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4)

索性再多记两则小掌故：抗战中期，重庆中央大学“歌乐平剧社”的几个青年戏迷，正在宿舍里拉胡琴、吊嗓子，忽然门上咚咚两声，便推门走进一位身材高大、胖嘟嘟的中年贵妇来。她以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含笑而大声地说：“你们唱得好，也拉得好呀。我也来一段……”她就招呼拉琴的说：“《碰碑》。”接着她就使起舞台姿势，大声地唱起来。乖乖，那一派悠扬顿挫、悲壮凄凉的味儿，简直不是余叔岩，也是马连良。唱后大家鼓掌称赞。她连连道谢，就握手要走了。拉琴的问她：“您贵姓？”“我呀，”她说，“我就是为父报仇的施剑翘。”在大家张口结舌中，她哈哈大笑，就领着一批青年男女，扬长而去。她原是枪杀军阀孙传芳的那位有名的“女刺客”！张少帅也告诉我一个故事：老帅被刺后，在沈阳公祭期间，日本总领事也假惺惺地来灵前鞠躬致祭。少帅说：“我那时认真地动了几次念头，想把他抓起来枪毙，为父报仇。”少帅如真的干了，近现代中国史和世界史，都要改写了。

再回头说说小徐和老孙为啥又吵得不得开交呢？原来小徐为段总理代拆代行，难免有点擅作威福，连黎总统都啧有烦言，他哪里把个总长看在眼内呢？老孙记在心里，多少也为着讨好黎总统，乃在国务会议里批评秘书长“越权”。段为徐稍作辩护，孙乃向黎总统“辞职”作抗议，而黎则袒孙斥徐，使段难堪，渐渐地乃惹出最可怕的府院之争，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政客纵横与黎段交恶

我们在上节已提过，孙在国会里原是反段最力的韬园派的领袖，与拥段的研究系斗争甚烈。其志不在小。因为国民党自宋教仁以来，一直就醉心于政党内阁。韬园派虽非国民党正统，且不时有反中山言行，但是孙洪伊在国会之内却要利用国民党的多数，对倒段和代之以政党内阁，则有莫大的兴趣。再者，孙更利用“省籍情结”（且借用一个今日台湾的名词）来离间北洋系。孙与冯国璋是直隶同乡，因而向冯氏建议说，“北洋系”顾名思义，理应以北方人（直隶人）为领袖嘛；怎能被一个南方的安徽人（段某）所掌握了呢？说得冯国璋也为之感叹不已。事实上，后来北洋系之分裂为直皖二系，终于引出一阵阵打不完的内战，孙洪伊这一类的政客，也有其极大的责任的。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政客便是所谓“纵横家”、“策士”或“说客”；从往古的苏秦、张仪，到民国史里的杨度、孙洪伊、杨永泰，也正是数之不尽的呢。因此段之邀请他入阁，显然也是一种统战手腕（再借用一个中共的名词），想化敌为友。殊不知孙在国务院内因与小徐不睦，又挑出个更严重的府院之争来，段因而也使出他独裁军阀的本性，于民国五年10月中下令把孙洪伊免职。但是国务总理要辞退一位国务员，“依法”还要总统盖印，可是黎总统此时却拒绝“批准”，段乃于24日亲谒黎总统面索无效。三日之后，江苏督军冯国璋，竟亦致电黎总统，要求孙总长在内阁位子，不容变动。

与此同时，孙洪伊亦正四处奔走，联络国民党籍议员，在国会内为冯国璋竞选副总统。经过三次激烈投票，冯国璋终于获选，如愿以偿（为李宗仁于1948年当选副总统前之第一个副总统的民主竞选）。黎总统并特许冯氏，援他自己以副总统驻节武汉前例，让冯副总统兼领江苏督军，拥重兵驻节南京。这一来不特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就表面化了，袁氏死后北洋系的军权也就一分为二了。最不幸的是黎的心腹、密典机要的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竟然也是个资深的韬园派分子，在国会中与孙洪伊相表里，策动反段，也就使一位原是孤家寡人的黎总统，益发想运用国会为奥援，并联合北洋系的第二号巨头冯副总统，来共同对抗，甚或罢免那位倚赖北洋系军力而刚愎自用的段总理了。

