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清海盗研究的述评

海盗是海洋贸易发展的一个产物。虽然我们今天往往将海盗一词与抢劫、谋杀和人类公敌及骷髅旗联系在一起，1958年《公海公约》也这样定义海盗：“以下任一行为构成海盗行为：‘（1）私有船舶或飞机的航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人或物实施不法的强暴行为、扣留行为或掠夺行为：（a）公海上对另一船机，或其上之人或财产；（b）任何国家管辖范围外的船机、人员或财产。（2）明知使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或飞机的事实而自愿参加其活动者。（3）教唆或故意便利本条第一项或第二项所称的行为。'”然而这种观点不过是近代在海洋的争夺中才发展起来的概念，旧时的海盗行为并不尽是现代国际法论点下的违法行为，即使是《公海公约》也没有消除现代对海盗问题的诸多争论。鉴于对海盗的定义本身即发生过诸多变化，在此便不能不对本研究所涉及的海盗做一些说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只有在海上专门从事抢劫的私人船只才被称为海盗，而且各国政府常常只把抢劫本国船只的称为海盗（pirate）并予以惩罚，对抢劫外国船只，特别是持有政府私掠证抢劫敌国船只的则称之为privateer（私有武装船或私掠船），不但不予追究，反而予以鼓励，并掺金入股。而在明清时代的中国，统治者并不区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与专门从事抢劫的海盗，而把他们笼统称为海盗或者是海贼。本书中所研究的对象仅为明清史籍中所说的从事海外贸易的海盗，因此为了便于对比，本书中更多地将他们称作武装海商集团，以区别于仅仅从事抢劫的海盗集团，他们的对比对象也是欧洲的私掠船而不是抢劫本国船只的海盗。

与西方国家对海盗有极大的研究热情（单单是德雷克便有不下百种专著），其著作、论文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相比。中国因对海盗持有敌意，专门研究海盗的著作与论文就少而又少。近年来随着海洋史研究的热潮，对海盗的研究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与明代倭寇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就不下五百余部（篇）。虽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但是这样的数量显然仍然无法与西方相比，而且其中很多著作与论文只是偶尔提及海盗也便被归入其中。虽然如此，一一列举这些著作和文章也是不现实的，因此笔者试图采用分类的方法将这些研究加以归纳，并对每一类中的代表性观点加以评述。由于中国海盗受到明清政府镇压是一个事实，争论就集中在海盗爆发的原因和性质上，笔者即根据此种争论将研究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别，即侵略论、生存压力论和贸易扩张论。

侵略论认为明清海盗是外国对中国的侵略，这在关于倭寇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对明清海盗研究的兴趣首先起源于对倭寇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大背景下，对明代倭寇问题的研究很难真实地还原历史，它的目的更多的是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因此这个时期虽然诞生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在后学看来，其鼓动价值要大于研究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处在冷战的背景下，日本仍然是资本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其对我国也仍然采取敌视态度，因此倭寇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学说在这个时期仍然占有主流位置，陈鸣钟、云川、王裕群都持此态度，但是他们仅仅论述倭寇的发生过程，认为倭寇的猖獗是明王朝的腐败以及海防衰败造成的，倭寇最终被消灭也是沿海人民同仇敌忾的结果，对倭寇发生的原因以及组成成分、性质等问题都没有做更为深入的探讨，可以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占据着此时期倭寇研究的主流位置。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加以及新的观点提出的挑战，持侵略论者也不得不深化对此问题的研究，寻找更多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陈学文认为从嘉靖时期倭寇的成分上来看，虽然主要是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控制权和主导权，主导这场战争的是日本大名和武士，对嘉靖时期倭患中的首领王直，因为他在日本十五年，已经变成了一个仰人鼻息的汉奸，代表了日本海商的利益。这个观点后来被张声振进一步发扬光大，他认为如果古代存在国籍法，那么在日本长时间居住的王直已经算是日本人而不再是中国人了，因此王直、徐海等发动的战争完全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没有理解商业的原则，他们的思想与明清王朝统治者的思想完全一样，认为这些侨居海外的商人完全是天朝弃民。古代从事远距离贸易，由于路程遥远的缘故，总会有一些人居住在其他国家，他们收集与销售货物，并且与当地统治者沟通，尽量创造有利于自己的贸易环境，在社会学上一般将其称为“离散社群”，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利益上，他们都更多与本国保持一致而不被寄主社会同化。王直在日本建立的居留地完全属于这样的贸易“离散社群”，尽管他们与日本官方联系密切，但他们仍然不是日本人。其他持侵略论的作者在论述倭寇组成成分时，与陈学文的逻辑基本类似，都认为应该从主从关系上去探讨，而且一些作者还列举史料证明在一些具体战役中，真倭占据了主要地位，此处不再一一列举这些著作。

