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叙事性禁烟警示语的对话性：批评分析

本节将从叙事批评的角度研究商品警示语，或者更确切地说，用叙事学方法研究具有叙事特质的以“禁烟”为主题的警示语篇的意义。下面先介绍叙事性警示语料的特点，探讨警示语内在的叙事特质，然后从叙事视角、焦距等要素对警示叙事的深层语法结构开展批评分析，揭示警示语叙事中的对话性趋势，并指出其不足之处。

4.3.1 叙事性警示语语料

本节所用的语料包括三类，分别是烟盒包装上的健康警示语、公共场所的公益禁烟广告与反烟手势图示。新型烟盒警示语有3例叙事性警示文本，其中2例来自澳大利亚本土公司，1例来自丹麦某公司。此类语篇的图片文本中含有烟民的个人图像，语言文本中含有人物的具体名字，并且对此人物的经历有一定的叙述。此类具有典型叙事特征的健康警示语体现了新型烟盒警示语的多样化设计，称为叙事性警示语Ⅰ（简称叙警Ⅰ）。纸媒时代的反烟警示公益广告共有11例，均为著名反烟广告（韩纪杨，2010），基本以图片文本为主，文字文本为辅，图片文本成为叙事的主要载体（简称叙警Ⅱ）。反烟手势图示1例，北京的控烟手势图示，代表比较温和的警示图示（简称叙警Ⅲ）。由于本研究旨在对警示语的叙事性进行定性分析，因此对不同类别警示语的数量没做控制。

在语篇结构上，叙警Ⅰ与新型多模态烟盒警示语（见图4.2）基本相同，但其图文组合的排版方式有些差别，以叙事性“吸烟导致肺癌”（含吸烟者个人肖像）多模态语篇为例，可将叙警Ⅰ－1的排版展示如下（见图4.7）：

叙警Ⅰ－1的文字句段依次转写为：

 

（1）SMOKING CAUSES LUNG CANCER

吸烟会导致肺癌（黑色字体；红色背景）

（2）WARNING: 10 drags a smoke X 20 smokes per day X 365 days a year=73, 000 drags a year

警示：每支10口X每天20支X每年365天=每年73, 000口有毒气体（黄色背景）

（3）Bryan was a teenager when he started smoking.Like many others he never thought it would kill him.He died aged 34, just 47 days after he was diagnosed with lung cancer.He wanted others to know — “this is what happens to you when you smoke”.

拜仁开始吸烟时才十几岁。像其他人一样，他从没有想到吸烟会毁掉自己。他死的时候34岁，仅仅在他被确诊患有肺癌47天后。他想要大家知道——“这就是吸烟的后果”。（黑色背景）

（4）Thinking of quitting? Call Quitline 137848, talk to your doctor or pharmacists, or visit www.quitnow.gov.au.（黑色背景）

想戒烟吗？拨打戒烟热线137848，咨询您的医师或药剂师，或访问www.quitnow.gov.au.

（5）Scadanavian Tobacco Group Pty Ltd.

718 Princess Highway Springvale, Vic 3171，

AU: 1800335691 NZ: 0800442866

Made in Denmark by Scandinavian Tobacco Group

斯堪的纳维亚烟草公司（地址略）产地丹麦

 

叙警Ⅰ－1的图片文本转写为：

 

图片A: Bryan在病床上垂死的样子，光头，眼睛半闭，上半身瘦骨嶙峋。

图片B: Bryan十年前的样子，浓发，胡须，两眼有神，平视读者，身着白色T恤。

 

反烟广告（叙警Ⅱ）与禁烟手势图示（叙警Ⅲ）的语篇类型是：以大版面或全版面图片故事为主，附简要文字，见简图4.8，具体实例见图4.8a。叙警Ⅱ与叙警Ⅲ在文字的排列上稍微存在一些个体差异。

在对警示语进行叙事批评分析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这类文本内在的叙事性特质与叙事结构。

