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观念重构：刘师培的魏晋文化发现

大浪淘沙、泥沙俱下，晚清民初学术酝酿着一次历史性的转折。汉学重训诂，却琐碎饾饤，不讲求经世致用，疲劳精神；宋学标榜心得，却崇尚空疏，发掘中国传统学术精神、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成为一时之需。群星熠熠的民初文坛，经受晚清以来的“五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西学烛照下的传统文化格局逐渐转型。鸦片战争以来侧重技术、制度维度的取法西方的富民强国之路，并未收到理想的应有的成效，一些有识之士转而另觅他路，理性地检讨传统文化，以之作为建设新文化的有效资源。缘于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晚清以来鼓荡着一股兴学救国思潮，它洞开了一扇求真觅知的文化之门。在1904年章太炎《訄书·学变》、1907年刘师培《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治之关系》等文的导引下，晚清民初学界掀起一阵重新体认魏晋文化的热潮。这种基于再认传统优势资源的文化实践，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诸方面展示了社会转型期重铸国魂的学术变迁理路。

一 辩诬：魏晋文化发现之基

中国文化遗产往往是精华和糟粕并存，任何针对传统文化的整理行动亦为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清淤工程，只有弹去金石上的灰尘或者清除遮掩在璞玉边上的藤蔓，方能凸显优势文化遗产的亮色。“清谈误国”是魏晋以来直至民元初年传统史家对魏晋六朝文化思想的总体评价，几乎自魏晋玄学诞生之日起，抨击之声就不绝于耳。裴頠《崇有论》和葛洪《抱朴子》之《疾谬》、《讥惑》、《刺骄》诸篇就对魏晋玄学家的任诞放旷之举极尽了非议之能事，迂诞浮华、厚貌深奸几成魏晋士人的集体画像。对此，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儒林传》中的论述很具代表性：“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借历代史作的否定性评价，魏晋清谈便与亡国、亡天下扯上关系，魏晋士人的师心自适也被视为诡言奸行而备受指责和挞伐。顺此推衍，即便在梁启超那里，魏晋六朝仍被目为“老学之毒”泛滥的时代：“三国、六朝，为道家言猖披时代，实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也。”在众口铄金的评价话语惯性中，魏晋文化的原初价值得不到应有尊重。历史上虽不乏有识之士，如清人朱彝尊《王弼论》、钱大昕《何晏论》试图为还原魏晋地位而破冰辩诬，但其话语权仍十分有限。真正打破这一评价僵局者，还得归功于晚清民初巨子——章太炎、刘师培的引领和推崇之力。

魏晋六朝时期，中原板荡、动乱频仍，传统士人因为政教道德的松绑而迸发出希冀超秩尘世的思想火花，魏晋六朝思想以其超迈的风神而彪炳史册。以自然为本、崇本息末的玄学观念覆盖了六朝的思想天空，逍遥放牧的精神追求对接了魏晋六朝士人心灵释放的能量。如前所论，历代文人因为门户之见，不愿去客观体认玄学的学术价值。早期的刘师培崇尚学术的独立性，曾作《古学出于官守论》、《补古学出于史官论》等文来倡言学术的社会批判意识。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纵向勾勒了魏晋文学的变迁，对于清谈和玄学这两类现象，他有一清晰的区分：“盖清谈之风成于王衍诸人，而溯其远源，则均王、何之余绪，迄于裴頠、乐广、卫玠而其风大成。即王敦所谓‘不悟永嘉之中，复开正始之音者也’。故范宁之徒，即以王、何为罪人。孙盛《晋阳秋》亦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之谈而俗遂贵玄。’其他晋人所论，并与相同，均其证也。然王、何虽工谈论，及著为文章，亦为后世所取法。迄于西晋，则王衍、乐广之流，文藻鲜传于世。”号称“口中雌黄”的魏晋名士王衍是西晋亡国之际的柄政人物，他崇尚清谈，不以国家大事为重。其被石勒活埋之际，后悔不曾戮力王室，以致后人将西晋亡国之责归罪于他。清谈从人物品藻发展到虚玄之谈，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刘师培认为王、何诸人不可与清谈家等量齐观。如此截断众流，立足学术传承的角度去端正视听，足显刘师培切近事实的求真学术识见。