关于嘉靖时期倭寇的猖獗，陈学文将其归因于发生在1457～1477年的“应仁之乱”和1485～1487年的“文明之乱”，两次战争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无以为生，同时国内工商业却因为失去了中央政权的统治不断地发展起来，国内对各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而这些生活必需品都来自中国，因此各领主、大名为了对抗中央政权和其他大名，积极组织破产的武士和农民前来中国劫掠，此时又恰逢明朝处在政治腐败、海防虚弱的境地，造成倭寇大规模的爆发。以此推论，嘉靖时期御倭战争就是一场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与国内资本主义萌芽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作者针对反驳者对他的责难提出“应仁之乱”与“文明之乱”虽然在嘉靖时期倭患之前七八十年，本身需要一个演化的过程，但是这个演化的时间也未免过长，用来解释嘉靖中期突然爆发的倭乱实在是牵强。

除了论证倭患的起因与倭寇组成成分之外，关于海禁与倭患的关系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持侵略论者坚持认为正是倭寇的进攻引起了明朝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而不是相反。晓学、万明都认为明朝前期虽然实行了海禁政策，但是其执行并不严格，因此才有明朝私人海外贸易的繁荣，正是日本侵略中国，才使明朝实行了更加严格的海禁措施。在消灭了倭寇以后，明王朝认识到海禁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因此放开了私人海外贸易。所以明王朝的海外贸易政策仍然是开放的，海禁的目的是抵抗外国侵略者而不是限制本国商人出海贸易，完全肃清了侵略者之后，才更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显然这种观点是颠倒了海外贸易与海禁的因果关系，无论如何明王朝的统治者也没有打算放开私人海外贸易，嘉靖帝在世时，大臣虽然屡次呈请开放私人海外贸易都被嘉靖帝坚决拒绝了，而当时倭患已经基本平息，所以很难说是倭寇导致了明朝的海禁突然严格。

对清嘉庆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侵略论的影子，这便是穆黛安对广东海盗的研究。他的观点来自魏源对此问题的论述，认为在越南西山叛乱之前，虽然广东存在数量众多的海盗，但是海盗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活动，难以形成巨大的集团，如果没有外力的压迫和促进，就不会发生嘉庆年间大规模的海盗问题。18世纪80年代建立的西山政权，虽然一度统治了越南北部，但是因为受到了法国支持的阮氏政权的进攻，财政感到吃力，因此组织中国海盗到沿海劫掠，并给他们提供武器、训练和藏身之地。虽然穆黛安的研究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他只将越南西山叛乱作为广东海盗发生的原因而没有考虑到清朝华商经营的海外贸易的衰落，显得过于单一和简单。

一些学者则将明清时期海盗活动的爆发归因于一般人民难以生存情况下的反抗活动，笔者称之为生存压力论。国外社会史学者往往倾向于这种观点。美国学者安乐博将明清时代看作中国历史上海盗活动的黄金时期，无论在规模还是范围上，其他国家的海盗活动都无法比拟。明清时期明显兴起了三次海盗高潮，分别在明嘉靖时期、明末清初和清嘉庆时期。三次海盗高潮虽然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海盗的爆发还是有很多共性，每次遇到饥荒、战争或者经济停滞，就会爆发大规模的海盗活动。饥荒使米价高涨，人民无以为生，纷纷下海为盗，然后由小变大，日益壮大，而此时政府往往应付内外部叛乱，如嘉靖时期的胡虏，明清易代的战争以及清中期内乱和安南叛乱，无暇顾及东南沿海，使海盗活动进一步发展壮大。虽然他也承认前两次海盗爆发与商业联系密切，政府严厉的海禁才使很多合法商人转变为海盗，但是他显然仍然将贸易看作改善生活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总之，明清时期海盗的爆发是社会动乱的一部分，贸易在他的海盗爆发理论中并不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美国学者穆黛安对清代广东海盗的研究中同样遵循了这种分析思路。虽然他认为在广东海盗的组织化过程中，越南西山叛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海盗活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还是生存压力。清朝自康熙以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大幅度增长，至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压力已经十分之大，而广东相比较于全国，人口压力更甚，这就使广东人民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加之广东海外贸易发达，可以藏身的港湾众多，就为海盗的兴起准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中国学者郑广南显然也是持此意见的代表之一，他在对中国历史上的海盗全面考察以后，认为自宋代以来，海盗斗争的目的已经不同于以往，冲破官府的贸易垄断或者海禁是宋以后海盗活动的主要目标。但是从海盗的组成成分考察，可以发现海盗大多数是由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不如意的书生等组成，这些人都属于社会的下层，他们参与海盗活动完全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海外贸易活动只不过是为这些人改善生活提供了条件。一旦海外贸易受到官府的阻碍，这些人为了生存便会反抗官府。很显然，尽管看到了海盗与海外贸易的密切关系，但是其思维仍然停留在阶级斗争的框架内，海盗只不过是“官逼民反”模式的海洋版本。