可是段祺瑞又岂是省油灯呢？他底下那一窝大小军头，又岂能视而不见呢？在段的坚持之下，在地方军头起哄声中，黎总统终于答应让孙洪伊总长“辞职”（注意：不是“免职”），孙辞职之后便返回国会做韬园派领袖，就更是明目张胆地以倒段为职志了。在此同时，黎总统为安抚孙某，并提升个人声威，也坚持要段的心腹小徐，非滚蛋不可。小徐滚蛋之后，北京的“警总”，那时叫步军统领，也就对孙公馆，由日夜守卫，变成旦夕骚扰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孙前总长乃一溜烟，逃往南京托庇于冯副总统了。不用说，冯段这两位原是同生共死的老友，也就从此反目成仇了。他两条虎狗交恶不打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下来派系斗争的骨牌效应，什么鸟直皖之战、直奉之战，就战不完的了。可怜茫茫众生，也就民无噍类矣。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详，在这里细说几位政客的意气之争者，就是想举例说明，在一个没有法治基础的落后国家里，几个政客的意气之争，都无法解决，那么遇到国有大政待决，像后来的参战案，就会把一个政府，甚或一个统一的国家，闹得四分五裂了。

世纪末回头看去，试问他们这种两败俱伤，所为何事呢？朋友，这就是那时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中国议会政治嘛。他们以英美三权分立为模式。结果呢，画虎不成，中央政府之内，立法、司法、行政，原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却变成中国式的总统、总理、国会的三权分立了。三权分立的必要条件，一定要司法独立，而有依法仲裁的绝对权力，是谓之法治。在《袁氏当国》里，我们不引过一段杨度奢谈法治的牛皮？虎公（杨自称）曰：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见杨度著《君宪救国论》，转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1990年，武汉出版社，第二卷，页956）

杨度这话，原是卑之无甚高论。梁启超就讥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笔者在拙著里也一再强调，我们中国人如想做到这一点，非两百年之历练，不为功也。时近百年了，当年黎段诸公，墓木合抱矣。试问我们华裔朝野，从海内政客，到海外华侨，除掉打麻将之外，哪个大小政团、内外社区、商业团体、学术机构，有过真正的法制民主？沉痛言之，我华族没有也。让我们静默三分钟，心平气和地想想，真是没有也。是耶？非耶？岂不怪哉？

美国模式是什么回事

在笔者编撰本篇期间，曾时时为最热闹的“世纪大审”（Trial of the Century）电视节目所打断。美国国会这次对总统柯林顿的公审，确是百年难得一见。他们两党三院（参众两院和法院），和原被告两造，真是使尽浑身解数。控方不把总统赶出白宫，誓不甘休。辩方则死守宫廷，决不退让。这是一场最激烈的夺权保权的无烟内战。全国最高学府，和最拔尖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的权威也都被卷入；全国大小媒体，非刘即项，几无一置身事外。全国数千万有政治素养的人民，街谈巷议，也各说各话。大家提起耳朵，众目睽睽，正在进行一桩全国性的公开的政治学术大辩论。不特当事的控辩两方的诉讼状，掷地有声；为双方助阵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神学权威的议论之作，亦均深邃之极，有时且文采飞扬；随时阅览，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真是精彩绝伦。纵是一般卖浆煎饼的小市民，和家庭主妇、大中学生的即兴评论，均能颇中肯綮，令人击节。真是不可小视……这就是所谓“美国模式”的最高境界。当然他们各级的大小政客的蝇营狗茍，和我们许多搔首弄姿的可嫌的政客，并无两样，但是从政治总体运作来说，我们和他们就无法相比了。对照之下，不特当年在北京、南京只会举手和抬棺材的议员代表们，显得太原始了，就是目前在台湾的风云政客，和他们相比，也不免是小儿科（baby stuff）也。

何以如此呢？这我们就不能不从文化整体来说了。须知，美国非只一单纯的美洲国家也。她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欧裔美籍公民（European-Americans）至今与非欧裔通婚者，尚不足百分之一也。因此此一纯种白人的美国公民的主体，实是欧洲全部白种民族再加上个犹太民族，在美洲的重行大组合，所形成的一个新兴的白种民族。他们在文化上，承继了整个欧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主流。但是在政治组织和语言上，则直接取自议会传统最深的英国。哥大口述历史的创始人—犹裔纳文斯教授（Allen Nevins）生前就常说，英语民族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优越（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re politically superior to any other race）。实在不是犹太人替英语民族吹牛。美国革命后，欧洲民族向北美洲大量移民，不特在美洲形成一个新兴的混合民族（像古代中国的隋唐盛世），在古老的欧洲文明上，也来个第二次的文艺复兴，终使她成为今日世界上唯一的超发展国家。她的政治制度，是对英国的议会政治的“延续”（continuation）和“进化”（evolution），是直线发展的。因此他们纵是三尺之童，都能道其真谛。教育愈高，智慧愈高，则更能舌灿莲花矣！这就是我们今日“世纪大审”中所见的现象了。