王、何就老庄而通儒学，思想意趣未脱儒家的笼盖，刘师培认为玄学的哲理况味已遥开宋明理学先河：“太极、无极之论，非始于濂溪，实基于梁武；克欲断私之意，非始于朱子，实基于萧子良；本来面目之说，非始于阳明，实基于傅翕。且因学术辩争之故，且论理之学日昌，宋佛典因明之律，开中邦辩学之端。故《南史》之记玄学也，或称义学，或称名理，岂专务清谈者所能及哉！”玄学重深远精微之思，开宋儒竞言性理诸多法门。而玄学入隋以后，却因北朝人崇尚实际，其一蹶不振。刘师培基于学术流变来廓清玄学的有效因子，其本身就张扬了玄学之于中华学术史上的应有地位。

魏晋玄学作为中国中古时期特有的学术思想，它之所以能并架周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成为中华传统学术的必要组成部分，不得不说是章太炎、刘师培等学术大师的再发扬之功。晋人追慕放旷之风，王衍、乐广为当世谈宗，阮瞻、王濛之流宅心事外，照实说来，他们的行为不过是当下社会生态的具象反映而已。即便是评价清谈，刘师培亦返本开新，首肯其思想的有效质素。他认为前人多步武范宁之尘，以王、何为罪人，自是不察学术源流之故：“魏晋以降，文章益事浮夸，故工于言论者，别标清谈之目，由是言语与文学复分为二途：宜于口者为言语，笔之书者为文章。而其流风所扇，遂开南朝讲学之先。孰谓清谈者罪浮桀纣哉？范宁之论，无乃过欤！”清谈作为一门口耳相传之学，引领了南朝的讲学之风，它颇似民国初期的大学讲授之法，碎石中不乏金屑在。职是之故，玄学独立自得的存在价值便得以彰显：“东汉以降，学术统一，墨守陈言，其有独辟新想者，其惟南朝之玄学乎。”基于正始之音，玄学宅心空虚，静观物化，融合佛老，而铸成崇尚哲理的一代学术现象。

传承两汉经学而拓宇开疆，玄学获得了它独特的文化品格。较以晚清以来的沿袭已久的体认积习，如此一新耳目的崭新认知，有利于民国文人重构新的文化接受图式。1907年刘师培《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针对史学界单向度地将玄学与亡国对等的观念说不：“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克服躁进、猜忌、尘俗、贪残之心，魏晋六朝之学高标自然，不斤斤于功利，委运任化，积攒了其独特的学术品格。平心而论，魏晋的家国衰亡，政治家的治国方略和救亡之策应负主要责任，文人旷达自得的做派尽管无益于治国，却也不应强化其与家国倾覆的单向度联系，相反，魏晋六朝的学风之善还对严峻的政风、贪鄙的俗尚具有一定的正面示范效应，这已不再流于简单的辩诬，展示了刘师培诸人重新定位魏晋六朝之学的良苦用心，尽管他们尊重学术个性的论定存略有些许的拔高之嫌。

刘师培孜孜于魏晋文化辩诬的另一处阵地则是高扬了魏晋六朝文学的地位。他承接乡尊阮元的文言说，推崇翰藻。1917年政治场上疲惫不堪的刘师培应蔡元培之邀任教北京大学，在北大授课期间，他开设过《中国中古文学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三种。第一种“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后二种均为罗常培笔录，《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据罗常培的记录，该课侧重线性梳理的同时，不乏方法论层面的横向拓展。他就“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的分析，已展示自我独到的认知：“今之论者辄谓六朝文学只能空写而不能写实。抑知汉魏六朝各家之文学皆能写实，其流于空写者乃唐宋文学之弊，不得据以概汉魏六朝也。”中国文学演进，写实和纪虚二水分流。《世说新语》具象了魏晋士人的精神文化生态，多以传真为主，极少文饰，以致多为《晋书》、《南史》、《北史》等史书取资；唐代传奇盛行，而其材料极少为《唐书》等史书撷取，盖缘于唐宋文学文胜于质、不善写实之故。故而刘师培据此断论：“今之谓中国文学不善写实者，责之唐宋以后固然，但不得据此以鄙薄隋唐以前之文学也。中国文学之敝，皆自唐宋以后始。”唐之启判、宋之四六等应酬干禄的文字，流毒祸及清代和民初。刘师培激于当下文学的蹈空之弊，极力抬升汉魏六朝文学的写实特质，大做翻案文章，却不免混淆了文学与史传的关系，慕史观念是中国文学书写的一座“围城”，若过分注重坐实材料，客观上难免影响到文学本性的发扬。

