区域科学发展的重要命题。

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问题鲜活生动，有利于开展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既能丰富和完善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尺度”理论，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做出贡献，未来仍有很多持续性的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1]殷洁、罗小龙：《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城市与区域重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人文地理》2013年第2期。

[2][5]李小建：《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尺度问题》，《经济地理》2005年第4期。

[3]S. M. Manson, “Does Scale Exist? An Epistemological Scale Continuum for Complex Human-environment Systems, ”Geoforum 39（2）2008: 776-788.

[4]N. Brenner, “The Limits to Scal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calar Structuration, ”Progress of Human Geography 25（4）2001: 591-614.

[6]P. J. Taylor, “A Materialist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7（1）1982: 15-34.

[7][10]N. Smith, “Homeless/global: Scaling Places, ”In J. Bird et al. , Mapping the Futures（London: Routledge, 1993）.

[8]A. Amin, “Spatialities of Globalis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4（3）2002: 385-399.

[9]B. Jessop, N. Brenner, M. Jones, “Theorizing Socio-spatial Relatio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26（3）2008: 389-401.

[11]沈建法：《空间、尺度与政府：重构中国城市体系》，载吴缚龙、马润潮、张京祥《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发展多维透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12]J. Shen, “Scale, State and the City: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Post Reform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31（3-4）2007: 303-316.

[13]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Cambridge, MA: Blackwell，1991）.

[14]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5]M.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al City（Oxford: Blackwell, 1989）.

[16]M. Storper,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New York: Guilford, 1997）.

[17]E. Swyngedouw, “Globalisation or‘Glocalisation'? Networks, Territories and Rescaling,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7（1）2004: 25-48.

[18]W. E. Murray, J. Overton, Geographies of Globalization 2nd eds.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5）.

（责任编辑：程臻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