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杜黑、米切尔的“空军万能论”与日本

一 航空主兵论的创始者：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

如同上述先例所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留下了他国所未见的运用航空战力的“实绩”。这期间各国的航空作战记录只有数例，如在英国的“伊拉克战争”（1920年镇压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抵抗委任统治的反叛作战）中、在意大利的“埃塞俄比亚战争”（1935年两国合并宣言后的征服作战）中、在“西班牙内战”（1936年佛朗哥将军一派与共和政府作战）中的小城市轰炸。

日本进行空中轰炸的“实绩”很突出的理由，不用说是在侵略中国时的城市轰炸扩大过程与航空机的战力化这两个方面。首先是有其必要性。航空机的能力提高也有很大作用。但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张战略性运用空军战力的航空主要兵种论在欧美各国抬头，其影响确实积蓄了力量。可以认为新理论的形成与政治情势这两者都投射到了“重庆大轰炸”之上。因此，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围绕航空战力运用的新思想如何抬头，又如何被日本所接受，就并非多余了。

作为新战略的创始者而闻名的意大人杜黑（1869～1930）和美国人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 1879～1936）均系陆军将校。下面根据战略学会编辑的《战略论大系（6）杜黑》（芙蓉书房，2002）与《战略论大系（11）米切尔》两书（芙蓉书房，2006）简介两人的思想。

杜黑的理论在1921年出版的《制空权》（The Command of the Air）中明晰可见。该书由“战争的新方法”“空军”“航空战斗”“空军的编制”“结论”等部分构成。杜黑在书中有如下论述：

 

如果拥有飞机，战斗的影响就会超过火炮的最大射程而扩大到数百公里，远及对手的全部领域。能够安全而平稳生活的场所将不复存在。由于任何国民都处于敌方的直接攻击之下，全体国民都将成为战斗人员，而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区别就将消失。（第23页）

为获得制空权，即阻止敌方的航空活动，就必须在他们飞行（或基地与工厂）之处，即在能发现他们之处，在其制造之处，消灭敌方全部的飞行兵器。由于这样的破坏是在空中或敌方的领域内进行的，就只有航空部队才能实施。（第48页）

空军必须依据在此所说歼敌之目的进行编制而后使用。为了完全而迅速地击杀“飞行之鸟”，仅仅只是在空中灭杀所发现者还不够。这是因为要在无限空间里全部找出“飞行之鸟”是很困难的，而尚未着手的鸟巢和鸟蛋还留存着；不如采用将其鸟巢和鸟蛋全部消灭的手段更有效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才是将鸟儿从空中永久抹消的方法。（第55页）

 

杜黑的论旨在于提出一种“战争的新方法”，以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壕堑战的胶着状态（战线被固着于地上，如果不突破前线就不能往前推进），最后从航空战力的前景中找了出来。杜黑1918年担任意大利陆军航空本部部长，1921年以陆军少将身份退役，但其后他通过著述而探讨将来的战争。意大利空军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就已将杜黑的理论付诸实践。墨索里尼在西班牙内战时则派遣了重型轰炸机队前往。

二 航空主兵论的创始者：威廉·米切尔

美国人米切尔的理论与杜黑的论旨大体相同。他著有《我们的空军》（Our air force: the Keystone of National Defense,1921）、《凭靠空军来防卫》（Winged Defense: The Development and Possibilities of Modern Air Power －Economic and Military,1925）等书。

米切尔把由于航空机的出现而获得的领域命名为“空中战力”，论证其将成为决定未来战争的要因。米切尔也是陆军航空部门的任职者。

 

这种叫作空中战力的新要素，在战争中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这种新的军事要素毫无疑问会带来迅速而持久的结果，因而战争的状态将被改进。如果与巨量的海军和陆军相比较，其所需要的经费就不如以往那么多。在判断国家是否应该开战的时候，全体国民对于空军将会愈加关心。（第35页）

由于空中战力即使是远距离也能投弹命中，在消灭敌方的空中战力而获得制空权后，就能在敌国上空的任何地方飞行。由于其威胁太大，国家就将选择：是踌躇于参战呢，还是进入交战状态后更鲜明地做出决定而迅速结束战争呢？其结果是，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将减少，对文明来说也将具有明显的利益。（第38页）

