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期，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早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
明清以降，“儒贾合流”，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
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说中国人“轻商”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100万的超级大城市；在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10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10世纪的宋代，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
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水力鼓风机，约早欧洲1000多年）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300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33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城市经济方面，最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而进入明清之后，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据台湾学者赵冈的研究，中国在唐宋两朝，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甚至连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专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在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长时间地徘徊？为什么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中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以东西方工商文明的差异展开他的思考。该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而一个与上述诸多疑问相关且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是否已经彻底地排除，中国的工商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的宿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