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认知心理学
注意与信息加工
考察一下交通高峰时的十字交叉路口，我们会发现当交叉路口无法处理交通流量时，它很快就会形成堵塞。当只有一辆汽车行驶时，交通就非常畅通。你的心理情况同此相似。现在选择关注这一页的语句，你的大脑也很容易加工这一单个的信息源，因此很容易理解文章。如果你试图思考感官收集到的其他信息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大脑的加工能力有限，你无法同时加工所有的信息，就像交叉路口一样。
经常乘汽车的人常常会谈到交叉路口的瓶颈问题。心理学家也用这一词汇来描述大脑有意识地加工信息能力的有限性。我们怎样来对付这一局限性呢？
你也许会认为，当你阅读这一章时，周围的事物都是无关的，甚至是分散你注意的事物，你就干脆忽略它们。也就是说，你使用注意从一大堆构成注意瓶颈的信息中仅仅选择相关的信息，同时忽略其他一切信息。
美国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将注意描述为“利用心理占据几个可能思路中的一个”。但我们怎样选择哪些该注意，哪些该忽略呢？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分散注意吗？或者说，如果采用迫使我们仅选择一种事物的模式，我们的注意是不是很有限呢？
想象一下你正在观赏你最喜爱的电视节目。此时，有人试图与你聊他（她）当天的见闻。你选择聚精会神看银屏上表演的内容，尽管你假装在倾听，甚至也听懂了一部分，但你不能完全集中精力于这个人所说的内容。
关注某件事而忽略周围的其他事涉及到选择性注意。选择性注意能够让你选择某一件事来占据你的心理。但如果你的注意偏离电视节目去关注他人突然所说的让你感兴趣的事情（如付钱），你的注意又会怎样呢？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处于相似的境地，并因选择性耳聋而受到指责。这表明，心理在某些境况下能够关注不止一个的信息源，但有时它又选择不这样做。
听觉注意
选择性听觉的研究成果已经解答了我们对如何集中注意的诸多疑问。我们的生活充满着各种声音，如果没有选择性注意，要弄懂并利用任何一种声音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对此进一步做出解释，大多数研究人员使用了双耳分听任务的方法。即被试者戴上两个耳机，并且每只耳朵同时分别听不同的信息。只需要被试者对其中的一个信息做出反应，同时忽略其他信息。柯林·切利的遮蔽实验是双耳分听任务的典型例子。
切利的实验结果回答了有关集中注意这一重要问题。大脑是在什么时候选择其注意的信息呢？大脑是在集中注意之前就加工了所有信息，还是首先对信息做出选择，把其他信息留在数据瓶颈里不做加工呢？
双耳分听研究表明，大脑在做大量信息加工之前就选择了信息。在切利的实验中，被试者对未注意的信息知之甚少。这表明大脑在信息加工早期就对信息进行了选择。
1958年，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布罗德本特在这一证据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早期注意选择的理论。他把这一理论叫做过滤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感官信息到达瓶颈时，大脑就必须选择对哪个信息进行加工。到这一点之前，大脑未对任何信息进行加工。
布罗德本特认为，感官过滤器会基于信息的物理特征来选择该信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如声调和位置。正如通过过滤器的咖啡会留下沉淀物一样，被选择的信息也会通过过滤器，把不需要的东西留在瓶颈里。在瓶颈里，信息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加工。布罗德本特的过滤理论解释了双耳分听任务实验的发现。例如，在遮蔽任务中，两个信息都会到达感官过滤器，然而只有目标信息在位置的基础上被选择。这一理论也解释了切利关于集中注意于众多谈话中某一个谈话的实验。
核查姓名
现在想象你在参加一个酒会，而且精力完全集中于你参与的对话中。突然，有人提到你的名字，你的注意会立即发生转移，就像上文中出现的在你看电视时突然有人提到钱的例子一样。你改变注意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听到信息的方式，而是你听到信息的内容。布罗德本特认为，信息在到达感官过滤器之前未经过任何处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对另一个随之而来的信息的意思做出反应，进而改变注意呢？
布罗德本特的观点是建立在这一观察的基础之上的，即被试者没有有意识地觉察到未被注意信息的意义。那么，意义是否在有意识的觉察之外得到处理了呢？1975年，心理学家埃尔沙·万·莱特、鲍尔·安德森和埃瓦尔德·斯迪曼呈现了一组单词给被试者，在呈现其中一些单词时伴随着轻微的电击。结果发现，即使面对遮蔽实验中未被注意的信息，被试者对伴随着电击的单词也能做出下意识的生理反应。这一实验的推论很清楚：尽管被试者没有意识到听到了这些单词，但他们在大脑的某个地方理解了单词的意义。
布罗德本特理论的核心是：只有经过过滤器选择的信息得到了处理，其他信息才都会被忽视。然而，我们可能会在意义的基础上改变注意，例如，我们听到自己的名字或者是有人提到钱。莱特和其他人的实验也表明，大脑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处理了未被布罗德本特注意的信息，尽管人们没有有意识地觉察到这一处理的发生。
认知联系
布罗德本特的过滤理论在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影响。然而这一理论也有问题（它不够灵活）。我们可以依赖信息的意义转移注意，也可以对意识之外的信息进行加工。尽管这一理论有很多的优点，但它不能解释这些事实。
衰减理论
为了克服种种局限性，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安妮·特雷斯曼发展了一种新的关于选择注意的衰减理论。特雷斯曼保留了在注意瓶颈上有感官过滤器的观点。然而她解释道，这一过滤器更加灵活，对信息的物理特性和意义都有依赖。而且，她放弃了布罗德本特关于未被注意的信息会被简单地忽略的观点。相反地，她认为，这些未被注意的信息是衰减了，或者说减弱了，因此，被加工的程度也减弱了。然而，这一加工衰减得是如此之弱，以致实验参与者没有意识到，除非信息的意思非同寻常。
特雷斯曼的理论不仅可以解释莱特和其他人的发现，而且解释了我们基于信息意思而转移注意的能力。
布罗德本特和特雷斯曼的理论都认为，感官信息一进入大脑，记忆力瓶颈就会在大脑对信息加工之前出现。另一个假说认为，大脑对信息做出选择之前就对接收的所有信息进行了处理。心理学家J.多伊奇和D.多伊奇在1963年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所有信息只有经过大脑完全处理后，我们才能意识到该选择哪条信息。
这一选择注意的“后期理论”也能解释莱特的发现和我们转移注意的能力，但却与特雷斯曼的理论相对立。后来的研究表明，早期和后期选择注意理论之间的差异也许需要彻底改变。因为注意运行的方法是可变动的，信息选择的方法也取决于具体环境。例如，当输入的信息都相似，输入速度较慢，而且无需对信息加工的本质或者方向做决定时，后期选择理论也许更正确。相反，没有以上因素影响时，更正确的也许是早期选择理论。
特征整合理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集中注意的讨论已经探讨了利用大脑有限的信息加工资源从感官不断接收的大量信息中选择何种信息的方法。但是如果你要搜索某个具体的事物又会怎样呢？在某个环境下搜索一个你并不清楚在哪里的事物，如在繁忙的机场寻找你要迎接的亲戚或在拥挤的酒会上寻找你想相聚的朋友。你怎样才能从眼睛所看到的人群和信息中筛选出你要找的亲戚或朋友呢？你要克服哪些困难呢？
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人认为目标会自动“跳”出来。这一用来解释视觉搜索和其他发现的主要理论是由安妮·特雷斯曼在1986年提出的，被称为特征整合理论。
特雷斯曼的理论认为，当你看见一个视觉情景时，你就会创造出描绘此种情景的一系列“地图”。特雷斯曼为支持她的理论，提出了一个叫做错觉关联的现象。根据特征整合理论，如果你向大街上望去，你就会创造出许多心理地图，一个地图描述横线在哪里，另一个描述所有的红色物体在哪里，等等。你于是需要整合这些地图，以致你看见的是一辆红色的汽车，而不是个别的特征。这需要注意，在繁忙的情景下还需要足够的注意资源才可以整合这一部分内的特征。在这部分之外，整合显得很随意，有时甚至特征被错误地整合起来。例如，你用余光看见的一辆（非白色的）经过白色商店的汽车会被错误地看成是白色的汽车。特雷斯曼的理论已经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例如，研究者们仍然在做有关结构或形状特征的感知实验。
相似性理论
特雷斯曼的理论遭到了更为简单的相似性理论的挑战。这一理论是由约翰·邓肯和格利姆·汉弗莱斯在1992年提出的。特雷斯曼的理论无法解释汉弗莱斯和P. T.昆兰在1987年的研究结果。他们认为，识别某个特征所需的时间取决于识别该特征所需的信息量。相似性理论认为，视觉搜索的难易度是由目标图像和其他吸引注意的图像（即分散注意的图像）的相似程度决定的。
相似性理论也认为，分散注意的图像之间越相似，视觉搜索就会越困难。在小写字母中找到b比在大写字母中找到B要容易，因为大写字母之间有更多的相似性。搜索效果与分散注意图像之间的相似度有函数关系。根据这一理论，视觉搜索仅仅是个相似性的问题，不存在任何特征整合过程。对这一理论的主要批评是：相似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什么是相似性没有统一的标准。
有时我们想要同时做一件以上的事情是容易的，如边开车边聊天。然而，要在做复杂数学题的同时背诵诗歌简直就不可能做到。
