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是对特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理论认识和概括，同时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使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之间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因此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开阔的国际视野，认真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衰落的经验教训，把准苏联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思潮风云变化的脉搏，全面了解俄罗斯转型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变化，才能使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研究拥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第一节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衰落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简称苏联模式，也叫“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提出的理论设想，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运行体制。苏联模式的显著特征是：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文化上高度统一。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1936年12月，苏联颁布了社会主义宪法，用法律形式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这标志着苏联模式的形成。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治经济状况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依然被保留下来，一直33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一 苏联模式下计划经济的弊端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建立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即工业农业都比较落后的沙俄帝国，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首先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夺取政权的设想相距甚远。列宁去世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包围，在无先例可循的条件下，斯大林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构建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便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模式的基本经济发展格局有一个十分贴切的描述公式，即“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性与有限市场结合+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这种经济模式的三要素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严格的中央指令计划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曾在其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肯定过商品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并未发展过商品和市场经济。

（一）单一的所有制形式

苏联所有制形式表现为集体所有制和国家（全民）所有制两种形式，集体所有制是低级形式，必须向国家所有制过渡。国家所有制首先是从工业领域开始的。新政权先是把土地、矿产、金融和大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对外贸易的垄断；然后推动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国家以集体农庄的方式掌控广大农村地区，并以提高公有化程度为目标，使集体所有制逐步地向国家所有制过渡。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被排斥在社会经济生活之外。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了“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两种具体方式，支撑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这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做法，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集中在国家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距离越来越远，个人利益被忽视，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企业则几乎失去了经营自主权，提高质量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内生动力缺乏，最终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单一公有制经济的弊端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已有明显的暴露，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苏联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仍急于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因而他们只对单一公有制经济进行了有限的少量调整。

（二）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与单一所有制形式相适应，苏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政府既是国家宏观经济的主体，也是微观经济的主体，企业只是政府附属的经济任务完成单位，在经营中完全处在被动执行任务的地位。政府负责根据中央安排和国民需求制订并下达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指令性计划，企业负责无条件地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在国民经济中完全没有市场的概念，只有行政模式下的政府按计划供给与按计划分配，国民常常凭票据消费。国家计划具有法律性效应，企业擅自扩大或缩小生产都会受到惩罚；行政命令、行政干预是实现经济管理的主要方式；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专属物，是被严令禁止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曾尝试过对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仅限于对计划的改进、指标的调整和物质刺激的微调，并未触动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本身，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依然是“企业的天职”。

（三）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

在资本主义重重包围下，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全面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的现实路径。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创造的“工业化奇迹”是举世公认的。1932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产值的70%；到了1937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跃居欧洲第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牺牲了农业和轻工业，农民缴纳的税几乎全部被用于发展重工业，轻工业的地位也不高，其发展速度远低于重工业的增长率。一方面，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滞后，失衡的经济结构不能为重工业提供持续发展的支撑，最终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增速的急剧下降。另一方面，粗放型的工业发展战略忽视科技进步和企业内部的潜力发挥，投入大产出少，效率低下，浪费极为严重。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有严重缺陷的经济结构，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勃列日涅夫时期仍坚持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苏联经济发展的不可动摇的总路线，重工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占比大于75%，国民经济中农、轻、重之间基本保持着的2∶2∶6比例。一组数据直观地反映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经济模式的生命活力不断下降（见表2-1）。

表2-1 1951年至1985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崔光胜：《苏联模式由盛转衰的经济根源探析》,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3期，第75～79页。

“一种发展模式的生命力，取决于它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对社会变迁的容涵能力的程度。”由全民所有制、中央指令性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苏联经济模式，在苏联成立初期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也造成了经济运行机制的日趋僵化；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使国家经济管理部门陷于具体的经济事务，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社会生产动力不足；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市场供应紧张，特别是消费品缺乏；货币不稳定，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经济模式暴露的弊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和改革，严重制约了苏联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是造成苏联由盛转衰的主要根源之一。