我国民初的议会政治就不然了。我们既不是延续，更不是进化，我们则是“转型”（transformation）和“西化”（westernization or europeanization），乃至半中半西或不中不西，和所谓“师夷之长技”，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有个“不破不立”的中间阶段。民国初年也就是这个阶段的初期。在这“初级阶段”（让我们借用个邓小平思想中的名词），孙中山的经验是“知难行易”，是“破坏难于建设”（破难于立）；胡适的看法是要“打倒孔家店”（先破后立）；毛泽东就急于要“铲除三座大山”（全破再立）……既然不破就不能立，那我们学习西方的议会政治，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我们“破”也不够，“立”也不够。张之洞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实际上却是，中学是“包袱”，西学是“皮毛”。结果是（全民的）“包袱”丢之不易；先知先觉们的一点“皮毛”，建立也难。这就是我们民初议会政治，通盘失败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我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从康梁到杨度，都是包袱太重，皮毛太轻，而弄权任性，自以为是，才误尽苍生的。孙中山比较平衡，但他老人家也说过，“政是众人之事”。众人不要干（所谓民智未开也），你一人要独干，哪有成功之理呢？可是反之亦然。在众人都要干之时，你一人偏不许干，也是要出纰漏的。小蒋“总统”将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会有其一定的地位的，那就是他知道时势不可逆转，乃因势而利导之，这就搞对了。民国初年的那个时代，没有搞议会政治的任何条件。时代未到嘛。但是既然建立了民国，“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豪语），议会政治又不能不搞；搞得焦头烂额，也是必然的结果啊。形势比人强，治史者不可厚责于古人也，时代的悲剧嘛。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大样啊。

且看民元老国会

在《袁氏当国》里，我们对民初的国会着墨无多。因为在那一阶段，中国政治圈内的主要矛盾在孙、袁之间。而孙、袁二公着重的都在枪杆，国会所发生的作用太小了。多说了反而浮云蔽月，有失真相。迨孙公的枪杆被袁公的枪杆打败了，袁对国会不但继续任其存在，他对国会之内的国民党也还礼遇了一阵子。原因是他知道国会里，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并不一定拥护孙文，甚至是反孙的政客；更重要的则是，袁还要利用国会来把自己扶正，由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式大总统。待他被扶正之后，他就把国民党籍的议员全部开革了。国民党的“多数”一去，只占“少数”的进步党的国会就瘫痪了。

袁搞垮了国、进两党的国会之后，本想组织一个御用国会来做他的橡皮图章。可笑的是，他那时还去古未远。这个地球上除掉皇帝之外，先进的国家里，还未见过第二种独裁制度，所以他搞来搞去，只搞出个半吊子的“参政院”来“拥戴”他做皇帝，终于弄得短命而死，遗臭万年。他那时如果只做个党主席，或党总裁，如后来的蒋、毛二公者，则段、冯二将，又怎敢搞窝里反？蔡锷小将，又何敢称兵犯上哉？朋友，袁的时代还太早嘛。蒋、毛二公那套“现代”本领，他还未练出来呢，所以他就吃瘪了。因此在袁的时代，国会尚未构成个夺权的单位，写历史的人，也就让他老人家暂时靠边站了。可是在段祺瑞时代就不同了。黎、段二人此时旗鼓相当，都独裁不了。黎要利用国会以反段；段则要利用北洋系的地方军阀来制黎，国会就不再是“橡皮图章”，或“拥戴机构”了。因此现在倒是我们应该把他老人家揭揭底的时候了。

国会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必不可缺的一种政治建制。至于它在最后落实成怎样的一个“定型”，今日似尚言之过早。只是它是个与民国俱生的，在民初虽然作用不大，毕竟是值得一叙的制度，下文当以较详尽的篇幅概括之，或可为今后有心法制者，做点备忘工作也。

1999年1月26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四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