4.3.2 多模态警示语的叙事性特质与叙事结构

4.3.2.1 警示语文本的叙事性特质

对烟盒警示语进行叙事分析，首先要从概念上厘清它是否具有叙事的特征，才能决定可否用叙事的理论与方法对此进行分析。关于何为叙事，普林斯（2015: 111）曾明确指出：“一个对象，如果它被看作至少两个不同时的、也不互相预设或包含的事件之逻辑上一致的表现，那它就是一个叙事。”同时，他指出，就叙事的特性（narrativity）而言，其所关注的是一个形容词，而非名词，指明是一系列特征，而非对象。“任何对象都可以通过无限多种方式，作为无限多种事物加以限定，一个对象，如果它是对于至少两个不同时事件的逻辑一致的表现，等等，那么它就是（就可以被限定为）叙事。”（普林斯，2015: 112）另外，叙事与媒介没有明确的关联，与文本类型也没有必然关联。鉴于此，“烟盒警示语是否为叙事文本”这一问题的本质即可转换为它是否具有叙事性。叙事性具有程度上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准叙事（quasi-narrative）文本不一定比典型叙事文本的叙事性差。

作为一个整体，图文警示语具有明显的叙事性，因为其叙事结构中体现了叙事的特征——两个不同时发生的事件之间在逻辑上构成连贯一致的故事。反（禁）烟警示的基本叙事语法为：说话人或叙事人（通常为公益组织）对听话人（通常为香烟消费者）说：吸烟有害健康，会导致多种疾病，因此，吸烟者张三吸烟多年，结果得了病；因此你要尽早戒烟，有多种办法供你选择。此语法中既具备了讲故事的人，也有一则故事。警示的几个句子均含有动作性或状态性动词，构成几个不同的事件（events），吸烟有害健康（event 1, E state），吸烟可以导致多种疾病（event 2, E state），吸烟者张三吸烟多年，结果得了病（event 3, E act），如果要戒烟，请拨打戒烟热线（event 4, E act），并且几个事件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前后顺序，同时在逻辑上也有因果联系，可以构成最小故事。事件2（event 2）导致了事件3（event 3），而事件4（event 4）使得故事性极强的事件3（event 3）具有非常重要的“主旨性”，避免了叙事无法避免的“so what”的问题（Prince, 2015），从而构成了论点（event 1）、论据（event 2, event 3）、结论（event 4）相连的辩证劝说方式（Watson, 2007），使得整体语篇的“目的性”很突出，用叙事服务于论证。正如Prince（2015）所说，叙事不仅仅以小说为原型，而更是一种特质，这与文本体裁或类型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我们认为，以劝说为主要交际目的的警示语也可以是体现叙事特征的一种可能性选择（Scholes, Phelan & Kellogg, 2015）。“体育不是艺术，对于我们来说，它到底被看作喜剧还是叙事，则取决于我们是直接观看，还是通过一种视角化的媒介来加以过滤”（Scholes, Phelan & Kellogg, 2015: 293），对某一文类进行叙事分析纯属分析视角问题。为了体现叙事的普遍性，Scholes, Phelan和Kellogg还身体力行，把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文章——对叙事文献的学术总结——称为“一则叙事”，他们指出：

 

实际上我倒是打算去建构一则由三部分组成的叙事：首先是浏览该领域内的主要趋向，其次是就叙事元素的研究进行更为细致的论述，最后还要就当前状况做一个简要考察。更具体地说，第一部分简要探讨过去四十年来叙事理论研究在聚焦范围上的扩大，及其可能对学问叙事研究所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描述这一时期三种突出的总体叙事概念：作为形式系统的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叙事，以及作为修辞的叙事……尽管本章节并无甚叙事性可言，借用布赖恩·麦克黑尔的话说，便是仅具有“微弱的”叙事性，但我还是刻意将它称为一则叙事。其原因在于，我想让大家注意到那当中乃存在着一个我所希望看到的生成性紧张因素。一方面，按照文类的传统要求，该研究综述必须采用上帝式的全知视角来讲述。而另一方面，任何叙事理论家但凡具有一丁点自知之明，都一定会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综述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选择性，以及他本人的有限视角与上帝视角之间的天壤之别。

（Scholes, Phelan & Kellogg, 2015: 283－4）

 

综上，无论按照叙事的狭义定义，仅仅把具有故事性的图片或文本当作叙事文本，还是从叙事的广义入手，把叙事性作为衡量文本的性质，多模态警示语均具有叙事性特质，可以用叙事方法来进行研究。