我们试图同时完成一件以上的任务时，我们就把大脑有限的信息加工资源分配给了不同的工作任务。有的任务容易，有的任务难。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这两个任务的相似程度；二是我们对任务的熟练程度。尽管大脑的容量有限，只要两个任务都没有超过大脑一般和特殊资源的限度，大脑可以同时完成它们。
分散注意和集中注意
在探讨任务相似性对分散注意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大脑信息加工资源及其分配情况。执行所有任务占据的注意都一样吗？执行不同的任务是不是使用不同的心理资源呢？如果执行所有任务涉及的仅仅是同样普遍适用的心理资源，那么任务的性质不再重要，所有的任务将平等竞争现有的心理资源。只要提供的注意允许，我们将能做尽量多的事情。然而，如果信息加工资源因任务不同有所差异的话，执行不同任务时，我们很容易同时完成它们（如边开车边聊天），使用相似的心理资源时（如边看书边聊天），就不易同时完成。
许多研究表明，任务相似时，分散注意就比较困难。看看第33页方框中所描述的实验，没有哪个任务是完全直截了当的，但你肯定会发现，边听收音机或电视上的谈话边找元音比较困难，因为两项任务都涉及到语言处理。在1972年《实验心理学季刊》发表的一个实验中，D. A.奥尔伯特、B.安东尼斯和P.雷诺德要求被试者复述一篇文章的一个小节。同时要求被试者通过耳机听一组单词或者记住一组图片。被试者的单词记得很差，但却很好地复述了文章和记住了图片。这是因为执行相似的任务需要争取我们的注意，因而会相互干扰。
两个相似的任务很难同时执行的事实支持了这一观点，即大脑信息加工资源因任务不同而相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边开车边聊天，边听音乐边写作的原因。然而，当汽车行驶到繁忙的交叉路口又会怎样呢？我们在进行重要谈话的同时还能处理安全通过交叉路口的信息吗？即使任务不同，我们也不能同时完成复杂的任务。这表明，我们大脑的有些信息加工资源对所有任务是普遍适用的。这就涉及到边开车边打电话的情况。这时，普遍适用的注意资源就会从执行开车任务转向打电话任务。
如果你演奏乐器、学跳舞、进行体育运动和从事诸如此类的技巧性活动时，也许有人会告诉你：熟能生巧。我们知道练习某种技巧时，我们会做得更好。但这与分散注意有关吗？
我们已经谈到边开车边聊天很容易做到。但这是对有经验的驾驶者而言的，新手一般发现边开车边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两个我们熟练的任务中分散注意比较容易。要想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仔细地考察一下要执行像边开车边聊天这样的任务时会涉及到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开车这样的任务看成是一项任务。真的如此简单吗？驾驶任务涉及到必须注意速度、路线、方向、前后的车辆、潜在危险（如走在人行道上的小孩），等等。能说这是单一的任务吗？也许驾驶本身就是注意分散的一个例子。聊天也一样，必须控制嘴唇的运动，处理耳朵接收到的信息，还要决定该说些什么。实际上，任何任务都可以看成是小型子任务的集合。
学习驾驶确实像分散注意。学习驾驶时，所有的子任务都是分开的。你必须思考道路的弯曲情况，思考怎样用后视镜相应地调整方向盘，思考怎样控制速度等。当新手正在注意复杂路况（如交叉路口）时，他们也许忘了该用多大的力量踩刹车以减缓车速。思考这么多的子任务会用尽他们的注意资源。一旦掌握驾驶技术后，开车就变成了一项单一、有组织的任务。有经验的驾驶者能让子任务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处理好它们。
每学习一项新任务时，你都会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在子任务之间分散注意。那需要大量的信息加工资源。如学习拉小提琴，演奏C调时会涉及到：
（1）从乐谱上阅读正确的音符；
（2）使用正确的琴弦；
（3）手指正确地放在琴颈上；
（4）用琴弓拉动琴弦。
小提琴新手必须考虑到每一步。经过大量的实践后，经验丰富的小提琴手只需简单地看看音符C，在没有注意到相关子任务的情况下就会拉出声音。这只需要一小部分注意，就有足够的注意用来执行其他任务。小提琴家利伯雷斯在表演时经常一边拉小提琴一边和听众聊天。
看来，对某项任务进行大量训练后，我们就擅长了，再执行这项任务时就不需要用光注意资源。这项任务就不再是有意识的控制行为，相反地，会成为自动行为。例如，我们小时候也许要思考走路或骑自行车所涉及的每一个子任务，现在都变成自动行为了，根本无须思考。实际上，一旦成为自动行为后，想要阻止它都很难。这就是“斯特鲁普效应”的核心。“斯特鲁普效应”是用来研究自动化的任务。
认知神经科学
大脑记录和成像不仅能使我们用不同于行为心理学实验的方法来探讨注意，还能解答不同的问题。这种研究叫做“认知神经心理学”。例如，大脑中有控制我们注意资源的单一中心吗？或者说大脑中有不同的任务相关资源分配中心吗？身体或者是心理失调会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吗？如果是，我们会了解到注意的什么呢？这些探索生物失调对认知影响的研究都是认知神经心理学的例子。通过对认知神经科学和认知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我们又能得到注意的哪些教训呢？
我们能通过加强对周围目标的感知来集中注意吗？我们能仅仅压制感知目标吗？选择性注意是加强目标信息加工和压制其竞争者的结果吗？
1994年，俄勒冈大学的教授米歇尔·波斯纳和斯达尼·斯拉德哈纳回答了上面的问题：视情况而定！三种可能性的发生因任务的性质和涉及大脑的区域而定。任务决定哪个注意加工发生在大脑的哪个区域。
认知神经科学使这种研究成为可能。1993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的莫利兹·科贝塔和同事们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扫描发现，与感知有关的物理性质相联系的大脑区域在视觉搜索任务中被激活。例如，当任务涉及运动时，大脑的运动相关感知区域就被激活；当任务涉及颜色时，大脑的颜色相关区域就被激活。
除此之外，科贝塔和同事们发现，大脑的不同区域与选择性注意、分散注意和搜索相联系。这种发现支持了波斯纳和德哈纳有关注意机制因任务的特殊需求不同而不同的观点。
疾病感缺失
拒绝承认自己有病是疾病感缺失的症状，意味着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病。视觉忽视综合征是一种注意紊乱，它的鲜明特征是疾病感缺失。
波斯纳和同事们研究了视觉忽视综合征患者的注意。经研究发现，在注意任务中，不能指令这些人去注意他们忽略的那一边。根据研究，他们提出了三阶段注意模式。要注意某个刺激，我们必须：
（1）偏离目前的注意焦点；
（2）将注意转向新的地方；
（3）注意新的任务。
视觉忽视综合征患者对第一阶段的任务存在问题，例如，他们无法偏离视阈中的右边以集中注意于左边。
注意缺陷障碍
视觉忽视综合征患者无法偏离右边以注意左边的刺激。然而注意缺陷障碍与波斯纳第三阶段模型有关。视觉忽视综合征患者发现很难将注意集中于任何一个任务。
美国大概有4%～6%的儿童患有注意缺陷障碍。这是由于信息加工的注意控制不成熟或功能失调导致的。很多情况下，不成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善，但大约仍有一半人在成人时仍会有问题。注意缺陷障碍的特征是集中注意于某项任务或刺激有困难。这就使得注意缺陷障碍患者很容易分心、冲动和亢奋。他们的注意问题也导致他们无法将生活、思考、情感与行为联系起来，进而导致行为碎片化。患有注意缺陷障碍的孩子上学时很难集中注意力，而且行为的问题也会造成社会问题和家庭困难。有人认为，当大脑控制和指示注意的区域不成熟或者不完全“在线”时，注意缺陷障碍就会出现。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研究表明，注意缺陷障碍患者的左脑活动有所减少，尤其是前扣带皮层的活动，因为大脑的这部分与注意集中有联系。经观察，前脑叶（该部位与意识有关联）和上听觉皮层（该部位将思维和知觉整合起来）的活动都有所减少。这些模式导致了注意缺陷障碍的注意和行为特征。许多思想、感情和信息都会竞争注意资源，而且处理它们的机制也出现了问题。
为控制注意缺陷障碍的症状，医生给许多孩子开了像利他林这样的药物。这与苯丙胺基本相似。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使用利他林儿童的数量增加了150%。目前，美国利他林的用量是其他国家使用总量的5倍多。利他林是通过提高大脑皮质神经传递素，尤其是多巴胺的数量来起作用的。神经传递素的不断作用刺激了注意缺陷障碍患者的大脑皮质，包括大脑不活跃部位的活动。这就使得大脑能够集中注意，并且将感觉信息、思维和行动拼合起来，从而产生更加集中的行为和更好的注意力。
表征信息
当今社会，各种各样的物件都能表征信息，有些物件（如图书、地图）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万维网直到1993年才出现，尽管这时互联网已经存在了多年。然而与大脑相比，即使是最古老的图书也是新来者，人类大脑表征信息已达数百万年了。
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一直试图弄清楚大脑是怎样储存和表征信息的。大约在100年以前，心理学家们开始通过实验来回答这一问题。实验前，你要对实验的结果有所认识。科学家们称之为假说。在实验中，心理学家们找到了一些恰当的用以表达大脑如何表征信息的假说。记忆的过程是否像在你大脑中绘画一样呢？人们所熟知的故事是储存在“心灵之书”上的吗？大脑对不同词汇的含义的表征就像字典一样吗？
人们以各种方式分享信息。书是写出来的，图片是画出来的，地图是绘出来的。然而，书、图片和地图与它们代表的许多事物并不一样。例如，纽约地图并不就是纽约。书、图片和地图只是表征（表征就是给我们提供有效信息的物体）信息，它们会省略无效的信息。例如，纽约市的地图没有标出下水道井盖的位置（旅游者无须知道下水道井盖在哪里）。若将不必要的信息绘入地图中，将会使地图更难读。
心理学家将书、图片和地图描述为外部表征，它们与内部表征不同。内部表征是指大脑储存和表征潜在有用信息的方式。
大脑中的图片
