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宝卷概说

宝卷是中国口头传统在中古以后，以儒、佛、道三教的教义思想或三教合一的说教为主题，用通俗的韵白、诗、偈子、曲牌、十字佛（亦称攒十字）等凑集成文，以演说宗教教义、法规、戒律、仪式等特定内容，劝人向善，或阐明某种宗教教义，以期实现禳灾救劫目的的口头传统。它的原始雏形是唐、五代时期的俗讲、变文及讲经文，多由韵语、散文相间组成。至宋、金时期，又受说经、诸宫调、鼓子词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百姓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来传扩宗教内容的载体。那时的宝卷应是佛教向世人说法的通俗经文或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的蓝本，传教者借用这类宝卷宣扬教义，张扬佛法。

如果在历史上找宝卷的文类源头，则唐代流行的俗讲，以白文、诗偈、佛曲交替说唱，宣讲佛经和道经故事，这是宝卷的文类来源；如果要找到思想来源，中国自古以来的禳灾救劫的文化传统则是它的思想源头。

第一，宝卷的文类渊源。文献显示，唐代初年就存在面向俗众讲经说法的“俗讲”，与僧讲相对而言。主要在年三月（即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叫三长斋月）举行。

关于“俗讲”的记载，最早见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六《释善伏传》：

 

释善伏，一名等照，姓蒋，常州义兴人。生即白首，性知远离，五岁于安国寺兄才法师边出家，布衣蔬食日诵经卷，目睹七行，一闻不忘，贞观三年（629），窦刺史闻其（按，指善伏）聪敏，追充州学，因而日听俗讲，夕思佛义。博士责之。对曰：“岂不闻乎，行有余力，所以博观。如不见信，请问前闻。”乃试之，一无所滞。

 

这里的俗讲，如刘铭恕先生所言是释家对儒家讲经的贬称，后来才被用来指称释家对在家之人的讲经，不过，征诸史籍，这种专门针对在俗民众的讲经活动唐前实已有之。但后到何时，刘先生则未明言。不过，潘重规先生在《敦煌变文新论》一文中，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中发现玄奘法师于显庆元年（656）十二月献给唐高宗报恩经变一部，潘先生认为它是《报恩经》的俗讲经文。如果此说成立，则俗讲变文的出现年代就可以上推至7世纪中期。《佛祖统纪》卷三九云：“隋开皇十四年（594）冬十月，智者过岳州为刺史王宣武授戒法，沙门昙捷等请讲《金光明经》，其俗闻法，感化一郡五县一千余所，咸舍渔捕。”智者即天台大师智（538—597），他在岳州讲《金光明经》，听讲对象是州县的普通百姓。此虽无“俗讲”之名，却有“俗讲”之实。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俗讲制度在隋以前即已确立。若从讲唱程式看，隋末唐初，此种面对大众的讲经说法活动已颇受时人的欢迎。《续高僧传》有云：

 

释宝岩，住京室法海寺。气调闲放，言笑聚人，情存导俗，时共目之说法师也，与讲经论名同事异。论师所设，务存章句，消判生起结词义。岩之制用，随状立仪，所有控引多取《杂藏》《百譬》《异相》《联璧》《观公导文》《王孺忏法》，梁高、沈约、徐、庾、晋宋等数十家，包纳喉衿，触兴抽拔。每使京邑，诸集塔寺肇兴，费用所资，莫非钱贝。虽玉石通集，藏府难开。及岩之登座也，案几顾望末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没座，方乃命人徙物？谈叙福门，先张善道可欣，中论幽途可厌，后以无常逼夺终归长逝。提耳抵掌，速悟时心，莫不解发撤衣。书名记数克济，咸其功焉。时有人云：“夫说法者当如法说，不闻阴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岩曰：“生事所明，为存阴入无主，但浊世情钝，说明、界者昏睡也。故随物附相，用开神符，可不佳乎？”以贞观初年卒于住寺，春秋七十余矣。

 

由于李唐王朝崇道，所以初唐时期文献中鲜见佛教俗讲的记载。100多年后的唐玄宗开元十九年下了禁断俗讲的诏书：

 

说兹因果，广树筌蹄，事涉虚玄，渺同河汉……近日僧尼此风犹甚。因缘讲说，眩惑闾阎；溪壑无厌，唯财是敛。津梁自坏，其教安施；无益于人，有蠹于俗。或出入州县，假托威权；或巡历乡村，恣行教化。因其聚会，便有宿宥；左道不常，异端斯起。自今以后，僧尼除讲律之外，一切禁断。六时礼忏，须依律仪。

 