4.3.2.2 警示语的叙事结构

根据Labov（1973）关于日常叙事结构的观点，完整的叙事包括abstract（点题）、orientation（指向）、complicating action（进展）、resolution（解决）、evaluation（评议）与code（回应）六个部分。在烟盒警示语叙警Ⅰ－1中，“Bryan吸烟、他是青少年”是故事的指向，故事的进展部分是：他从没有想到吸烟会害了自己。叙事的冲突解决部分是：他死了，死时才34岁。叙事的评论与回应部分合为一体：这就是吸烟的后果。在总结与评论之后，叙事主体转向受众，“想戒烟吗？”很显然，总结与评价使得这段个人纪实性叙事有了“可叙述性”，同时也使得叙述很好地发挥了其似真性，引发受众的同情与认可，增强了警示言语的意动性Brunner（1986: 30），促使受众接受戒烟的危害。同时，图片叙事——垂死的人物——与附带的文字也增强了文字警示中叙事部分的现实真实性（赵毅衡，2013），也使得警示语篇的总体叙事者与故事叙述者Bryan的身份融合，以Bryan的口吻总结并评论，“这就是下场”，从而使叙事与评论在文本中实现合法化与自然化。回应部分则是警示的“提供解决方案”言语行为，指出戒烟的办法，将受众从故事叙事引回到交际的主题上：吸烟有害。在其他叙事警示语中，如叙警Ⅰ－2（见下文的转写）中，也发现相同的叙事结构（见申丹，2011）。如：

 

Cinthia, a smoker for 25 years, had a stroke aged 39.The stroke damaged her ability to speak and move parts of her body.She said，“the hardest part was relying on my kids to look after me — I should be looking after them! ”Don't think it can't happen to you.Younger people suffer strokes too.Cinthia

Cinthia有25年烟龄了，她39岁时得了中风，导致她言语与四肢功能丧失。她说：“最糟糕的事情是要靠孩子们照顾我，而我本应该照看他们！”别以为你不会中风。年轻人也会中风。Cinthia

 

在此文本中，叙事的指向部分为“Cinthia具有25岁烟龄”，故事的发展部分为：她39岁得了中风，故事的结尾是：中风使她失去语言与四肢行动的能力。总结与评价部分：引用被叙事人的原话，最糟糕的是靠孩子照看我。

由此可见，多模态警示语的叙事文本具有相对完整的叙事结构，是比较完整的叙事。相应的图片文本以插图的形式丰富了叙事的细致性与逼真性。

在警示沟通的交际语境下，叙事文本成为警示言语交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警示语篇的论述逻辑（论点：吸烟导致肺癌，论据：危害，结论：戒烟咨询）与辩证劝说（Walton, 2007）中起到了论据的作用，有助于凸显警示整体语篇的“目的性”，提高警示交际的说服力。

有必要指出，在本节对叙事警示语的结构分析中，我们暂时把文字模态看作表意主体。其实，图片文本的叙事性更为明显，因为图片中有具体的事物或人物的形象，有其动作的语境，本身就具备了“谁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这类叙事。如果把图片文本作为叙事进行分析，以图片模态的叙事性程度为参数，还可以对烟盒警示语语篇进行更有趣的研究。

接下来，我们将从叙事中事件的现身或缺席、聚焦等方面对多模态警示语语篇进行分析，探讨其在表层语法结构与深层语法结构上的表征，并对其中的对话性进行相应的批评分析。

4.3.3 警示语中陈旧的叙事脚本：坏人的悲剧

对烟盒警示语的叙事语法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烟盒警示语的深层故事语法，即“吸烟者=坏孩子=坏下场”这一老套而陈旧的叙事认知模式。从叙事的交际环境与其所预设的意识形态来看，此叙事中存在有限的价值单一性以及其他相关问题（曲春景、耿占春，2005）。

关于禁烟的叙事语法为：叙事者（通常为公益组织）对商品消费者说：吸烟有害健康，因为香烟中有多种有害物质，会导致疾病，（因此）尽早戒烟有益健康，其中，公益组织与消费者这两个角色均为叙事语法上可默认缺省的角色。这一深层语法结构在表层结构上呈现出以下众多的表现方式：

 