人们构建内部表征的理论已有几个世纪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就像在大脑中储存图片。哲学家们从那时开始就争论这一问题，但直到大约120年前，科学家才加入到这一争论的行列。1883年，英国的科学家弗朗西斯·加尔顿（1822～1911）通过让被试者想象餐桌的样子来研究大脑的意象。许多被试者都说他们对餐桌没有心理印象，他们只记得吃过的东西。
心理学家们经过研究认为，人能产生心理意象。描绘大脑功能的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显示人脑的哪个部位最活跃。当人们看图片时，大脑初级视皮层就开始努力运行。当拿走图片时，初级视皮层就会松弛下来。当人们回想刚才看到的图片时，初级视皮层会再次开始运行。实际上，初级视皮层几乎在图片呈现的同时运行。这一研究表明，不管我们是看图片还是想象图片，大脑的同一区域都很活跃。
如果想象我们刚刚看过的图片就像现在正在看一样，我们从未看过的图片又怎样呢？人们擅长形成心理意象。想象一下在对面的地上有只跳跃的知更鸟，在它后面有一头母牛，母牛弯着脖子看着知更鸟。当被试者想象这些图片时，许多人都会经历相同的事件序列。首先，他们看到了一只知更鸟。知更鸟在他们心理意象中体型较大，也许占据半张图片。当他们想把母牛包含进来时，他们就从知更鸟那儿“放大”，或者把知更鸟“缩小”，以便在意象中为母牛留下足够的空间。
1975年，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考斯林让人们想象某个动物站在另一个动物旁边。例如，让一个人想象一只兔子蹲在大象旁边。他询问了有关兔子的一个问题，如“兔子的鼻子是尖的吗？”考斯林又让另一个人想象一只兔子，但这次旁边是只苍蝇。当他问第二个人相同的问题时，考斯林发现，若兔子站在大象旁边，人们就要用更长的时间回答有关兔子的问题。
当实验对象构成心理图像时，他们必须“放大”或“缩小”以将动物包含进来。兔子在苍蝇附近的图像要比它在大象附近要大。考斯林表示，回答有关心理图像问题所需的时间与呈现细节所需的“缩放”量关系紧密。如果被试者面前有一大一小两张同一兔子的图片，他们观察较大图像时会更快地看出兔子的鼻子是否是尖的。考斯林认为心理意象也是相同的道理。就像照片，我们在头脑中构成图像的大小也有限，要弄清小的细节也许需要从较近的视角来观察。
将心理意象描绘成大脑中的照片颇具诱惑力。然而，心理意象并不能表征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相反地，它们表征了我们对该事物的解释。1985年，德博拉·钱伯斯和丹尼尔·莱斯贝格在一个精彩而又简单的实验中证明了这一点。
心理意象有固定解释的倾向，而外部世界的图片和照片则不会。头脑中呈现的意象不能简单地描述成内部照片。这些图片是内部表征，其意义是表征的重要部分。心理图片存在的时间也短。默顿·杰恩斯巴切尔的实验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杰恩斯巴切尔向被试者出示了一对图片中的其中一个。10秒钟后再同时出示两张图片，并询问被试者先前看到的是哪张。
经过10秒的间隔后，大多数人得出了正确的答案。经过10分钟后，得出正确答案的人数和猜谜差不多（正确率为50%）。若被试者在此之前不知道将要被问的问题，实验的效果会最好。经实验证明，从长期来看，被试者不会在头脑中储存像照片一样的意象。他们开始也许会储存，但细节很快会丢失。一些实验表明，心理意象在大约2秒钟内就会丢失一些信息。
只要被试者选择的图片代表不同的场景或者事件，他们就很容易说出以前是否看过某张图片。后来的研究表明，看过1万张图片的被试者后来只能正确地识别出8300张。
心理地图
地图和照片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主要差异是地图不是很真实，地图有表征用户所需的最少信息的倾向。正如我们所知，心理意象也同样缺乏细节。而且，地图有时还用错误的颜色来帮助解释。例如，宽马路和窄马路通常都是灰色的，但在交通图上通常是蓝色和绿色。
正如我们所知，心理意象和照片的准确性一样都与解释有关。因此，如果我们的大脑像地图一样表征照片，那么，大脑也用相似的方法表征外部地图提供的信息吗？正常情况下，人们都知道怎样从A地到B地。例如，你也许知道，要想从家到地铁站，你必须下山，在拐角处左拐，地铁站就在右边。你也许知道怎样从游泳池到家，你得经过一座桥，爬上山，走完一条街，在拐角处右拐即可。人们每天都记忆和使用着这种信息。
认为大脑拥有表示一系列心理地图的记忆集的观点颇具诱惑力。然而，与方向和地标集相比，地图包含更多的信息。你若在朋友家，你能在地图的指引下去往杂货店；你若在图书馆，你能找到朋友的家。然而，你若在图书馆，你能弄清杂货店的方向吗？除非你有地图，否则，答案也许是“不能”。大多数情况下，有丰富城镇生活经验的人和以前研究过地图的人对这些信息都记得很牢靠。
1982年，佩里·桑代克和巴巴拉·哈耶斯·罗斯证明了人们心理地图的不准确性。他们访谈了在特大综合写字楼里工作的秘书。他们发现，刚来的秘书能准确地描述怎样从A地到B地。例如，他们对辨认从咖啡厅到计算机中心的方向没有什么困难。
然而，这些新来的秘书经常分不清从咖啡厅到计算机中心的直线方向。一般来说，只有在这个楼里工作过多年的秘书才能做到这一点。
即使对外部地图有多年经验的人也会犯错，除非地图就在他们面前。若你住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问问自己蒙特利尔是否在西雅图的北边。若你在欧洲，问问自己伦敦是否在柏林的北方。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是”，但大多数人都回答“是”。加拿大在美国以北，但加拿大在美国东部的边境还在其西部边境以南。英国的大部分地方在德国的北边，但英格兰南部与德国的北部在同一纬度上。
人们经常会犯这类错误，这表明，大脑不能像地图一样真实地表征位置。人们会从包含这些城市的更大区域的位置来推断这些城市在哪里。这经常会犯错误。
大脑中的词典
词典里储存着物体特性的信息。他们也会储存动作（动词）和抽象概念（如民主）的信息。人们也在大脑中储存一些这样的信息。大脑也像词典一样表征这些信息吗？心理学家经常关注像猫、鞋或锤子这样的事物，他们也会关注定义不清的事物，如“心理障碍患者”。词典条目编写者旨在呈现定义属性或者特征序列。
例如，《剑桥英语辞典》将大象定义为：“有能够卷起东西的长鼻（象鼻）的大型灰色哺乳动物。”戈特勒布·弗雷格（1848～1925）是第一个认为所有的概念都可以用定义属性集来描述的人。“定义属性”理论最好通过举例来说明。以“单身汉”这个词为例，这一概念的定义属性有“男性”、“未婚”和“成人”。每个属性都是“必需的”。若缺少任何一个属性，这人就不是单身汉。这3个属性组合在一起就“足够了”。若你知道某人是成年的单身男性，你可以肯定他是单身汉——再也不需要更多的信息。很长时间以来，认为所有的可见物体和概念都可以用定义属性来表征的观点在哲学和心理学界占统治地位，但却遭到卢德维格·维特根斯坦的强烈反对。
心理学家将具有相同定义性特征的物体群称为“类别”。将构成类别的物体称为“成员”。弗雷格的观点导致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所有的物体要么归为类别的成员，要么归为类别的非成员。
例如，所有的物体要么是类别“家具”的成员，要么不是。类别的成员关系是“全或无的”，没有中间成员。然而，人们做出物体归类决定时并没有遵循这一规则。心理学家麦克尔·麦克罗斯基和山姆·戈拉克伯格问被试者某些物体是否属于“家具”类别。被试者都认为椅子是家具，黄瓜不是。然而，当问到压书具时，有人认为应归为家具类别，有人不这样认为。而且，被试者对物体的定义前后不一致。研究人员在不同的场合询问了被试者像压书具这样的物体应归为哪个类别。有些人在第一次被问时说是家具，但第二次被问时却说不是；或者第一次被问时说不是家具，但第二次被问时却说是。
如果人们的心理词典含有定义属性清单的话，实验结果应当是：人们在压书具是否属于家具类别这个问题的回答上保持完全一致的意见。我们期待着人们对普通类别的看法一直保持前后一致。
依莲娜·罗许的研究对定义属性的观点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若心理词典仅仅是定义属性清单，任何东西就没有好的或者坏的实例。所有的物体要么是鸟，要么就不是鸟。罗许让人们对类别的典型性进行评级。人们通常对典型性成员和非典型性成员的观点保持一致。例如，人们都认为知更鸟是典型性鸟，但对企鹅却有不同的观点。如果人们的心理词典像弗雷格说的那样，就没有所谓的典型性鸟。这一问题应该没多大意义，但迫使人们去猜测。当人们猜测时，观点又不一致。人们观点不一致的事实表明，对于概念，除了系列定义属性外，还应当有更多的东西来定义。罗许想让人们明白，典型性是人们思考类别的核心。她将这样的句子出示给被试者看：
（1）知更鸟是鸟。
（2）鸡是鸟。
被试者必须尽快地判断每个句子是对的还是错的。当物体是其类别的典型性实例时，他们就能较快地判断。例如，被试者判断“知更鸟是鸟”所花的时间比判断“鸡是鸟”所花的时间要少。很明显，这两个问题都容易回答。经测试，被试者回答第二个问题所需的时间要长一些（尽管时间差是以几分之一秒来计算）。
罗许认为，当被试者被要求思考类别时，他们不会想到定义属性清单。相反，他们想到的是那一类别的典型性成员。若有人让你思考“鸟”，你会倾向于思考一些典型的鸟。也许知更鸟会跃然脑际。如果有人问你知更鸟是否是鸟时，答案很简单，因为“鸟”这个词就会让你想起知更鸟。如果有人问你海豚是否是哺乳动物时，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哺乳动物”这个词很可能会让你想起其他更典型的哺乳动物。
即使属性很容易界定类别，人们仍然会受典型性影响。我们知道“，单身汉”可以由“男性”、“未婚”和“成人”等属性来定义。然而，人们倾向于认为，有些单身汉比其他单身汉更典型。例如，他赞就不是典型的单身汉，因为他住在丛林中，没有机会结婚。即使像数字这样的概念在典型性上也有差别。
层级编写心理词典
我们都知道，词典将大象定义为“大型灰色哺乳动物”。在词典定义中，像哺乳动物这样的词很普遍。词典编写者试图将物体定义为“层级”的一部分。层级的顶部是词汇“动物”。鸟和鱼都是动物的一种，因此在层级中，它们位于“动物”的下一个层次。知更鸟和企鹅都是鸟，它们与“鸟”相连。同样，“鳟鱼”和“鲨鱼”都是“鱼”，与“鱼”相连。词典编写者使用层级的目的是缩短定义。若词典陈述说“知更鸟是鸟”，读者就知道知更鸟有羽毛和翅膀，而且雌性知更鸟下蛋。词典在定义中无须包含“雌性知更鸟下蛋”的陈述，因为“知更鸟是鸟”这一陈述已经告诉了读者。大脑也会使用同样的技巧来减少信息的储存量吗？
