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影响NGO发展的分析框架

本书把NGO看作一种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表达方式，即NGO是公民通过有组织的、持续性的社会行动来实现社会动员，其目的是追求公共物品的增加或社会不公正的改善等，推动社会变迁。本书引入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有效用于对社会运动组织的分析，并运用于对NGO的发生和发展模式的分析。

西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认为外部资源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外部资源一般是指社会运动所需要的资金资源、人力资源、媒体资源、道义支持、信息资源等。在这些外部资源中，资金资源被认为是对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例如，McCarthy和Zald指出了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改良性社会运动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提供给社会运动组织和公益组织的资金增加的结果。之后的很多研究都指出了资金资源对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美国环保运动及美国和平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1：当艾滋病领域的资金增加时，艾滋NGO的数目也会增加。

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还强调政治机会是决定一个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政治机会一般包括政治制度的开放程度、政治精英联盟的稳定性、是否获得政治精英的支持以及是否存在政治压制等条件。但是目前对政治机会的分析比较侧重于结构性的政治机会，这导致我们并不清楚政治机会是如何转换为集体行动的。所以一些学者指出，除分析结构性的政治机会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人们对结构性政治机会的主观认知程度。例如，Kurzman通过对伊朗1978年革命的分析提出，从政治机会的结构性角度来看，伊朗在革命前夕并不是很弱；但是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感受到反对派的势力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推翻现政府的政治机会的来临。因此，Kurzman认为人们对政治机会的主观认识至关重要。Meyer和Minkoff通过对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分析也发现了政治机会的信号效应，即民权运动的参与者会根据政治环境的变化对政治机会的变化做出主观判断，而这种主观感受对黑人民权运动组织的建立以及民权运动的推动有显著的影响。本章将延续对政治机会的主观测量的分析视角提出：

假设2：随着人们对艾滋病领域政治机会的开放程度的主观感受不断增强，艾滋NGO的数目也会增加。

此外，NGO作为一种组织形态，是一种介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之间的组织类型，因此可以借鉴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NGO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组织社会学中的种群生态理论（population ecology）关注的是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其理论思想的核心是新组织的增长与其所处环境中的现有组织的密度有关。种群生态理论认为，组织密度的增加会对组织的增长起到正面作用，这主要是因为组织规模的扩大证明了组织形态存在的特定价值，增加了组织形态的合法性；但是当该组织生态圈形成后，如果组织密度在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仍继续增加，那么会导致组织之间对资源获取的恶性竞争，从而对该类组织的发展起负面作用，继而限制组织数量的进一步发展，所以种群生态圈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呈倒U字形。这个理论后来被运用到社会运动组织的研究中。例如，Minkoff的研究就显示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组织的数量增加促使了其他族群（如拉丁裔和亚裔社群）争取权益行动组织的发展。Nownes的研究也发现了从1950年到1998年，同性恋组织的发展与组织生态圈的密度有紧密关系，即当组织生态圈的密度增加时，同性恋组织的成立速度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当组织生态圈的密度增加到一定阶段后，同性恋组织的数量又开始下降。所以我们提出：

假设3：整个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与艾滋NGO的发展呈一个倒U字形的关系，即一开始，随着总体社会组织的发展，艾滋NGO的数目也在发展；但是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后，社会组织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会对艾滋NGO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