（1）吸烟有害健康，（因此）尽早戒烟有益健康，因为香烟中含有尼古丁。

（2）吸烟有害健康，吸烟会导致各种器官疾病（比如早产、肺病、中风等），因此要尽早戒烟。

（3）吸烟有害健康，吸烟会导致各种器官疾病（比如早产、肺病、中风等）。张三吸烟N年，结果他得了癌症，导致死亡。因此要尽早戒烟。

（4）吸烟有害健康，比如，张三吸烟N年，结果他得了风湿，给自己的家庭也带来灾难，他说，“我对不起我的孩子们”。因此，要尽早戒烟。

（5）张三吸烟，出现N种疾病。“吸烟有害健康，”戒烟组织说。

 

其中，语法（1）为传统烟盒警示语的表现方式，多限于文字警示。语法（2）为新型烟盒警示语的形式，有文字警示与图片警示。语法（3）、（4）为具有明显叙事特征的图文并茂型烟盒警示语，为“叙警Ⅰ”的形式。（5）为众多反烟警示公益广告即叙警Ⅱ，以及叙警Ⅲ，所采用的语法呈现方法。随着其呈现方式的不同，警示叙事也出现多样化，在叙事的“主旨”、叙事的视角与聚焦、叙事话语上均出现变化。

公益组织通常以叙事者的角色出现，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开展叙事，构成“见证者叙事”（Scholes, Phelan & Kellogg, 2015: 267），“控诉”吸烟者的可恶，但聚焦的方法与聚焦对象的不同使得叙事在以上五种呈现方式中略有不同。相比较而言，语法（2）对吸烟所产生的具体危害后果进行了重点叙述，罗列了林林总总各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并配以相应的疾病症状图——受损的人体器官，从语法与语义上均对此危害的后果进行了聚焦；语法（3）也采用了聚焦危害后果的方式，不过所聚焦的是有血有肉的烟民“张三”，在文字叙述聚焦的基础上，同时采用图片模态对张三的“苦难体验”进行“冗余性”的聚焦；语法（4）不仅对具体的疾病名称与烟民进行了聚焦，还对烟民张三的心理感受进行了聚焦，使他有“忏悔”的叙事空间，也可以说，此时叙事者进行对内聚焦，将叙事视角与人物感知者的视角相重合；语法（5）中，事件的序列与前面四个的叙事序列不同，将烟民的苦难置于显著地位，并以图形色彩等大幅空间对其进行聚焦，然后叙事者的叙事话语才出现。

从警示叙事语法在表层结构上的变化来看，叙事的聚焦对象“坏下场”与“坏孩子”在纵聚合上形成一个集，包括损坏的器官、人的痛苦，痛苦的体验、死亡等，为警示叙事的“情节”设计提供了资源，使警示语篇的建构具有万花筒一样的魔力，使其语篇的“可能性”出现多样化，体现了科学思维的确定性与艺术思维的开放性。

警示叙事分故事层与叙述层两个平面，叙述层集中在公益组织的叙事话语上，而故事层再现具体人物（烟民）对吸烟的感受，两个层面的交互作用决定了警示叙事的情态。叙事语法（1）以叙事论说语气为主，对受众的警示沟通方式直接，立场最武断。语法（2）适度增加了对吸烟危害后果的聚焦，与烟民的沟通交际中信息量比较大，交际意图比较明显。语法（3）、（4）、（5）均具有明显的故事层与叙述层。一般来说，叙述层对故事层的越界占位越明显，或当叙述话语对故事话语所具有的相对“显著优先性”（Scholes, Phelan & Kellogg, 2015: 303）地位的挑战越明显，则叙述者的警示的意图与语气越明显。相对于语法（4）来说，语法（5）将故事层前置而叙述层后置，使叙事者的出场推迟了一个节拍，从而为受话者留下了较大的时间与空间余地，对处于故事层面的“吸烟”进行自主解读，体现了一定的意义开放性。

在警示叙事的艺术化这一点上，语法（5）使“吸烟的危害”的符号化叙述过程具有更多的自由度、意义潜势、修辞手段与功能效果，形成或强或弱的警示叙事。在叙警Ⅱ－3中（见图4.10），张三、李四、王五抽烟，然后他们的半个头消失了，公益组织说：吸烟使生命消亡。这里，烟雾模糊了吸烟者的部分脸，但是图片中没有说明这一叙事事件的情态是暂时状态还是永远，为故事留下了悬念，叙事话语也没有对此“悬念”进行任何解码，从而使整个叙事模态具有不确定性，而此广告警示的表意也具有开放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其修辞效果。