艾伦·柯林斯和罗斯·奎利恩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将一系列这样的句子呈现给被试者：
（1）金丝雀会唱歌。
（2）金丝雀有羽毛。
被试者很快就能肯定金丝雀会唱歌，但却要更长的时间肯定金丝雀有羽毛。如果大脑像词典一样组织的话，这就是你需要的结果。想象你对鸟一无所知，你就需要词典去查“金丝雀是否会唱歌”，词典将会告诉你“金丝雀会唱歌”。那是因为不是所有的鸟都会唱歌，唱歌就成为定义的必要成分。然而，词典并未提到羽毛。词典告诉你金丝雀是鸟。如果你查“鸟”，词典会告诉你它有羽毛。你只有在查完词典的两个地方后才知道答案，这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科学家认为，人类大脑是像词典那样去组织信息的。许多心理学家赞同这一观点，这个观点也曾风靡一时。但这个观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另一群心理学家，包括爱德华·史密斯、爱德华·索本和朗斯·利布斯，给被试者一系列稍有差别的句子。下面是研究人员使用的其中两个句子：
（1）鸡是鸟。
（2）鸡是动物。
如果大脑像词典，查第二个句子所需的时间应该比查第一个句子要长。要查鸡是鸟，你只需查“鸡”的定义。要查鸡是动物，你还需查“鸟”的定义。研究表明，结果恰恰相反。人们肯定“鸡是鸟”所需的时间比肯定鸡是动物所需的时间长。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记得依莲娜·罗许是怎样告诉我们一些类别成员比其他成员更具典型性吗？根据她的研究，知更鸟是典型的鸟，鸡不是。当让被试者想一想鸟时，他们通常想不到鸡。结果，要查“鸡是鸟”这样的句子需要更长的时间。
现在再来看第二个句子：鸡是动物。当有人让你想动物时，鸡有时还会出现在脑际。因此，查找和肯定“鸡是动物”需要的时间较少。同样的论据也可以应用到柯林斯和奎利恩的最初成果。当你想金丝雀时，也许歌唱是你最初想到的。拥有羽毛也是构成金丝雀定义的一部分，但这也许不是你最先想到的。人们确信金丝雀会唱歌比确信金丝雀有羽毛更快，因为与羽毛相比，唱歌是金丝雀更“典型”的特征。
心理词典
我们不能肯定大脑是怎样储存信息的。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大脑词典的组织相当杂乱无章。我们的心理词典并没有整洁而又长长的定义清单，相反，我们的知识储存在小信息模块之间的大量联结中。心理学家将信息模块叫做特征。狗的有些特征可以是“有皮毛的”、“四条腿”和“有一条会摇的尾巴”。我们小时候就是像认识狗这样来认事物的。我们的大脑是通过构建特征（如“摇尾巴”）和标签（如“狗”）之间的联系来储存信息的。上图标示的是我们心理词典的一部分。心理学家将这类联系称为特征联系网络。
怎样来“阅读”这类心理词典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图中的圆圈想象成灯。你如果想知道狗是否是有皮毛的，你就点亮“狗”。由于“狗”和“有皮毛的”之间有联系，“有皮毛的”这个“灯”也会亮起来。于是，你就会得出答案——狗是有皮毛的。
心理词典的另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心理词典充满实例。根据这一理论，心理词典中“狗”的词条是你碰到的特定狗的集合。该集合也许包含对你的宠物狗、邻居家的狗和你在工厂见过的看门狗的描述。你的心理词典中“猫”的词条也相似。它也许包含对你祖母家的猫、朋友家的猫和你在电视上看到的猫的描述。
想象你正在街上散步，刚好看到一个四条腿的动物向你走来，它是猫还是狗呢？你很快就把面前的动物与心理词典中的猫和狗进行比较。结果它更像猫而不是狗，于是你断定是猫。这一观点的问题是，你每次见到什么东西，都要翻查很多实例。你不仅要查找猫的实例（因为你还不知道它是否是猫），还需要查找所有的类别，将这一物体与狗、汽车、黄瓜、冰箱等一一进行比较。这样我们才在几分之一秒时间内断定该物体是否是猫。如果大脑每次都需要进行这么多的比较，那么，做出决定将要花更长的时间。我们知道，大脑非常擅长同时做很多事。如果方便作比较的话，认为心理词典仅仅是实例的集合就有可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判断这些观点哪个是正确的。
词典原本不存在，需要进行编写。我们的心理词典也是如此。人不是天生就存有周围物体的信息，信息是通过学习获知的。我们已经探讨了心理词典的信息组织方式，那么，这些信息一开始是怎么来的呢？
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教给成人新的类别。为了确保这些类别对每个人都是全新的，心理学家经常使用人造类别。人造类别能够让我们用真正的类别回答很难回答的问题。1981年，唐纳德·霍马、沙龙·施特林、劳伦斯·特雷佩尔所做的实验就是很好的例子。研究人员编造了一些涂鸦类别。制造每个涂鸦类别需要两步。第一步，编造一个原型涂鸦（原型就是类别的最典型成员）。第二步，通过对原型涂鸦稍加变化来编造该类别的其他成员。它们也是原型涂鸦类别的一部分，但没有原型涂鸦那么典型。心理学家这样就编写了3种不同的涂鸦类别。霍马和他的同事将他们编造的一些涂鸦放在一边，然后将剩余的涂鸦出示给被试者看，并教他们每个涂鸦属于哪一类别。这些涂鸦被称之为“老”涂鸦。
当被试者掌握“老”涂鸦后，心理学家们将刚才放在一边的涂鸦出示给被试者看，并问他们每个“新”涂鸦属于哪个类别。相对“老”涂鸦而言，被试者对“新”涂鸦进行的分类没有对“老”涂鸦分类得好。
被试者发现“老”涂鸦更容易处理，因为在他们的心理词典里存有“老”涂鸦的信息。被试者以前没见过“新”涂鸦，因此，“新”涂鸦还未进入他们的心理词典。许多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实验结果很好地证明了心理词典是特定实例的集合。另外，有的心理学家认为，特征联系网络也能解释这些结果。正确答案还不清楚，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很快。
脚本和主题
词典告诉人们鸡蛋和面粉是什么，但不会告诉人们怎样烤蛋糕。要想知道怎样烤蛋糕，你得查食谱。食谱只不过是人们依赖的众多操作工序说明书中的一个范本。家庭维护书籍和汽车修理手册是另外两个普通的范本。操作工序说明书告诉我们完成一项任务的步骤。当我们熟悉某项任务后，我们就无须使用操作工序说明书——我们可以依赖记忆来完成任务。例如，几乎没有人每天早上穿衣服需要操作工序说明书。
大脑像操作工序说明书一样储存日常事件信息的吗？罗格·尚克和罗伯特·埃贝森认为，人们使用心理脚本表示情境，如去餐馆。脚本是在特定情境下发生的典型事件的序列。例如，去餐馆的脚本可以是：
走进餐馆、选择餐桌、坐下、拿菜单、点菜、边等边聊、服务员上菜、边吃边聊、收单、买单、离开。
很明显，并非所有的餐馆都是这样的。有的餐馆会要求你先付钱再吃饭。脚本并不肯定地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但肯定会告诉你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脚本也能帮助人们更有效地交流。你如果问某人昨晚干了什么，而且他的回答是“我去了餐馆”的话，你的餐馆脚本将会让你知道那人经历的一些事件。例如，如果你去过医院，你也许就有“看医生”的脚本，通过脚本你就大体知道看医生会发生些什么事。你如果从未看过牙医，你就没有“看牙医”的脚本，也就不知道看牙医会发生什么事。“看医生”的脚本也许没什么帮助，因为你现在是在看牙医。
然而，我们对事件的期待很可能比脚本更广泛。我们看任何保健专家时，我们期待的步骤会有很多。这些步骤包括预约、描述症状和接受治疗。如果我们看过医生，即使没看过牙医，在去牙医办公室的路上，也许我们能猜测出将会发生的事情。当然，人们对一些事件具有共同的知识，如去餐馆。
心理学家戈登·鲍尔、约翰·布莱克和特伦斯·特纳让被试者列举去餐馆时经常会发生的20件事情。几乎3/4人认为包括5个关键事件。这些事件是：看菜单、点菜、吃饭、付账和离开。几乎被问的一半人认为包含7个事件。包括：点饮料、商量菜单、聊天、喝汤、点点心、吃点心和离开。
人们对特殊事件的记忆会受到心理脚本的影响。鲍尔的研究团队让被试者阅读一些故事。故事是以脚本（如去餐馆）为基础的，但心理学家们弄乱了一些事件的顺序。例如，某个故事可能会涉及去餐馆、付账、坐下、点菜，然后是吃饭、看菜单，最后离开。
当让被试者回忆这些故事时，他们经常描述去餐馆通常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故事中实际发生的事。这样，这个故事被典型记忆为：去餐馆、坐下、看菜单、点菜、付账、离开。脚本有助于我们对特定情境下会发生的事有所预期，同时还会对我们回忆实际发生的事情加以润色。
瓦莱里·霍尔斯特和凯西·佩兹德克认为，犯罪目击者也会有相同的问题。研究表明，当人们试图回忆他们所目击的犯罪时，他们有时会参考心理脚本，回忆典型情况下发生的事。在另一个实验中，戈登·鲍尔和他的同事让被试者阅读几个不同的故事。随后，又让他们阅读另外一些故事。有些故事是重复出现的，有些是新的。之后让被试者判断哪些是新故事，被试者一般回答得较好，但对某些类型的新故事会存在问题。
如果某个故事是新的，但描述的是与老故事相似的事件，有的被试者就会认为他们以前阅读过。被试者混淆了具有相同脚本的故事，而且也对虽然不同但有联系的脚本的故事有疑惑。例如，原来的故事说的是去看牙医。后来，被试者阅读了一篇去看医生的故事。被试者经常认为他们以前阅读过这个故事，而实际上没有读过，只是故事的主题相似而已。这表明，人们是按一般主题来记故事的。这些组织化的主题没有脚本与特殊情境的联系紧密，而且会被一般化。例如，大多数人认为，20世纪的《西区故事》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相似，尽管这两个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世纪。
《西区故事》是音乐剧，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1595年写的戏剧（实际上，《西区故事》是建立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基础之上的）。