诏书认为，僧尼们“出入州县”或“巡历乡村”，聚众教化，在进行俗讲活动普及的同时，存在世俗僧众依托官府聚敛钱财的问题。可以想象，那时这种俗讲已经十分普遍，从寺庙宫观深入到宫廷市井，乃至集镇乡村，几乎随处可见。韩愈《华山女》诗描述道：“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这种俗讲变文在流传过程中，逐渐离经叛道，其内容之构成，大抵皆是敷演经典，而采用通俗易懂且引人入胜之方式，在人物、背景的描写上加以润色，或巧妙地融合中国思想，强调救母行孝之类，兼采丰富的譬喻与寓言，在布教的同时，亦兼顾民间文学之适合性。长庆年间，还出现过关于俗讲僧文溆的一桩公案：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

但唐代赵璘《因话录》有不同的记载：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转相鼓扇，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氓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系功道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讎。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

 

到了宋代，都市繁盛，市井流行评话，由专门的说书艺人演说各种故事。“讲史”的就有所谓烟粉、灵怪、朴刀、赶棒。“谈经”的则多取唐代变文和俗讲，演说佛经、道经故事。早期的史诗，唐代变文，宋代谈经，再掺和进流行于民间的戏曲曲牌和诗文，就逐渐演化成一种新型的说唱文学体裁——宝卷。说经（或称“谈经”）始见于南宋人的文献，它们都是在介绍都城临安（今杭州）瓦子（又称“瓦舍”）中的说话技艺时，提及说经等。最早的记录见南宋端平二年（1235）灌园耐得翁所著《都城纪胜》，其中说经，谓演说佛书。稍后于《都城纪胜》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介绍瓦子中的民间技艺人有：说经：长啸和尚、彭道安、陆妙慧、陆妙净。南宋末年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小说讲经史”的记录，承袭《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的说法，但增加了“说诨经”一项：

 

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

 

由宋入元的周密在宋亡以后所作《武林旧事》卷六“诸色技艺人”中记录说经、说诨经的技艺人最多：

 

说经、诨经：长啸和尚、彭道（名法和）、陆妙慧（女流）、余信庵、周太辩（和尚）、陆妙静（女流）、达理（和尚）、啸庵、隐秀、混俗、许安然、有缘（和尚）、借庵、保庵、戴悦庵、息庵、戴忻庵。

 

此外，南宋末年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引子”中曾列出“演史、讲经”之名，但在“小说开辟”中罗列的众多作品中，却未提到“讲经”类的作品。

以上是宋代人有关“说经”的记载。其中《都城纪胜》《梦粱录》中都有南宋“说话四家”（或称“四家数”）的提法，但它们列举的说话门类，均非并列的四家，所以今人一直对这“四家”有歧义，不过对“说经”为一家，大致没有分歧。对现存话本小说文本及话本名目中哪一些是说经类作品，则一直争论不休。

用郑振铎的话来讲：

 

周密《武林旧事》诸色技艺人等里，也记录着：“‘说经’、‘诨经’，长啸和尚以下十七人。弹唱因缘，童道以下十一人。”这是所谓“谈经”等等，当然便是讲唱“变文”的变相。可惜宋代的这些作品，今均未见只字，无从引证，然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宝卷”的结构，和“变文”无殊，且所讲唱的，也以因果报应及佛道的故事为主。直至今日，此风犹在。

 

在各式各样的法会道场和结社念佛的活动中，孕育和产生了宝卷。正因为宝卷是产生在这样的宗教文化背景下，所以不论演释《金刚经》的《销释金刚科仪》，还是说唱传统因缘故事的《生天宝卷》，都出现了弘扬西方净土，乃至于劝导信众“持斋念佛”的说教，这也是宝卷与同题材的讲经文、缘起和变文在内容上的发展。

我们从《河阳宝卷》中可以看到，它的形式和敦煌变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例如，变文中的《悉达太子修道因缘》（日本龙谷大学藏卷），另有《太子成道经》《八相变》等，在河阳宝卷中更世俗化地演变成两个卷本即《悉达卷》《雪山卷》，都是演绎太子成佛如来的故事。

金元以后，宝卷在社会上流行，颇受下层民众的欢迎。于是，民间教派的祖师们则利用它宣传其教义，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罗教的“五部六册”宝卷，就是最典型的一例。从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宝卷几乎成了民间宗教经典的专用名词。

第二，宝卷的历史分期。宝卷的发展可分三个时期：宋元到明初是宝卷的产生时期。明正德到清乾嘉是宝卷发展的高峰时期，是古宝卷时期，也称教派宝卷时期。清道光以后是演唱文学——宣卷时期。

以明代武宗正德四年（1509）罗教教祖罗清刊行“五部六册”为分界线，作为宝卷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早期佛教宝卷主要产生于明代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之前。以《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大乘金刚宝卷》为代表的佛教宝卷，作为宝卷发展第一期的产物，在很多方面规定了后来宝卷的发展方向与基本特征。《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为现存最早以“说故事”为主的佛教宝卷，《大乘金刚宝卷》为现存最早以宣说经义为主的佛教宝卷。两者的存在首先在内容上代表了宝卷发展的两大方向：说经义与说故事。在形式方面，早期佛教宝卷以散韵交错为基本形式，韵文多以五言、七言为主，且具备前言的特殊结构。释经的宝卷还依经分品。后期宝卷中常有的攒十字句式也不见于其中，而小曲的采用也较为少见。其形式上的基本特征多为后世宝卷所沿用。虽然这种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程度越来越轻，但其中的脉络是清晰可见的。大致来说，后世的佛教内容的宝卷与民间教派宝卷保留早期佛教宝卷形式上的特征比较明显，而民间宝卷则比较淡薄。这是与宝卷宗教属性的强弱程度成正比的。民间教派宝卷多沿袭早期佛教宝卷讲经义的一类，也分“品”或“分”，逐一演说。