同样情况下，叙警Ⅱ－2（见图4.9）中故事的情态比较明确，赵六抽烟，她42岁，因此她比她的同龄人要衰老。图片中的故事人物赵六在过42岁生日，但她衰老的姿态，满头青丝，面部沟壑纵横，手上青筋暴露，使得叙事话语的“零叙述”成为可能，同时整个叙事的情态又有确定性。在兼顾文本意义表达方式的开放性与警示情态的确定性上，叙警Ⅱ－2有可能使文本意义呈现多样化。

除了以“博学家”的第三人称叙事对吸烟者的“灾难”进行见证性叙事之外，反烟叙事见证者还融合吸烟者的个体视角去叙述吸烟带来的危害，感知生命的消亡，使叙事的虚构性远大于其经验性。“如果叙事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在其具体性上有所削弱时，即不再忠实于具体事实和经历，而代之以更为普遍化的理性时，那么叙事作品就会变得更具虚构性。”（Scholes, Phelan & Kellogg, 2015: 109）当然很多时候，“虚构性”并不比“经验性”更接近真实。在印度的一则海报中（图4.11叙警Ⅱ－4），两位吸烟者身处墓穴之中，仰头望着墓穴四周送葬的人们，牧师、亲属等，仍茫然不知危险所在（左图）。在这则叙事中，叙事者完全从旁观者的角度叙事，其焦点是吸烟者的无知与可笑。有趣的是，从吸烟者的个体视角或“窗口”看（见右图），他的朋友们同样也在岌岌可危的位置，处在危险的边缘，这不仅构成左右两图的叙事在情节上的“紧张冲突”，也会使总体意义出现问题。在右侧这则叙事中，叙事者与墓穴中的吸烟者的视角相融合，其叙事内容与叙事者拟表达的主题“吸烟有害”存在一定的差距，非常容易形成叙事反讽，使左边的图像叙事具有“不可靠性”，使其叙事的现实价值指向变得摇摆不定。避免这则反烟叙事沦为“反讽”的唯一方法是：把吸烟的危害泛化到更大的范围——同一星空下呼吸同一空气的人。然而遗憾的是，对此，叙事者并没有留下足够的解讽线索。

以无辜儿童受害者的感受为叙事对象，反烟叙事能将“吸烟（者）的危害”这一主题刻画得深入人心。在《分离》这一作品中（图4.12叙警Ⅱ－5），当一位母亲（吸烟者）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地铁十字路口时（左上图），她的身躯突然消失，只剩下一口手（见右上图），孩子茫然不知所措（左下图），孤独的孩子等不到妈妈后终于失声痛哭（右下图）。孩子的痛哭是对吸烟者最强烈的控诉，即使吸烟者在此叙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聚焦与描写，但其“恶人”的形象仍得到了张扬。

反烟叙事的叙事者还可以采取很直接的话语方式，透过反烟者进行叙事。在叙警Ⅲ－1中（见图4.13），叙事者通过类似于典型反烟者的角色——女性——发表对于吸烟的态度，其禁烟手势语与禁烟文字共现，以“语义冗余”的方式强化了对吸烟的立场：我介意吸烟、吸烟不可以、请停止吸烟。在这里，图片叙事中的叙事者直接面向受众——叙事故事中的受众、叙事的受众、叙事者的理想受众等，叙事者表达的是一种确定无疑的“集体型声音”，其声音的权威主张则是通过其自身与所代表的集体之间的关联而得以实现的（Scholes, Phelan & Kellogg, 2015: 322），叙事者用语篇创造者的权威去取代传统叙事的权威。换句话说，公益组织以普通公众的视角向受众宣布：“我介意你吸烟”，“不可以吸烟”，“请停止吸烟”。这里，叙事层与故事层合二为一，警示的意态变得非常确定，态度很明确，尽管公益组织仍然隐藏在图片叙事的人物之后。