罗格·尚克认为，这两个故事有共同的主题，即“追求共同目标，抗争外来反对”。罗密欧和朱丽叶互爱对方，因而在一起就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双方父母反对他们的恋爱的关系，因此，罗密欧和朱丽叶为了追求这一目标就同外来反对相抗争。《西区故事》的主题完全一样。
心理学家柯林·塞弗特和她的同事将许多细节不同但主题相同的故事给被试者看。当被试者读完这些故事后，研究人员让被试者写出相似的故事。大多数被试者写出的故事许多细节不同，但一般主题相同。塞弗特的研究团队接着让被试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一组故事进行分类，但结果是大多数人都按故事的（共同）主题进行了分类。
信息和大脑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心理学家靠暗喻来解释大脑怎样储存信息。在文学上，暗喻是指将某事物比拟成和它有相似关系的另一事物。如“城市是丛林”就是暗喻。
心理学家用暗喻物来描述大脑——大脑被等同于相册、词典和戏剧脚本（大脑最终并不是这些，大脑就是大脑）。
许多心理学家经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应当考察大脑本身是什么。这一研究方向的第一步就是人们所说的“连接主义革命”。连接主义不是什么具体的理论，而是心理学的一种思维方式。连接主义者认为，心理理论应当考虑大脑本身是怎样运行的。大脑并不包含词典、地图、图片和操作工序说明书。它有通过电波信号（神经脉冲）传播信息的神经细胞——神经元。我们对神经元的相互作用知之甚多，但对神经元怎样储存信息了解不够。例如，与现代计算机相比，神经元的运行速度很慢。
我们知道神经元是“大规模并行”运行的。当你看图时，一些神经元探测横线，一些神经元探测竖线，还有一些神经元寻找对角线。它们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还要执行许多其他的功能。连接主义理论加入了大脑的生物学特征。这些理论通常也包括描述神经元之间怎样传播信息和如何互相学习的数学原理。其中一些理论就有使大脑和计算机运行之间建立某种关系的原理。
储存信息
记忆使我们回忆起生日、假期和其他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发生在几小时、几天、几个月甚至是很多年以前。正如达特茅斯大学著名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所述：“除了此时此刻，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记忆。”没有记忆，我们不能进行对话，不能辨认出朋友的脸，不能记住约会，不能理解新思想，不能学习和工作，甚至不能学会走路。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1775～1817）恰当地总结了记忆的这种神秘特性：“记忆的功能、失效与不均衡，似乎比我们智力的其他部分更加难以言传。”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约公元前428～前348）是最先提出记忆理论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记忆就像一块蜡制便笺薄。印象在便笺薄上被编码，进而储存在那，这样我们便可以在一段时间后返回或者提取它们。另一些古代哲学家把记忆比做大型鸟笼中的鸟或图书馆里的书。他们指出，提取已经被存储的信息是有困难的，就像在大型鸟笼中抓住那只鸟或者在图书馆里找到那本书那样难。现代理论家如乌尔里克·内塞尔、史蒂夫·切奇、伊丽莎白·若甫图斯和艾拉·海曼开始认识到，记忆是一个选择和解读的过程，涉及大量的加工（如感知），而不仅仅是消极的信息存储。这些心理学家所做的实验表明，记忆可以重组、整合先前的编码时的观念、期待和信息（包括误导性信息）。例如，切奇向从没去过医院急诊室的孩子反复询问在他们生活中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开始，孩子们准确地报告他们没有去过急诊室，但在第三次实验后（自从其中一个小孩说他的手被捕鼠器夹着并被送往医院后），孩子们开始说他们去过，还能提供详细的故事。这一实验被称为捕鼠器实验。这些孩子并没有被给予错误的信息，但被反复提问，这导致他们开始用想象创造记忆。
作家兼哲学家C. S.路易斯的论述表明，我们的记忆远不够完善。这是因为它不可能记住我们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为了在这个世界有效地生存，我们需要记住其中一些事情，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无须记住。我们能记住的那些事情似乎是取决于它们在功能上的重要性。在人类进化的进程中，人们可能通过记住那些发出威胁信号（如一个潜在食肉动物的出现）或奖励信号（如一个可能食物来源的发现）的信息而得以生存下来的。我们的记忆就像筛子或过滤器这样的装置一样工作，这些装置保证我们记住的不是每一件事。我们也能利用所学到和记住的信息来选择、解释，并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联系起来。记忆的这一特质使很多当代研究者把它看做一项积极而不是消极的东西。
记忆的逻辑
任何一套有效的记忆系统（无论它是合成器，还是声音混合器、录像机、电脑中的硬盘，甚至简单文具柜）都需要做好3件事。它必须能够：
（1）编码（接收）信息；
（2）在长期记忆的情况下，经过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很好地储存或保留信息；
（3）提取（能够存取）已被储存的信息。
继续以文件柜为例，你把文件放在某一个文件夹里，它就一直保存在那。当你需要它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找到这个文件。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查找系统，你就可能不容易找到想要的文件。因此，记忆包括提取信息的能力，也包括接收和储存信息的能力。如果我们的记忆要有效地运行，那么编码、储存和提取这3个组成部分就必须共同运行好。
如果当信息呈现给我们时却没有注意到它们，我们可能不能对它们进行有效地编码，甚至根本就不能编码。如果我们没有有效地编码信息，就只能说我们把它们忘记了。对提取信息而言，可利用性和可存取性之间，常常会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例如，有时我们不能很快地想起某个人的名字，但感觉到它好像就在嘴边，呼之即出。我们可能知道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但是我们无法说出完整的名字。这就是“舌尖现象”。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把信息储存在某个地方。在理论上，我们也可能使信息之为信息的那部分知识潜在地具有可利用性，但它目前却不可存取——我们无法想起它。
记忆失败可归因于编码、储存和存取这3个要素中一个或更多部分出现障碍。在“舌尖现象”例子中，就是恢复部分的功能趋于失效。因此，对于有效记忆来说，这3个要素都是必要的，只有一个要素是不够的。
记忆的程序
柏拉图和他的同时代人把对大脑的思考建立在他们自己个人的印象基础之上。然而，当代的研究者通过操作严格、高度控制的实验研究，搜集到关于人们记忆工作方式的客观信息。实验结果往往与过去所推崇的“常识”相抵触。
过去100年的主要发现之一，是记忆有不同的类型。我们现在知道，记忆有不同的种类：感观储存、短期（工作或者初始）记忆和长期（次级）记忆。长期记忆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情景记忆、语义记忆和程序记忆。
感官储存看上去是在潜意识层面上运行。它从感官中获取信息，并保持1秒钟，在这一刻我们决定如何处理。例如，如果你在鸡尾酒会上听到另一个地方有人谈话提到你的名字，你的注意力会自动地转向那个谈话。在感觉记忆中，我们所忽略的东西会很快被丢失，不能恢复：就如光的消失或声音的逝去。当你没有注意某个人说话时，你有时能听见那些话的某个回音，但1秒钟后，它就会消失。
注意某件事，就会将之转换成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有一个有限的容量，大概是在7个项目加或减2个项目的范围内。例如，当你拨一个新的电话号码时，这个储存就被使用。你的工作记忆一旦饱和，旧的信息就会被新输入的信息所取代。不太重要的信息条目（比如你不得不拨打一次的电话号码）保存在工作记忆中，被使用，再被丢弃。这个过程被使用于有意识处理的每件事——即你当前所思考的。继续处理信息就意味着将之转换成好似无限量的长期记忆。更重要的信息，就如你离开时不得不记住的新电话号码，（长期记忆）被放置在长期记忆库。
以前人们相信工作记忆是一个消极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它不仅仅只是保存信息。根据工作记忆的模态模型，人们可以在4～5个记忆槽中同时储存信息的同时进行并行信息处理，这一点已被心理学家普遍接受。此外，工作记忆还能进行其他的认知活动。
工作记忆
有一个证据表明，短期记忆至少由3个部分组成。1986年，心理学家艾伦·巴德利公布了一个短期记忆模式，它由发音回路、视觉空间初步加工系统和中枢执行系统3个部分组成。
发音回路由两部分组成：内声和内耳。内声重复被储存的信息（隐蔽语音），直到你已经注意到它，而内耳收到听觉表达。随后，该回路退出，中枢执行系统重新启动它（像一个交通指挥员）。大脑成像表明，当人们在用工作记忆储存信息时，通常大脑处理语音或听觉信号的两个区域是积极活跃的。如果外部的噪音干扰了你的耳朵，或者妨碍了你的语音系统（因说话或者咀嚼而占用发音所需的肌肉），它就无法被用作隐蔽语音，你的记忆性能就会下降，因为发音回路被妨碍了。
视觉空间初步加工系统为短暂储存和处理图像提供了一个媒介。从一些研究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它的存在，而这些研究表明在同一空间并发的任务会互相干扰。如果你试图同时进行两个非语言的任务（比如，拍拍你的头和摸摸你的肚子），视觉空间初步加工系统可能会因延伸过长而不能有效运行。中枢执行系统的一项功能就是将视觉空间初步加工系统与发音回路联结起来。