这些学者将海盗视为生存压力，虽然并不完全算错，但是显然他们对生存压力内涵的解释是极为模糊的。明清以来，东南沿海地区虽然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但是其经济发展程度一直高于北方，而且也很难通过人口密度等概念界定生存压力的大小，由于粮食产量、贸易手段的差别，一些地区可以集聚大量的人口而不至于产生动乱。同时，关于海盗组织化的问题，穆黛安本人的研究就表明海盗与内地的秘密会社之间不存在密切联系，所以才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实现组织化。其他很多研究虽然也证明海盗与内地的匪徒等存在关联，但是他们并没有有意识地联合，所以完全的生存压力更可能酿成类似食物骚乱这样的事件，而很难形成大规模的海盗行动，更无法解释如何形成了郑氏集团这样庞大的组织。

与侵略论逐渐式微，生存压力从来没有成为研究明代海盗的主流不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明清海盗与大规模的海外贸易联系，在此，笔者将之归结为贸易扩张论。贸易扩张论与中国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50年代，吴晗、尚钺等学者即指出这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中国16世纪前期的海外贸易，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高涨，这就产生了一批从事海外贸易的地主，他们将资本转移到海外贸易上谋取利润，而身处内地的地主则仍然坚持传统的统治方式，顽固地禁止海外贸易发展。这就导致了利益对立的双方为是否要进行海外贸易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陈九德与朱纨的冲突正是主张开放贸易的工商业人士与主张海禁的地主间的斗争。

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探讨热潮中，对明朝海盗问题的贸易性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戴裔煊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得出在“倭寇”中，中国人不但在人数上居多数，而且在作用上也居于主导地位。在组成“倭寇”的中国人中，其身份主要是沿海贫民、破产手工业者以及不得志的书生，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不依赖捕鱼和沿海贸易。严格的海禁使他们无以为生，只好下海为寇。因此嘉靖时期倭患完全是一场沿海贫民反抗海禁的具有起义性质的斗争。到此，他仍然将倭患看作生存压力的结果，但是通过进一步对“倭寇”头目的分析，他发现其中徽州人占很大比例，而明朝恰是徽商兴起的重要阶段，因此海外贸易显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形式。明王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冲突，才导致了倭患的发生。

如果说戴裔煊仅仅是从倭寇头目的地域身份判断资本主义萌芽与海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还略嫌肤浅的话，那么林仁川对此问题的研究则要深入得多。他认为明朝的商品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规模庞大，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自然有一个向外扩张的动力，需要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就促进了明代海外贸易空前的发展，出现了诸如王直、洪迪珍、郑芝龙等规模庞大的海商集团。但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与明朝的海禁政策产生了冲突，导致了嘉靖时期倭患的发生。在其研究中，他更多地评价了倭患的发生对明朝政策调整的积极作用。对私人海外贸易不能迅速发展，形成类似西方的商业革命，他认为包括三点原因，分别是封建专制政权的摧残和打压、海商资本的脆弱和封建性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劫夺与破坏。在三个原因中，封建专制政权的打压显然占据主导地位，而西方殖民者虽然也劫掠中国商船和打击中国海商，但他们同时也是促进中国海外贸易的因素。尤其在解释郑氏集团的兴衰时，他更是将郑氏集团自身的弱点看成其衰败的主要原因，甚至连清政府对郑氏集团海禁造成的伤害也视而不见。