二 苏联模式下集权政治的危害

苏联集权政治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莫斯科大公国时期，后经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历代沙皇专制的巩固，沉淀为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政治文化传统。苏联时期的集权政治源于列宁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列宁最初曾设想以多党联合执政、人民直接管理国家工作、议政合一等作为社会主义政权的构建模式。但人民政权建立之初的残酷现实很快让列宁认识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都比较落后的俄国，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环境下，这种理想的政权模式难以实施。为了建立高效有力的政权运行机制，列宁采用了无产阶级政党代替全体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方式，并用严格的集中管理代替了原先设想的民主管理。与列宁的政权建设思想变化相适应，苏联的政治运行机制也发生了转变，即从多党联合执政、人民直接管理的民主型政治机制，向共产党一党执政、共产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集中型政治机制转变。与此相呼应，国家权力也沿着从下往上越来越集中的方向发展：干部从选举制向上级委任制转变，管理从委员会制向一长制转变，决策权力由中央委员会向政治局进而向总书记一人集中转变。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列宁曾提出要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权，削弱集中制，对党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和平建设的需要，但由于列宁的早逝，这些改革没有来得及完成。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政治体制民主建设方面也做出过努力，1936年苏联新宪法的颁布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1936年的苏联宪法确立了普选制度，所有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性别、信仰、文化程度、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况以及过去如何，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通过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参与选举；统一了立法机关，从而把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划分开来；有专门章节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广泛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公民享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反宗教宣传自由等。但是由于国内外形势的现实要求和斯大林个人的领导风格，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斯大林主要还是朝着集权化的方向发37展，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苏联各级权力向党的部门集中，党的常设机构膨胀，直接干预政府的日常事务，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造成了党政不分、政出多门的现象；二是中央高度集权，即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限制和缩小了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权限，行政区划权、立法权和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全联盟集中，联邦制有名无实；三是党内高度集权，即在最高权力运行上，沿着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到党中央全会，到政治局书记处，再到总书记个人的方向集中，逐步形成了斯大林个人集权、个人专断的状态；四是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人民监察委员会地位下降，各级监察委员会在联共（布）中央之下工作，监察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由总书记任命，其决议经党委批准后才能执行；五是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选举制流于形式，最终导致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漠视下级和群众的利益与呼声，群众缺乏监督干部的渠道，干群关系逐渐变质；六是人治代替法治，法律体系不完善也缺乏权威性，少数人甚至个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直接由党的领袖控制，凌驾于党和国家任何机构之上，不受任何监督。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适应了经济文化基础相对落后社会主义国家求生存求发展的迫切需要，展现了新型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使苏联的综合实力得到显著增强并得以打败德国法西斯，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但这种体制的僵化也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危害。高度集权体制产生了集权和个人崇拜，决策失误频频发生。最严重的是斯大林把与之争论的党内反对派认定为阶级敌人，开展了“大清洗”运动，采用从肉体上消灭反对者的方式进行政治迫害，令人胆寒。据阿夫托尔汉诺夫统计，仅在1925～1939年，被清洗的苏共领导人和普通党员就达2603013人，这对苏联是个巨大损失，尤其是对军队干部的清洗，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军队干部奇缺，造成苏德战争爆发之时苏军的失利。苏联开展的肃反运动扩大化，使大批无辜的党、政、军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干部和群众，遭到了“清洗”，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遭到粗暴的破坏和践踏，严重破坏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影响力。肃反扩大化的后果非常严重，影响非常深远。斯大林时期，非俄罗斯民族的平等权利也遭到践踏，民族矛盾复杂尖锐，社会被党和国家严密控制，缺乏生机和活力。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在干部任用上任人唯亲，很多干部欺上瞒下、弄虚作假、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逐步向特权演变，表现为干部可获取特殊工资、特殊供给、特殊住房、特殊服务、特殊教育等，进而形成了体制内腐败或制度化腐败。苏联后期，单一的、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发展停滞，人民日常生活困难，这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导致苏联社会中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

总体来说，苏联模式是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现实探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宝贵财富。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辉煌与败落，为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和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