二 绘态：魏晋文化发现之像

援引清儒章法，刘师培重新发现了魏晋六朝文学，客观标举了体认传统文化一个新的范式，他为民国文人全面体认中古文化的深厚文化底蕴提供契机。1905年其《论文杂记》第二则效仿英人斯宾塞尔之说，倡言进化论的文学演进观：“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及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辞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以开俗语入文之渐。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进化论思想的浸染，为民国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提供了颇可取法的理论资源。但1907年以后，刘师培不再抱持进化论来梳理文学史料，转而大力推崇魏晋六朝的文学成就。他叹服六朝文学经典《文心雕龙》和《文选》的影响，在《文说》一文中褒奖《文心雕龙》为“文学之津筏”、“集论文之大成”。秉承扬州学派的学术传统，他作《广阮氏〈文言说〉》，接续阮元之说而坚持为文“偶词俪语”观。1905年其《文章原始》亮出“骈文正宗”之说，继而在《文说》和《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概论》中申论其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概论》系统物化了骈文正宗之说，《概论》分五则，其一申明字必单音，骈文为华夏文学独有的文体；其二申明文诂，光大偶词俪语之义；其三分析齐梁文学的音律成就；其四注明沉思翰藻之旨；最后一则追源溯流，指出两汉之文对六朝之文的影响。魏晋六朝文学自觉走上骈俪化，成为上接秦汉、下启唐宋独特的文学阶段，如此开宗明义地推崇，有力驳斥了桐城文及其后学阐道翼教、祧唐祢宋而上宗秦汉却厌弃魏晋六朝文的观念积习。

骈文正宗说强化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有效体认，它所包孕的民族意识展现了国粹主义的自觉姿态。《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概论》有一形象的表述：“由是而言，前哲因情以纬文，后贤截文以适轨。故沉思翰藻，今古斯同，而美媲黄裳，六朝臻极。”魏晋六朝之文带有浓郁的唯美倾向，富有情感的美文是作家艺术之眼的体现，它允符了刘师培眼中的理想文学形态。刘师培认为晋代文人研核文章各体至精，有诸多后世不可及之处，究其事实，他心中早存有一把品人论文的尺子。陆机之文取法蔡邕，兼采曹植、王粲之迹，刘师培的魏晋文学论述隐隐以其为评价的尺码：“大抵陆文之特色，一在炼句，一在提空。今人评骘士衡之得失，每推崇其炼句布采，不知陆文最精彩处，实在长篇大文中能有提空之语。盖平实之文易于板滞，陆文最平实而能生动者，即由有警策语为之提空也。”用语平实而不乏提空之法，首尾贯穿且段落井然，陆文章法对接了刘师培的文学期待。更重要之处，刘师培认为陆机之作文备众体，启迪后世多多。较以立论的精审，刘师培似更看重文献材料的搜集，他标举具有文学史雏形色彩的挚虞《文章流别论》。其云：“今群书所引尚十余则，于诗、赋、箴、铭、哀、词、颂、七、杂文之属，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评品，集古今论文之大成。”其后的《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发申了此一观点，刘师培汲取古代文章志的有效因子，其论断充分显示了其爬梳材料的功力和卓识，以文体为目的编纂章法彰显了他条贯材料的精审力度。