为了获得持久的胜利，就必须摧毁敌国的国力。所谓国力，就在于工厂群、交通工具、粮食生产、农场、燃料、油脂和人们居住且过着日常生活的城市。不仅要摧毁国力使其处于不能补给军需的状态，而且必须挫败其国民想要以后重新开始战斗的愿望。对这一目标，进入敌国的心脏部位作战的航空机，在极短时间内就能达成。（第143页）

现在，从陆上基地出发去作战的空军，能够控制从沿岸到航空机行动距离内所在的海面及其上空。在这一距离内，海军已经没有最重要的利益。由此，只要是有关沿岸防卫的任务，海军就将不再担负。海军的任务就不得不变为在航空机的行动地域之外执行。（第223页）

 

米切尔的预言，正确地看到了日中战争中（特别是其后期）日本海军的角色。对于四川省腹地的航空作战——“重庆大轰炸”即为其实例。所谓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的时期，就与上述应叫作“空军万能论”的新理论形成与据之而鼓吹的“攻势至上主义”的时间相一致，也与航空机的技术发展期（从复翼机改进为单翼全金属机）相一致。但是，当预言者的声音在欧美各国的孤立中回荡时（杜黑和米切尔两人的言论都受到责难而被认为是过激的政策，且有送交军法会议审判的经历），日本航空部队这边已经在中国的战场上着手实践其新理论了。在欧洲，受到杜黑、米切尔理论影响的城市轰炸是在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同年9月25日德国空军对波兰首都华沙的空袭），但“重庆大轰炸”中造成最大损害的“五三”“五四”空袭更早就已发生（1939年5月），此事也明示了日本在实战中的率先而为。

三“空军万能论”对日本的影响

米切尔的《凭靠空军来防卫》原著出版于1926年，次年就被日本海军中尉中岛武大翻译为《航空国防论》，由水交社（海军将校的联欢、研究、共济团体）出版。杜黑的《制空权》则在1934年由日本陆军航空本部译为日文（两书都见于《战略论大系：杜黑》和《战略论大系：米切尔》）。日本陆军制定《航空作战纲要》是在1940年，海军对其《海战要务令》添加《航空战之部》是在1926年以后。因此就当然可以认为日本的“战略、政略轰炸”的手法，是受到了杜黑和米切尔的“空军万能论”“航空主要兵种论”的影响。几乎全程参与“重庆大轰炸”的“联合航空部队司令官”大西泷治郎少将，在其担任航空本部教育部部长（时为大佐）期间，发表的《关于航空军备的研究》（1937年7月）就是其中一例。大西泷治郎主张将航空战略独立出来并使之单一化以便运用，从而创设“纯正空军”。为此他有如下论述（《战史丛书》之《夏威夷作战》，第521页）：

 

一、航空战之将来

将航空机独自进攻之威力置于其进攻威力圈内，就可不问是海上还是陆上，在所需要之地随时集中发挥，实施空军独自作战，此可暂称为纯正空军。（中略）

三、陆军军备在将来作战中之形态

对敌国政治、经济、工业之枢纽城市，实施局部空袭之纯正空军式作战，伴随着航空之进步而创造新战争方式。其空袭目标因在地面之故，不能直接将之视为陆军作战之一部分，亦不能将在陆上作战之纯正空军方式，直接认为是为陆军所包含。因此将陆军规定为在战时从事攻城野战之兵种，理应妥当。

四、纯正空军

纯正空军式航空兵力之用途，在于其陆上方面。其实施空袭之对象，从政略性观点来看，为敌国政治经济之枢纽城市；从战略性观点来看，为军需工业之枢纽；从航空战术之观点来看，则为敌国纯正空军之基地——纯正空军在实施此类独特之作战外，且必须攻击敌国陆军之后方兵站线、重要设施、航空基地等，从而协同陆军作战。

 

大西泷治郎的这篇论文，读来令人感到其浓厚的杜黑和米切尔的思想色彩。因此在下一章拟对日本的航空用兵政策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