中枢执行系统也被认为是用来控制工作记忆的注意和策略。它可能也与发音回路和视觉空间初步加工系统的协调有关，如果后两者同时保持活跃状态的话。在大脑的额叶受到损害后，病人经常很难做出计划和决定。他们能够进行机械的常规的运动，但不能被中断或修正。巴德利将这称为执行失调综合征，因为中枢执行系统受到了损害。
工作记忆可能相当于电脑中的随机存取内存，电脑当前执行的工作（根据它的处理来源）占据着内存。硬盘就像长期记忆，当电脑被关闭时，你输入的那些信息仍存储下来，并可能被无限期地保留下来。关闭电源就像进入睡眠。当你在良好的晚间睡眠后醒来时，你仍然可以获得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信息，比如你是谁，在你过去生涯中的一个特别事件的日子里发生了什么事。然而，你通常无法记起入睡前在工作记忆中最后的想法，因为那些信息常常没有被转换成长期记忆。
电脑硬盘的例子也有利于解释关于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提取之间的区别。互联网上庞大的信息可以被看做一个规模宏大的长期记忆系统。然而，如果你没有找到从互联网上搜寻并恢复信息的有效工具，那么，那些信息就是无用的。虽然这些信息在理论上是可以获得的，但当你需要它时它却无法得到。
长期记忆
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重要信息可以分为两类：外显记忆（能被有意识存取的记忆，也被称为陈述性记忆）和内隐记忆（或非陈述性记忆）。外显记忆通常又分为更小的两类。心理学家恩德尔·托尔文将它们命名为情景记忆（记住人生某个特别事件或具体情景）和语义记忆（关注我们习得的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
外显记忆（语义与情景记忆）的这两个方面是否准确地代表了记忆系统的两个分支，还是同一系统的两个不同部分，仍然是不确定的。然而，这一区别在表述临床记忆紊乱特征时是有效的，临床记忆紊乱似乎对记忆某个系统或区域比其他系统或区域影响更大。例如，研究者已经发现，大脑的某种紊乱（如语义性痴呆）会影响语义记忆。相反地，托尔文认为尚有争议，“失忆综合征”仅对情景记忆而不是语义记忆有选择性损伤。
内隐（程序性）记忆包括我们知道但不能描述的技能，如骑自行车、打篮球或打字。心理学家似乎普遍认为内隐记忆是独立于外显记忆（能有意识地存取的记忆）。
遗忘
遗忘被定义为信息的丢失、干扰（冲突）或其他（记忆）提取障碍。遗忘的产生很可能不是因为储量有限，而是因为当我们努力提取（记忆）信息时，相似信息变得混淆并相互干扰。为了更好地理解记忆是如何工作的，我们需要理解一些影响信息遗忘的因素。
关于遗忘，有两种传统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记忆消失或衰退就像物体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侵蚀或失去光泽。另一种观点把遗忘看成积极活跃的过程。它暗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记忆中信息的消失或侵蚀。遗忘的发生是因为记忆痕迹被其他记忆混淆、模糊或覆盖了。换句话说，遗忘是因为其他信息的干扰而发生的。
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个过程都发生了。但是，很难将时间（时间造成了记忆的消退或侵蚀）的重要性与新事件的干扰二者区别开来，因为它们通常同时发生。努力想起2001年温布尔登男子网球决赛中发生的事情，你想起的东西可能不完整。因为时间的流逝或者后来的温布尔登男子网球决赛干扰了你关于2001年决赛的记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有些证据表明，干扰可能是遗忘的更重要原因。如果在这场网球赛之后，你没有观看其他网球比赛，你可能要比那些看过其他比赛的人记得更牢。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的经验相互作用，并趋向彼此碰撞。结果，一种经验的记忆常常与另一种经验的记忆相互牵连。两种经验越相似，它们在我们记忆中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可能是有益处的，因为新的学习可以建立在过去的学习基础上。但如果区别不同场合下两种记忆很重要的话，那么干扰就意味着，我们事实上记住的没有我们所希望的那么精确。比如，对两个不同生日的记忆可能变得彼此混淆。
艾宾浩斯
德国实验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1850～1909）以研究遗忘著称。在一个实验中，艾宾浩斯用13个无意义的音节排列成169个单独列表。每个音节由一个辅音、一个元音或一个辅音组成（例如，PEL或KEM）。艾宾浩斯在一段间隔之后重新学习每一个列表，时间间隔从21分钟到31天不等。为了测试他忘了多少，他使用一种叫节省分数的方法（复习列表需要花费他多长时间）。
艾宾浩斯注意到，他的遗忘率大致是呈指数状的。这意味着开始遗忘的速度非常快。他的观察建立在时间测试基础之上，也表明适用于不同（记忆）材料和学习条件。例如，当你离开学校停止学习法语后，你的词汇在紧接着的12个月内会迅速减少。然而，你的词汇遗忘率通常会逐渐下降。最终，你将达到一个知识保持不变的高度。如果你在5至10年之后重新学习法语，你可能会惊讶于你还保留了如此之多的词汇。同样，虽然你忘记了一些法语词汇，但学习起来会比那些从来没有学过法语的人快。因此，虽然你对这些词汇的知识没有意识，但你一定在无意识中保留着对它们记忆的记录。
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了一个与此紧密相连的观点。他认为：“教育能使我们所学的东西在被遗忘时幸存下来。”我们可能会做出调整以适应明显的遗忘。艾宾浩斯把他随机选择的无意义音节描述成“始终没有发生联系”，并把这看做他的方法的力量。事实上，像艾宾浩斯类似实验的巨大优点是他排除了一些非相关因素。然而，一些人认为他把记忆过分简单化，将记忆的微妙之处简化成一系列人工的、数学的构成。虽然艾宾浩斯的方法具有科学严密性，但有消除人们记忆中某些方面的危险，而这些方面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做出上述批评的研究者认为，运用有意义的记忆材料（如故事或购物清单）将对全面研究人类的记忆运行方式更为关键。
巴特雷特
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雷特（1886～1969）举例论证了记忆研究的第二大传统。在他的《记忆》（1932年）一书中，巴特雷特攻击了艾宾浩斯的观点。他认为，无意义音节的研究并不会告诉我多少关于真实世界中人们记忆的运作方式。艾宾浩斯使用无意义音节并努力排除他的测试材料的意义，而巴特雷特关注那些在相对自然的环境下被记下来的有意义的材料（或者那些我们试图赋予意义的材料）。
在巴特雷特的一些研究中，要求被试者读一个故事。然后，要求被试者回忆那个故事。巴特雷特发现被试者是以他们自己的方法回忆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普遍的倾向：
（1）故事趋向更短。
（2）故事变得清晰紧凑。因为被试者会通过改变不熟悉的材料以适应他们的先验理念和文化期待来使这些材料变得有意义。
（3）被试者做出的改变与他们初次听到故事时的反应和情感是相匹配的。
巴特雷特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们所记住的东西是由他们对原始事件的情感和个人努力（投资）所驱动的。记忆系统保留了“一些突出的细节”，而剩余部分则是对原始事件的精细化或重构。巴特雷特把这些看做是记忆本质“重构”，而不是“再现”。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再现原始事件或故事，而是基于我们现存的精神状况进行重构。例如，假想两个支持不同国家（如加拿大和美国）的人，会如何报道他们刚刚看过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体育赛事（如曲棍球或网球）。对于在赛场上发生的客观事实，加拿大支持者将很可能以美国支持者根本不同的方式报道赛事。
巴特雷特观点的核心（即人们试图赋予自己对世界观察以意义，并且这将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记忆）对在实验室中运用抽象而无意义的材料进行的实验可能并不那么重要。然而，根据巴特雷特的观点，这种“理解意义后的努力”是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记忆或遗忘方式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组织和误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们对象棋手记忆棋盘上棋子位置的能力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优秀的象棋手只需要瞥上5秒，就能记住棋盘上95%的棋子位置。而较差的象棋手只能记住40%的棋子位置，他需要经过8次努力才能达到95%的准确率。这些发现表明：优秀的象棋手享有的优势应归因于他们能够把棋盘看做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不是单个棋子的集合。
有些实验要求专业桥牌手回忆手中的桥牌，要求电子专家回忆电路图，这些实验产生了相似的结果。在每个实验中，专家都能把材料组成一套有条理、有意义的模式，这导致了他们记忆能力的显著提高。经研究发现，在提取（记忆）时（以提供线索的方式），经过组织的信息能够帮助回忆，而这些研究也揭示出学习时组织信息的好处。在实验室里，研究者将学习相对无结构化材料的记忆与学习时将材料赋予某种结构后的回忆进行对比。例如，当你努力记住一个无规则的单词列表时，你将发现如果你把正在学习的单词表归类，如蔬菜或家具，你会发现记住它们更加容易。