日本学者田中健夫也认为嘉靖时期倭患的起因在于走私贸易扩大，明朝打击新兴的走私贸易港以后，引发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反抗政府的海禁政策。台湾学者张彬村也试图从走私贸易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在走私贸易处在一定范围时，海上走私商人、陆上走私商人和维持海禁的政府从业人员之间存在微妙的平衡，只要这个平衡不被打破，那么走私贸易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在16世纪30～50年代，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使海上走私商人的势力急剧壮大，打破了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于是海上走私商人和陆上走私商人之间的冲突演化成了海上走私商人和政府从业人员之间的冲突，导致倭患的产生。樊树志、晁中辰则从中日贸易扩张的角度解释，日本对中国商品存在大量需求，嘉靖时期宁波争贡事件致使两国朝贡贸易中断，使走私贸易能够获得特别高的利润，刺激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人投入走私贸易，与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

贸易扩张论者虽然注意到了走私贸易是造成明代海盗的主要原因，海盗其实是走私贸易商人，但是其对海外贸易扩张形成的分析仍然存在着很多缺陷。林仁川将海外贸易扩张归结为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然是简单地套用了马克思对西欧历史发展的总结，但是很多历史研究已经证明这个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按照这种方法，就无法解释中国与菲律宾贸易的突然增长：为何在1571年之前，中国在马尼拉的人口不过150人，到16世纪末期前往马尼拉的华人已经有3万余人。也无法解释明代前期并不发达的中日贸易为何在嘉靖时期突然兴旺起来，还产生了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港口——双屿港。而樊树志和晁中辰则显然对明朝与日本的朝贡关系与私人海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混淆，宁波争贡事件之后，虽然没有给日本换发国书，但是朝贡贸易仍然在进行，而此时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发展到非常大的规模。

以上对明清海盗的研究，显然都站在中国内部的视角上，至多从中日贸易的视角上进行观察。西方虽然进入了研究视野，但是仅作为陪衬性的角色，很少有学者能够注意到明清时代的贸易扩张是全球贸易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史籍中所称的海盗，并不单纯只是打家劫舍，而是从事贸易的武装海商集团，他们既是本国政府压迫的产物，同时也是西方海商武装扩张的结果。柯丁（1984）指出葡萄牙进入亚洲海域以后，也将欧洲武装贸易的方式带入了亚洲，改变了亚洲的海上贸易模式，亚洲商人为了抗衡葡萄牙以及随后进入亚洲的欧洲人，也不得不发展了自己的海上武装贸易。那么当西方商人来到中国沿海时，他们武装贸易的方式肯定对中国海上贸易经营方式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我们更应该站在全球的视角上审视明清海盗的产生以及对他们的打击造成的后果。这些著作更为缺乏的是它们仅仅看到了海盗活动对国内经济的破坏作用，或者看到了镇压武装海商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消极影响，而很难将海盗或者武装海商与后来中国海商的普遍衰落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在中国史研究者更多地从国内看问题的时候，一些世界史研究者已经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化了一步。杨翰球在考察西太平洋的航海贸易实力兴衰以后，即认为中国与西方在航海贸易政策、对待航海贸易的态度以及海盗问题上存在重大差别，西方国家采取积极的海外扩张政策，并且利用海盗向外扩张，而中国不但不鼓励私人海外贸易，而且往往将私人海外贸易者当作海盗予以打击。陈勇同样对南洋地区的中西方航海贸易实力兴衰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17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海商被迫迁往巴达维亚，即标志着中国海商在南洋已经沦为荷兰的附庸。荷兰实现这一胜利并不是依靠高超的经营与贸易手段，而是凭借武力，中国海商则由于没有得到明王朝的武力支持而失败了。张丽、骆昭东在对明清商帮的考察中，也提及了海商的兴衰，认为正是在全球化的贸易扩张大背景下，欧洲和日本对中国商品需求量的迅速增加促进了中国海商的兴起，郑氏集团甚至垄断了中国沿海贸易达半个世纪之久，但是由于英、荷等国家实力的逐步增强，中国海商逐渐被排挤出印度洋和中国南海贸易圈。澳大利亚华裔商人雪珥则在最近的研究中，站在全球的视角上系统地梳理了明清时期海盗的活动，指出政府对本国海盗的打压是使中国在近代丧失了海洋的重要因素。

这些研究站在全球经济的高度，准确地把握了明清海盗的实质，明清时期正是西方贸易不断扩张的时期，他们使用武力占领全世界，而中国则仍然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当作海盗，因此中国海商在与西方海商的竞争中落败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尽管这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思路，但是他们对此问题并没有展开深入讨论，例如，中国武装海商集团的形成是否与西方的扩张有关，明清政府又为何如此对待武装海商集团，武装海商集团是否与中国海外贸易的衰落存在密切关系，如果武装海商集团能够存在，中西方关系是否会因此发生改变等。这正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同时也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供本研究探索，回答这些问题。