从以上对反烟警示的叙事性分析来看，普遍的叙事语法是“吸烟=坏蛋=坏下场”，吸烟者被塑造为“坏人”，与“厄运”联系在一起，叙事主要从“博学家”的见证式全知人称视角进行叙事，叙事中对“吸烟者”人物采用外聚焦方式，对其人物刻画主要是片段型的，而非发展式的，偶尔触及吸烟者的内心世界，也大多是“忏悔式”独白。总体上来说，虽然不同类型的叙事语篇在表现方法上呈现差异性，力图体现叙事语篇的诸多文本实现方式，使警示类文本在现实世界显得丰富，但却无法避免叙事主题在意义上的确定性。叙事的一元性权威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具有比较尴尬的地位。通过对叙事这一宏观的文化发展进程进行回顾之后，Scheloes, Phelan & Kellogg（2015: 289）批驳道，“充分全知性叙述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一元化权威在现代时期已经变得难以维系了，而相比之下，同样的那一种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多面性相对主义却似乎愈发合乎时宜……一位叙述者，若缺乏某种程度的可疑性，若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反讽性审视，便会与现代气息格格不入……这种差别并非存在于作者与叙述者之间，而是存在于真实的有限认知与可疑的绝对真理之间。”就叙事而言，反烟警示语篇的伪全知基本上类似于“一种针对旧式叙述立场的空洞模仿；或者……在解决不断变化的视角问题时所产生的其他败笔……”（Scheloes, Phelan & Kellogg, 2015: 291）

叙事语篇不仅仅是一种行政语篇，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资源。流传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反烟叙事体现的是语言符号的“切身性”问题（曲春景、耿占春，2005: 1），即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性。反烟叙事是关于道德权威如何劝说或阻止生命个体的交往方式，其叙事所体现的交往所承载的乃是现代道德教化的沟通方式。“独白性教化以对社会成员的规范的一元道德价值设定为基础，以个体人格的依附性为基本依托，以个体对既定伦理目标的接受、认同、贯彻为目的，以威权性、灌输性为其基本特征，独白性教化切合于传统专制型社会意识形态传输的需要，成为传统道德教化的基本形式。”（刘铁芳，2004: 3）同理，对“禁止吸烟”的道德教化仍笼罩在一元化的元叙述与道德教化的阴影下。在当代关于生命的叙事中，道德教化具有更为多样化的伦理资源，“以世界、历史情境为背景与依托的现代性教化理念，内含着道德教化应以人类文明史上积淀起来的优秀的伦理资源来给个体以广泛、全面而深刻的道德精神、熏陶与启蒙，凭借其中深厚的价值内涵、开放的价值理念，给个体自由自主的道德思考以开阔的空间和广泛的依据，使个体真正参与到对人类道德精神的理解和自我德性的内化生成之中，给个体道德生活奠定深厚而美好的道德情感、精神和理性的基础。”（刘铁芳，2004: 6）针对烟草的叙事也应该具有多面性的发展叙事，拓展到故事之外的世界，超越情节框架，拒绝一元化的元叙事沟通方式，体现向“他者”话语的开放性。

本节主要对“禁烟”警示语进行了叙事批评分析，从叙事的语境、视角、聚焦等方面做了简单分析，指出反烟叙事语篇在叙事表现方法上的多样化，尤其是叙事元素在纵聚合上的可能性，探讨了此类叙事呈现的权威性叙事特点与叙事认知模式，以一元性元叙事的口吻把吸烟者叙述为“坏蛋”，将其与“厄运”联系在一起，即反烟叙事在横组合上体现出来的局限性。从叙事所体现的伦理而言，这类元叙事代表的是道德叙事的独白性，与现有的社会语境具有一定程度的时代错位，只有早日进入道德教化的对话性，才能奏响符合时代主旋律的乐音，建构意义丰富的警示语。

对常规的非叙事语类进行叙事学研究，既可丰富我们对这些语类多样性的认知，拓宽认知的思路，也可用旁门左道的方法，出其不意地反思与考证“叙事是否是人类交往形式的本源”这一论题（Scholes, Phelan & Kellogg, 2015）。在后续研究中，可以思考如下话题：禁烟叙事话语的文化比较、历时比较、媒介差异比较等；另外，公共行政语言的叙事学研究也将会是一个比较艰涩但很有魅力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