文学演变，向有定规。刘师培立足于文学的演进维度来把捉魏晋六朝的文学特质，他断论建安文学为汉魏之际文学转变的一大关口。其就经学话语的权力弱化和柄政者的喜好来剖析建安文学的成因和特征：“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在汉魏文化的传承环节上肯定魏晋文学独立自得的存在价值，其归纳不乏知人论世传统的印痕，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丹纳《艺术哲学》种族、环境、时代的分析原则。他对魏晋风度的总结：清峻、通侻、纵横、华靡，可谓深切著明，直接启发了民国学者对魏晋风格的深微判断。对于魏晋文学全貌，刘师培亦有一整体的考虑，他厘定魏晋文为二派：王弼、何晏之文，主清峻简约，近法家之言，是为一派，孔融、王粲开其派，夏侯玄、钟会竞其流；嵇康、阮籍之文，尚壮丽骋词，偏纵横家言，为另一派，阮瑀、陈琳立其基，竹林七贤光大其派。如此推源溯流，足窥魏晋文学的变迁概貌。对于宋、齐、梁、陈各朝文学风貌，刘师培均一一绘态描貌。他推崇刘宋时期文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存在意义，褒奖文学独立的文化品格。南朝自齐梁以降，多宫体侈艳之作，然其文辞雅懿，或有可采。刘师培断论声律之发明和文笔之别，属意于技巧和语言的讲究，强化了南朝文学的本位特征，也孕育了隋唐的诗国高潮。

刘师培孜孜于发掘和勾勒魏晋六朝文学图像，其精微之论实源于他沉浸和步武魏晋六朝文学的具体实践，其《甲辰年自述诗》“我今论文主容甫，采藻秀出追齐梁”之语可为注脚。冯友兰依稀记得当年刘师培在北大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的情形：“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刘师培授课，从文学家的师承、时代背景到个人身世，娓娓道来，深入壸奥。正因为他谙熟魏晋六朝文学，诸多文学断论已具备方法论的启示色彩。如前所论，他善于推源溯流来展示魏晋文学“革易前型”的变迁概貌，同时他多以比较之法来彰显魏晋六朝文学的独特品格。他指陈《文心雕龙》等书未明汉代和魏代的文学差异，例以自然演进观来阐明二者之别：“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刘师培的中古文学论述，侧重史料的排比，让学人借助史料的内在关联去把捉其文学特质，惜墨如金的议论话语，亦不失比较视野的考量。即便发掘魏晋与南朝文学之异，他也侧重对比来展示其文学追求的异相：“晋人文学，其特长之处，非惟析理已也。大抵南朝之文，其佳者必含隐秀，然开其端者，实惟晋文。又出语必隽，恒在自然，此亦晋文所独擅。齐、梁以下，能者鲜矣。”首肯南朝之文接续晋文的文化脉络，归结其隐秀和自然的文学特质，抖搂了刘师培中古文学史书写中娴熟的比较手法。

三 嗣响：魏晋文化发现之绩

章太炎、刘师培对魏晋六朝文化的肯定性评价，显示晚清民初文人对于传统文化的重估和再认，致使魏晋六朝文化研究成为民国学术领域中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一般说来，对于一位在传统文化中掏摸既久的学人，多少会染带传统文化的本位色彩。《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概论》载：“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崇尚骈文正宗之说，隐含着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于众竞西学的浪潮中而坚守民族文化本位，更显立场的可贵。刘师培重新发现并极力推崇魏晋六朝文化，展示了他所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刘师培世居扬州，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仪征刘氏以古文经学传家。扬州学派刘文淇（刘师培曾祖父）兼吴、皖二派之长，学求致用；刘毓崧（刘师培祖父）通诸子学，刘寿曾（刘师培伯父）精典制学，刘贵曾（刘师培之父）通天文历算学。刘氏一家学术既重经世济民，又尚辨章学术。刘师培承传家学余脉，虽在日后的社会革命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但其学术立场始终未离古文经学左右。他在北大授课主讲《中国中古文学史》，不无在时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向桐城派叫板的考虑。对此，侯外庐有一精到的分析：“自乾嘉学者以至章炳麟刘师培，为了打破支配学术的宋学程朱经义，大都在汉魏古人中寻求重言，汉学与魏晋学重新在当时提倡起来。汉学重在‘由群以通道’的训诂，魏晋学重在‘天人之际’的义理，前者是宋代‘心传’之学的死敌，后者是宋代‘理学’的祖宗，从反对宋学的人看来，汉魏之学，宋人皆未能或之先也。”刘师培基于学脉与现实的双重考虑，荟萃汉宋的面具下包藏扬汉贬宋的学术倾向，主观上的褒贬取向却客观上开掘了民国文人取法传统的另一处优势资源。