明清之际，形成宝卷刊行的最高峰，宝卷大多印制装潢精美，与正统宗教经典无异。信徒视为珍宝，奉为神圣。这类宝卷，是民间宗教的经典文书形式，是了解、认识、研究民间宗教信仰的珍贵资料。此外，在下层社会中，创作流传的宝卷还出现了一种宗教性的“坛训”和教义宝卷，即扶乩通神、降坛垂训式宝卷。

清初以来，由于教案迭兴，宝卷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被看成了“邪说”、“妖书”。政府镇压邪教，明令禁止一切宝卷，毁经焚版，以示众庶，“以涤邪业”，致使许多宝卷被焚毁。因此，在民间，宝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走向：一种是一些卷文并不冠以宝卷名目，名称庞杂，五花八门，以逃避官府的搜缴；另一种则摆脱了宗教气氛，以讲唱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为主，即成为一种曲艺形式，如《韩湘宝卷》《白蛇传宝卷》《孟姜女宝卷》等。

到了清朝中叶以后，为数众多的劝善及传说故事，竞相采取宝卷的形式，成为南方演唱宝卷的底本，流行于市肆，而民间宗教教义宝卷却日渐稀少，几乎成了凤毛鳞角。如果说从宋金时代即已出现了宝卷这种说唱体裁算起，到20世纪中叶止，前后有将近千年之久，民间艺人和民间宗教家们编撰了数以千计的宝卷，流传于下层社会，对广大平民百姓具有深刻的影响。在这数千种宝卷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知去向。但是，至今仍留传于世的也不下千部，是佛藏、道藏之外的又一个庞大的数据群，具有至少不低于佛道两藏的宝贵价值。然而由于它一直流传散落在下层民间，未引起重视，至今还没有全面地收集整理。

第三，宝卷的分类。存世的宝卷，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民间宗教的教义宝卷。如罗教的《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黄天教的《普净如来钥匙宝卷》、弘阳教的《混元弘阳飘高祖临凡经》等即是。二是宣讲佛教和道教的教义或故事的宝卷。佛教的如《销释金刚科仪》、《香山宝卷》、《目连宝卷》；道教的如《太上老子清净科仪》《东岳天齐仁圣大帝宝卷》《雷峰宝卷》《董永卖身宝卷》等。三是以《张四姐大闹东京卷》《黄氏女宝卷》《救劫宝卷》为代表的杂取民间故事、传说或戏文等宣扬忠孝节义、劝善消灾的故事宝卷。四是以《申庚卷》《血湖卷》《度关科》《大悲咒》为代表的祈福消灾仪式卷。

清朝中叶以后，大量劝善宝卷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书肆之中，在民间广泛流传。而追溯这些劝善宝卷缘起，都是受到了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功过格》影响的结果。这类宝卷宣演讲述的都是因果报应的故事，核心内容是行善积德必有好报，即可以得道成仙。用《太上感应篇》的话说即：“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反之，多行不义必自毙，如《孝女宝卷》《杀子报宝卷》《金不换宝卷》《清风亭宝卷》等，数量极多，影响巨大。

作为日常生活基本形式的宣卷曾经流行于明清两代的市井与乡野，镶嵌在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宝卷的宣卷活动和当时的民间戏曲一样，在娱乐听众，令其哀乐与共的同时，也以其民间本土特有的方式对民众的道德、信仰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改造。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这些经历了历史的风雨，日渐发黄、黯淡，但似乎依旧散发着墨香的宝卷文本中，窥见远去的先辈们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容。宝卷文字的背后蕴含着先辈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正是由许多像宝卷这样的“粗糙”、通俗而又不乏生动、感人的文本，静穆和庄严的宣卷仪式，集中并真实地“记忆”并展示着我们民族先辈们的“光荣与梦想”。在这一方面，文人士大夫的民族国家式的大情感未必就是大传统，市井细民祛祟纳福式的小情感未必就是小传统，这也正是我们关注宝卷这类俗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

因为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演变，宣卷仪式“上演”的辉煌时代已经逐渐地离我们远去。从明、清、民国时期的盛行于北方、江南的宣卷仪式，到现在的只零星表演于甘肃、山西、江苏、上海、浙江等少数乡村小镇，它最终也躲不过这种似乎是众多民间戏曲、曲艺的“宿命”：变身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