本书除前言外共分六章。

第一章系统地回顾了对明清时代海盗、海商的研究文献并对其进行了述评。

第二章论述了威尼斯与热那亚在地中海的斗争及葡萄牙、西班牙探险引发的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中世纪逐渐复苏的东西方贸易促进了意大利地中海沿岸各邦国的繁荣，也刺激了各国为垄断贸易进行的争斗。威尼斯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最终胜出，但也因此刺激了欧洲其他国家寻找前往亚洲的新通道，导致了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广阔的获利前景引发了欧洲国家在更大范围的斗争。

第三章主要论述嘉靖时期倭患的产生与发展。明王朝建立之后，建立了海禁与朝贡关系作为处理中外关系的基石。这种关系很快便因为明王朝中央权威的下降名存实亡，但贸易仍然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并未产生实质性变革，直到葡萄牙来到中国沿海以后，对中国海外贸易模式产生冲击，引起了明王朝海禁的加强，导致嘉靖时期的倭患。这场倭患的结果虽然有开放私人海外贸易的积极方面，但是同样也有中国的海商集团被消灭殆尽，葡萄牙垄断利润最高的中日贸易的消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是明朝打击本国海商的行为帮助葡萄牙达到了垄断贸易的目标。

第四章论述了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利用海盗对西班牙、葡萄牙发起的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海洋争霸活动。17世纪以后，英、法、荷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对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海洋垄断地位提出挑战。在亚洲，英国、荷兰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他们是具有政治、军事性质的贸易公司，在亚洲的海洋上发动海盗袭击和战争；在美洲，西印度群岛成为各国海盗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拦截西班牙船只，进攻西班牙殖民地。通过在东西方一系列的海盗活动，英国、法国和荷兰获得了海上霸权，取得了贸易垄断地位。

第五章论述隆庆开放以后，中国海外贸易迅速增长，但是应该看到这是没有控制权的增长。在东南亚，通过避开葡萄牙控制的马六甲，中国海商创建了新的贸易网络；在菲律宾，贸易则完全受到西班牙控制。只是在中日贸易上，受到日本政局的变化，中国商人重新占据重要地位。当这种地位受到荷兰的武力挑战以后，中国商人再次形成武装集团与之对抗。这个武装集团由于明王朝专注北方事务而得到了发展，垄断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但是随着清王朝逐步统一中国，中外势力再次联手灭亡了这个武装海商集团。

第六章论述既没有国家支持，也不能形成武装集团的中国商人在海外与西方商人竞争的结果。虽然短期内中国商人凭借西方商人不能来到中国贸易而又对中国商品大量需求的机会而得以生存，甚至贸易量有了显著增长，但是这只是没有主导权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增长。一旦条件改变，西方商人可以直接与中国贸易，中国商人在海外便受到沉重打击。18世纪中期时，中国海商已经全面衰落，他们或者沦为西方商人的经纪人，或者沦为纯粹的海盗。海外贸易的衰败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中国的海防因为没有海外贸易衰败了，无法阻止西方国家的入侵。中国的贸易产品也逐步从制造业产品变成了低端的资源类产品，中国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内陆商帮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第七章论述了在欧洲国家利用海盗手段取得了海洋垄断权之后，海盗活动突然不再受到欢迎，反而开始遭到各国政府的严厉打击，尤其是英国，在获得世界海上第一霸权后，开始对海盗活动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终于使大规模的海盗没落并逐渐消亡了。随后，海盗还被宣布为非法，受到各国的共同打击。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欧洲各国已经通过海盗获得了海上霸权，它们不再希望海盗这种形式成为挑战它们海上霸权的工具。新的海上竞争以海军的形式继续进行。

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中国海商集团的发展模式，指出中国海商集团是在与西方海商集团的竞争下产生的，是本国政府不保护海商的替代产物，然而明清政府并不允许海商集团的存在，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并且严格防止新的海商集团产生。虽然在此条件下明清政府开放了海外贸易，但是单打独斗的商人根本无法面对以国家为后盾的西方武装商人，致使中国海商经营的海外贸易全面衰落。因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明清海盗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清海盗完全是在明清政府与西方殖民者的双重打压下失败的。如果仅有明清政府，中国海商经过斗争，仍有可能继续繁荣的海外贸易；如果仅有西方殖民者，中西之间的斗争，鹿死谁手还难以预料。明清政府虽然镇压了本国海商集团，获得了暂时的安全，但是它们的行为实质上帮助了西方国家，而中国也因为明清政府这种错误的战略而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