学习时赋予信息以有意义的结构能够提高被试者的记忆效果，但它也会带来信息歪曲。我们知道记忆绝对不是确实可靠的。大多数人对日常生活和环境方面的记忆不够好。如果一条信息在日常生活中是无用的，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很成功地记住它。例如，你知道你口袋中纸币上的头像是面向左还是面向右吗？一般来说，尽管人们几乎每天都在用它们，但许多人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一些人可能认为，我们不必要为了每天有效地使用钱而记住头像是面向哪个方向。但是，我们应该正确观察和记住不同寻常的事件（如犯罪）。
（记忆）误差可能是由许多因素引起的。如漫不经心，它将造成编码不完全；最初的误解，它将造成误差的侵入。它们是那些使你最初理解的部分，而不是你正努力记住的部分。这些误差经常是不易察觉到的，因为这些重构就像准确的记忆一样会被详细生动和自信地回忆起来。催眠术或者产生记忆的药物也不会产生更加准确的记忆。
影响记忆的因素
20世纪70年代中叶，伊丽莎白·若甫图斯在实验中发现，人们对主导性或者误导性提问的反应与对无偏差提问的反应同样迅速和自信。即使是被试者注意到引入了新的信息，该信息仍然会成为他们对事故记忆的一部分。因此，记忆偏差会在回忆时出现。在1974年的一个实验中，若甫图斯和她的同事约翰·巴尔马让几组学生观看了一系列有关交通事故的电影，之后，学生们要回答影片中发生的有关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_____时，车速是多少？”。每组学生对空格所填的词都不一样，这些词有“猛撞”、“碰撞”、“撞击”、“相碰”和“接触”等。
研究人员发现，学生们对车速的估计受到所提问题中所选动词的影响。若甫图斯和巴尔马最后得出结论，学生们对事故的记忆被所提问题中暗含的信息改变了。
若甫图斯和巴尔马又让学生们观看涉及多辆汽车的交通事故4秒钟。这一次向学生们提问车速时，一组学生用动词“猛撞”，另一组用“相碰”，没有向第三组学生提出这一特殊问题。
一周后让学生们回答更多的问题时，其中一个提问是“你看到玻璃碎了吗？”若甫图斯和巴尔马发现，不仅有关对速度提问的动词会影响学生们对速度的估计，该动词还会影响对玻璃破碎提问的回答。尽管当时并没有播放有关玻璃破碎的内容，但那些对车速估计较高的学生在记忆中看到玻璃破碎的可能性较大。那些没有被问到车速问题的学生在记忆中看到玻璃破碎的可能性非常小。一年以后，若甫图斯又开始了另一个实验，她让被试者观看一起交通事故的电影。这次她向一些被试者提出的问题是：“跑车在乡村公路行驶时，它经过谷仓时的速度是多少？”实际上电影中根本没有谷仓。一星期后，那些被问这一问题的被试者声称看到谷仓的可能性较大。即使是简单地问被试者：“看到谷仓了吗？”他们在一星期后回答见到谷仓的可能性仍很大。
若甫图斯得出结论，人们的实际记忆会因引入误导性信息而发生改变。实验的批评者认为，就像儿童会按照人们所期待的去回答问题一样，被试者也仅仅是按照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去回答问题。若甫图斯认为情况并非是这样的，并且继续寻找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她对记忆和误导信息所下的结论。1978年，若甫图斯、米勒和伯恩斯再一次给被试者呈现了一起交通事故，不过这次是通过幻灯片放映的。事故是一辆达特桑牌汽车在十字路口撞上了行人。一组被试者看见汽车首先是在停车标志处停下来的，另一组被试者看见汽车首先是在让行标志处停下来的。这次的提问是：“当红色的达特桑牌汽车在停车（让行）标志处停下来时，有另一辆车经过吗？”每组都有一半被试者用到“停车”这个词，每组的另一半用的是“让行”这个词。这意味着，每组有一半人被问到的问题与他们所看见的事情一致，另一组被问的问题是误导性的。
20分钟后，所有的被试者都被出示几对幻灯片。每对幻灯片中的其中一张显示这组被试者看过的事情，另一张稍有不同。其中一对显示的是汽车停在停车处，另一张显示的是停在让行处。被试者必须选择每对中最准确的幻灯片。研究人员发现，那些被问到的问题与其看到的事情相符的被试者选择正确的幻灯片的可能性较大，而那些被问到误导性问题的被试者选择错误的幻灯片的可能性较大。
研究表明，一些被试者记住了事件发生后引入的信息，而不是事件本身。研究人员成功地误导被试者错误地描述了事故。这些发现对警察的询问技巧和处理有争议的虐待儿童事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接受治疗的人们是在回忆他们儿时真正发生的事情，还是被治疗者诱导或者误导回忆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呢？
记忆法
位置法是在公元前50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古希腊诗人西莫尼季斯在一次庆祝会上作了一次歌功颂德的演说。演说结束后，有人将他叫走了。他刚离开，宴会大厅的地板就发生了坍塌，很多宾客或伤或死。许多人面目全非，亲属都无法辨认。按雄辩家西塞罗的说法——西莫尼季斯发现，他很容易就记住了离开时大多数宾客的位置，因而就很容易辨认尸体。
有人说西莫尼季斯就是在这一经历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技术——将房间或建筑物的细节具体化，然后想象在各个特殊位置上需要记住物体的信息。无论西莫尼季斯需要在什么时候记住这些物体是什么，他就可以想象自己走进了这个房间或建筑物，提取那些物体的信息。这一技术对具体名词（如物体的名字）的应用效果尤其好。如果你能想象出抽象概念的表征形象并且将之恰当地定位，对抽象名词（如真理、希望等）也有效。
“字钩法”有助于记忆项目表类的内容。每个单词编一个数字：一是小面包、二是鞋、三是树、四是小门（屋门）、五是蜂巢、六是棍子、七是天堂、八是大门、九是酒、十是母鸡。如果项目表中的第一个单词是猫，你就可以将猫的形象与数字一（小面包）联系起来。因此，你就可以创造一个猫吃小面包的视觉形象。如果第二个单词是狗，你可以想象狗咬鞋的形象或者狗穿鞋的形象。一般来说，形象越奇特，记忆的效果就越好。
经典记忆术主要依赖视觉形象，后来语言记忆术也发展了起来。这种使用语言材料的记忆术分为两类，即减除编码和精细编码。减除编码指的是减少信息量，如要记住三角法规则，学生们被要求使用SOHCAHTOA这个无意义词。相反，精细编码要求增加信息量。另一个学习同样三角法关系的记忆法是使用下面的表达法，即Some Old Horses Chew Apples Heartily Throughout Old Age（有些老马在整个晚年生活中热衷于咀嚼苹果）—— SOHCAHTOA。无论采取哪种编码方法，其产生的信息都容易记忆，因为与原始的信息相比，新编的信息对方法使用者更有意义。
对数字感兴趣的人有时发现，数字串有丰富的个人联系。这些联系储存在长期记忆中，人们将很容易记住大块数字组中的长的数字串，而不是记住单个的数字。一些对数字或数学感兴趣的人也许都记住了圆周率π的前4个数字是3.141。他们就会使用这些信息帮助他们对其他需要记住的数字进行编码。
衰老与记忆
每个人都有记忆差错、记忆失败和记忆错误的经历，但对老年人而言，这些经历就自然地归因于他们的衰老，而不是归因于个人之间的正常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衰老仅仅是偶然因素）。几个世纪以前，著名的学者和智者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大多数人不公正地认为老年人的智力下降了。如果年轻人或中年人离开公司时记不起将帽子放在什么地方了，这似乎无关紧要；一旦这种不留意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人们就会耸耸肩说‘他很健忘’。”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人群发生记忆变化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于是，弄清楚到底哪些记忆变化是真正由衰老引起的显得很重要。然而，仍然有一些重要因素要考虑。如果我们把20岁年轻人的记忆与70岁老年人的记忆进行比较的话，将有很多不同因素对年龄相差50岁人的记忆表现差异进行解释。例如，70岁老年人获得的教育和保健要比20岁年轻人差得多。像这样的因素很容易扭曲研究结果，进而也被认为是老化对记忆的影响。
将20岁年轻人的记忆与70岁老年人的记忆进行比较是横向实验研究的例子。在纵向研究中，人们也需要跟踪同一个人从20岁到70岁的记忆变化。这种纵向研究方法有其优势，因为研究人员是对同一个人的记忆变化进行研究。然而，人们也注意到，纵向研究中高功能人群有增多的趋势。换句话说，那些参与纵向研究的人得到积极反馈后会继续参加实验，当然，还有个问题是要寻找一个能够活得够长能在50年里持续开展研究和分析的研究人员。
然而，对记忆和衰老的研究也产生了一些发现。这些年来对工作记忆的研究效果仍然非常好，但执行需要工作记忆的任务变得较为困难。如果向人们出示数字串并让他们以相反的顺序复述，老年参与者经常比年轻参与者表现差。但如果让他们以出示数字相同的顺序复述时，他们的表现却同样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长期记忆的表现会有惊人的下降，尤其在需要自由回忆的时候更是如此。识别保持得还好，但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之上。当识别需要背景记忆（这是更具回忆性的因素）时，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会出现问题。这意味着，老年人更容易受到其记忆暗示和偏差的影响。
内隐记忆通常是通过评价行为而不是回忆记忆经历来测试的。结果表明，内隐记忆不但在幼时成熟得早，而且在年老时仍保持得较好。
衰老对语义记忆影响甚微，语义记忆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改善。例如，人们的词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前脑叶成熟得相对较慢，这一点可以与儿童对记忆的意识联系起来。有证据表明，出现与年龄有关的记忆丧失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前脑叶衰退较早。前瞻记忆（记得将要做的事情）与前大脑功能有紧密的联系。
大脑损伤
研究人员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研究由正常衰老引起的记忆变化是否真的是大脑损伤的征兆。例如，“轻度认知损伤”被归为介于正常衰老和完全性老年痴呆症之间的一类。很多被诊断为轻度认知损伤的人在5年内就演变成完全性老年痴呆症。