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魏晋文化研究热潮，凸显了魏晋文化精神的隔代嗣响，这一文化镜像折射了动荡时代自由精神的内在契合。1927年鲁迅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做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该次演讲是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广州开展的。鲁迅申论魏晋文化精神与社会政治、时代风尚的关系，高扬魏晋时代的自由精神。沉痛的内心为同处黑暗境遇中、饱受压抑的魏晋士人掬一把同情之泪，个中确有惺惺相惜的味道，1928年鲁迅致陈濬的书信即为明证：“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应当承认，鲁迅高标魏晋风度多受其业师章太炎的影响，可是此次演讲，他对刘师培这位比自己小三岁的“前辈”许以极大的尊敬。鲁迅在礼赞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和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文献整理之功外，推戴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的发凡起例之效：“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鲁迅认为借两部文献和一部文学史的论述，可以发掘魏晋文学的异彩，这展示了鲁迅超卓的识见。也就是这次演讲，鲁迅叹赏刘师培之意十分明显：“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如此详略处理，已客观承认了刘作的范式效应。

鲁迅对魏晋风度的概括：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实为脱胎刘师培之论的“接着说”。鲁迅这篇情辞并茂的演讲之所以广为传诵，一则缘于其不失时机地挞伐了黑暗的现实，抖搂了鲜明的战斗机锋，已超出纯粹的文学史论述范围；一则接续和光大了魏晋文学自觉说。《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从学术传承的地域来观，1917年刘师培这部“元元本本”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应该是鲁迅鼓吹魏晋自觉说的近源：“在总的判断上，鲁迅以曹丕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应该就是来自刘师培的‘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这一观念也由于鲁迅的重新表述成为当今中国文学史观的一部分。”1925年东京弘文堂出版了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该著1928年由孙俍工翻译，改名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由北新书局出版，它首次明确亮出“曹魏时代为中国文学自觉时代”这一文学主张。此论经过鲁迅的介绍和传播，广为学界接受。若较以民国学术现状，魏晋文学自觉说确为铃木虎雄首创，较以鲁迅杂取博收的学术路径，该论可谓其取资的一种远源，相近的意旨早被刘师培发明。鲁迅旁借异域、近取时人的转益多师态度，确立了魏晋自觉说的重要学术地位。

刘师培的魏晋文化发现沿着玄学和文学两端铺展开去，毋庸讳言，刘师培的玄学翻案文章，多满足于时人对玄学的重构和再估，却在玄学的核心问题无多少突破。譬如自然与名教之辨、言意之辨，他多就老庄学术脉络来发掘玄学，未能深度探究魏晋名士思想，甚至将鲍敬言的无君论来对接其所鼓吹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的牵强和比附色彩十分明显。所有这些，恰成汤用彤魏晋玄学论述改弦更张的起点。侧重原始文献立论，以少总多，条贯井然，《中国中古文学史》树立了文学史书写的一个崭新范式，其材料的丰赡和立论的精审，惠泽后人。尽管刘作的文学史章法未成后代文学史书写普泛模式，然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在章太炎、刘师培的引领下，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一股研讨魏晋文化的热潮，这股热潮覆盖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构成一支后先相继的研究队伍。其中有哲学家汤用彤、冯友兰；史学家陈寅恪、钱穆；文学家周氏兄弟、林语堂；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思想家贺昌群、唐长孺……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就哲学本体来系统梳理魏晋玄学，规设了20世纪玄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特辟“南北朝之玄学”章来分析何晏、王弼、郭象等玄学家的思想，视自然与名教之辨为魏晋思想的核心；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诸文均能贴近魏晋文化生态来探究思想的变迁；朱光潜就诗文和人格二端来铸造厚重的宗陶文化情结；宗白华则对魏晋六朝文化深情凝视……凡此种种，民国文人基于各自深厚的国学根底，资西学以立论，建构起民国时期魏晋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晚清民初文化中的刘师培现象的意义在于：“他和章太炎等提出了将乾嘉学术传统转变为近代新的学术形态的重要课题”，民族革命思想拓宽了刘师培的学术视野，早期的他勤勉不倦，在学术研究取得诸多垂范后世的学术成就，而后期的刘师培因为个人品格和身体染病等原因，现实处境跟早期所操持的民族革命思想尖锐对立，未能与时俱进进一步提出富有启示性的学术命题，但是，民国时期蔚为大观的魏晋文化研究，章太炎、刘师培等先行者的创辟之功仍理应大书称颂之。

民国的魏晋文化情结首先从思想史层面发轫，民初的学术界的“章太炎现象”、“刘师培现象”，不只展现民国文人的接纳传统文化的实绩，也铺设魏晋文化传承的“当代性”思考路径，开启后学检讨和深思文化传统的学术命题。以学问做底子、假理论为骨骼，“章氏的思想和文章，有着魏晋的灵魂”，高古淹雅的章太炎，假复古之事业，以寄革命之精神。他的朴学理路，以一种独立自得之精神有力地冲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也为当下甚嚣尘上的政教功利说祛魅，表达了古雅和存质的文化诉求，要求文学重新回到质朴名理的轨道上来。他借发现魏晋文的独特价值来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进一步盘活了传统文化的现代生机，并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来重新体认，显示了知识谱系转换之下民族文化重建的实绩，其提倡之功之效，仍值得我们深长回味。

假古人以立言、赋新思于旧事，民初学术界如流星般的、备受争议的刘师培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大师。尽管他一次次被洪波奔涌的斗争潮流推向社会的风口浪尖，却无一例外地被摔得遍体鳞伤。他不能准确把捉社会时代的脉搏，政治上不断失足，忽视安身立命的大节，尤其是晚期的刘师培过多萦绕于个人的名利得失，陷入无可消解的宿命论陷阱，致使其学术生命不断萎缩。但是，刘师培重新发现魏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他以色彩斑斓的一生抒写着民初的学术传奇。他与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民初学者以充沛的革命激情对魏晋文化大做翻案文章，倾注了解之同情，引发后人对魏晋六朝之学的广泛关注，重开新风而成就斐然。他恢复了魏晋文化的应有学术地位，刘师培对魏晋文化的天才发现，铺设后人继续拓进的基石。刘师培根植于本土文化基脉，保存国粹、重铸国魂，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质素。他建构了富有时代特征的重新体认传统的文化新谱系，为竞逐西学的民国文人提供取资传统的文化向度，或许这就是民初学术界刘师培现象更为深广的存在意义。

穿越千年的时空，魏晋风度的现代盘活，端赖于民国学人的集体建构。民国文人的魏晋情结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有效延续，它绘制了文化“五四”乃至整个民国接续传统的文化镜像，蕴含“自发”现代性的当下之思。对民国文人魏晋情结研究是一种文化——心理层面的动态把握，从方法论角度而言，立足于文化生态基础上的文人情结研究，它是一种线性的有序梳理，绾合历史、当下与未来三维度，它小中见大、以点显面，借文人情结这扇门窗可把捉到民国时期学术传承的复杂脉络，反观民国特定的社会生态和时代风貌。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效整合中国文学、美学的文人情结资源，运用纵横交织的分析法，从历史文化语境、精神结构、人格追求向度、著书立说等维度切入民国文人的魏晋情结，建构富有新意的理论体系。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从文本出发，先是整体统摄民国文学、文艺美学所包孕的文化情结资源，多向梳理民国文人魏晋情结的演进脉络，并借魏晋和民国文人的人格追求、自由精神之间的对比，分析文人情结影响文人和文学创作、社会社论的真实镜像。从文化心态来挖掘中国文化绵延不断的文化情结，可以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等相关话题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