记忆功能障碍是老年痴呆症的早期典型特征。最为常见的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就是如此。在该病的患病初期，仅仅只有记忆受到影响，很快其他功能也会受到损伤，如感知、语言和执行（前脑叶）功能。与其他患有更具选择性健忘症的人不同，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在进行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测试时，都具有痴呆的表现。
“遗忘综合征”是记忆损伤最为纯粹的例子，其也关涉到某种形式的具体脑损伤。这些损伤通常会牵涉到前脑的两个关键区域——海马和间脑。这些患者表现出严重的顺行性遗忘和一定程度的逆行性遗忘。顺行性遗忘是指记忆信息丧失发生在大脑损伤之后，而逆行性遗忘是指记忆信息丧失发生在大脑损伤之前。
一般来说，健忘症患者拥有正常的智力、语言能力和瞬时记忆广度，他们只是长期记忆受到损害。对这种损害本质的理解目前仍有争论，有些理论家认为是对情境记忆的选择性丧失，其他人则认为丧失了包括陈述性记忆在内的范围广泛的记忆。外显记忆指的是对事实、事件或者能够回忆并有意识表达的陈述的记忆。比较而言，健忘症对现存的内隐记忆（程序性记忆）的影响甚微。患者也可以形成新的程序性记忆（即以前没学会的技巧或者习惯），如杂耍或者骑独轮车。换句话说，健忘症患者能正常地（或者非常接近正常地）执行广泛的内隐记忆任务，无论这些任务是否需要新的或是老的技巧。
健忘症患者也许学不会新信息（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忘记），尽管他们能够背诵他们注意范围内的信息；他们也许能够保留儿时的记忆，但却几乎无法获取新记忆；他们也许能够报时，却不知是哪一年；他们也许很快就能学会像打字这样的新技巧，却否认使用了键盘。不同层级健忘症的表现特征不同，这取决于大脑损伤的具体部位。看起来，是健忘症患者长期记忆的“出版社”（位于大脑的海马或者间脑）而不是其“图书馆”（位于大脑皮质）受到了损伤，因为记忆（书籍）保存在图书馆里。不同类型的健忘症表现特征不同，这取决于大脑损伤的位置。
记忆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丧失记忆后非常碍事，也会对照顾者形成巨大的压力。
记忆损伤很少单独发生，因而通过临床实践和研究对患者的记忆障碍进行系统评估尤为重要。一种最为常见的记忆损伤叫做科萨科夫综合征，该病通常还会影响除记忆之外的其他心理机能。因此，建议要对记忆丧失患者的其他心理能力（如感知、注意、智力及语言和脑前叶功能）进行评估。
语言加工
众所周知，与分辨脚步声、区分图片上的苹果和香蕉相比较，识别语言或者阅读文字要复杂得多。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有力的交流工具。通过语言，人类不仅能交流思想感情，还能进行文化、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交流。所有的民族都有语言能力，但语言又彼此有别，比如，我们有不同的语言、方言，甚至口音也不同。语言具有使我们与其他动物明显区别开来的功能。尽管动物也有交流体系，但其复杂程度与人类语言相去甚远。
语言的结构
句子在语言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因为句子能使我们表达完整的想法和观点。句子能够传达有意义的资料或语义信息。句子（本书全部以英语为例）是由按照句法规则来组织的一组词。但词是由语素构成的，语素是传达意义的最小语言单位，例如，单词“blueish”是由“blue”和“ish”两个语素组成，许多单词只由一个语素组成（如“tree”，“person”）。我们按照规则将语素组合成词汇，例如，如果将“un-”放在动词之前，则表明不做，或指该动词的反义词，如“untie”（解开）、“unleash”（解除）。
音素是词汇组成中的语音。每一个音素由一个常用符号表示，例如，单词“bat”由3个音素组成，“bat”和“pat”唯一的不同是第一个音素（[b]和[p]）。每种语言都有一套不同的音素，其中一些为许多语言所共有（如[b]，[p]，[t]），而其他的则是一些语言所特有的（如滴答音是南非克瓦桑语所独有）。音素少的只有11个（如Rotokas，一种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语言），多的可达141个（如in、Xu是克瓦桑语的音素）。
英语大约有40个音素。单词中音素前后排序的规则，被称为音素结构规则。
语言不仅包括音素、音节、词和句子，而且包括韵律、语调和语速。语言的这些特征称为超切分，超切分的含义丰富。在句子“我喜欢凝胶物”中，把重音放在“我”（我比别人更喜欢凝胶物）或“喜欢”（我喜欢凝胶物，而不是不喜欢）上，其含义有别；在句末提高句子的语调，则句子含义又有不同，因为这样表示的是疑问句（一个问题）。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韵律学。在外语学习中，发错重音常留下笑柄，甚至引起误解。
语言可分解为句子、词、音节、音素和分析特征（如重音和语调）。语言分解非常有用，因为这有助于组构我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语言加工体系的重要特征。事实上，语言层次不同，需要的语言感知和加工机制可能不同（如理解音素和切分音节），需要的记忆库也不同（如音素表征、心理词汇、句法知识）。不同的语言层次可能由大脑的不同区域所控制。
语言和大脑
每个人的知觉、心理和运动机能都要由大脑来处理。语言加工是分布于全脑，还是局限于脑的一个特定区域呢？如果大脑损伤，损伤脑的某一部位就会影响全部的语言功能吗？如果大脑严重损伤，只要不损伤大脑的特定部位就能保留语言能力吗？
语言和大脑关系的科学知识有两个来源：神经心理学研究（研究有语言障碍的脑损伤患者）和脑成像研究（此研究监控正常人语言加工时的大脑活动）。弗朗兹·戈尔是第一位把大脑特定区域和一些特殊功能相联系的科学家，他的设想已经被证实，只是他寻找不同认知功能对应的大脑区域时找错了地方。
脑损伤最常见的语言障碍是失语症。病理学家保罗·布洛卡发现了第一例失语症。有一种失语症叫运动性失语，其特征为说话慢、不流畅。运动性失语是典型的大脑特定区域损伤（如因脑血管意外损伤、肿瘤、脑出血和刺入伤所致的脑损伤）导致的失语症。导致运动性失语的大脑区域被称作布洛卡氏区，位于大脑左侧额叶运动皮层。刺入性脑损伤的发生概率大约为1/200，其中男性居多，大约1/4的刺入性脑损伤会出现失语症，1/4的患者3个月左右能恢复，1/4的患者将终身带病。
损伤布洛卡氏区的后部则对语言有不同的影响。大脑左侧颞前叶和颞中叶联合区的损伤通常会导致感觉性失语，也称为威尔尼克氏失语，它是以德国神经病学家卡尔·威尔尼克（1848～1904）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种病的特点是言语理解十分困难，不过语言很流畅。因此，与运动性失语者相比，感觉性失语者不能理解口语，回答也文不对题，但是说话很流畅。
当前，科学家还发现了许多与大脑特定区域损伤相关的语言障碍。例如，传导性失语能较好地理解语言，但不能复述单词。它通常是连接布洛卡氏区和威尔尼克氏区的弓状束受损所致。
经研究，一些失语症患者伴有语法缺失症。患此病的人构造句子能力很差，他们会遗漏功能性词汇（如“彼得来……晚上”），还会颠倒词序。也有患者患有新语症，它是威尔尼克氏区受损所致。患者很难想起要说的词，于是会用自造词汇来代替，不过，句法结构通常正确。
语言区域的损伤并不都会导致语言障碍，同时，非语言区域的损伤也可能导致语言障碍。总的来说，语言心理学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语言能力位于大脑的特定区域，而不是遍布整个大脑。此外，选择性语言障碍的存在（如语法缺乏失语症和新语症是因大脑局部损伤所致）表明，特定的语言功能在大脑有对应的区域。当今科学家已基本接受了这一观点。
神经影像学研究
神经影像（脑影像）使我们能够看到活体脑的图片。神经影像学研究显示左侧大脑半球比右侧大脑半球更多地参与语言任务，这和神经心理学研究结果相同；此外，神经影像学研究还显示，在进行发音、韵律、造句和语义分析加工时，大脑的兴奋部位不同。然而，研究神经影像学时却存在一个问题：在不同的研究中，同一个语言加工过程，大脑的兴奋部位不同。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所用的刺激方法不同，所要完成的任务不同。科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不同的研究侧重于语言加工的不同方面。因此，“全景”必须通过对全体大样本的调查才能得到，不过目前还没有进行这样的调查。
总之，假如大脑中有像语言机制这样的事物的话，这个事物肯定为人类所独有，且很可能在左侧大脑半球。然而，大脑某个特定区域不太可能独立控制某种语言能力，也不太可能只完成一个独立任务。在语言过程中，大脑兴奋区域有很多重叠，且这些重叠因人、因刺激不同而异。
语言的理解
理解口语是一个迅速而又自动的行为。我们每天都会听到数以千计的词和句子，理解起来也很快。然而，理解语言看起来简单不费力，却包含丰富的声音、词汇、语法规则、听力以及语言加工技巧知识。语言加工可分为4个阶段：感知阶段、词汇阶段、句子阶段和语篇阶段。句子的加工包括句法（语言的构造）和语义（赋予语素以意义）。尽管这几个阶段很快地相互反馈，相互加工，但最好还是将它们分开来描述。
语音感知
理解语言以感知气压变化（声音信号）开始，以完全整合信息结束。语言加工开始时，我们的感知系统必须把声音信号转换为一连串的音素。
声音信号与音素的差别迫使我们的感知系统把每一个音素与和它相近的因素作区别，也就是说，在确定我们听到的是哪个音素前需要考虑音素是如何协同发音的。正因为我们能识别声音信号的这些差别，许多科学家认为我们感知语音和感知其他声音（如音乐）的方式肯定有差别。人类拥有特殊的解决语音感知问题的结构，从而可以快速推算出声音是如何协同发声的。我们能感知语音是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发音，这个大胆的假说是阿尔文·利伯曼和他的同事们在语音感知的运动理论中提出来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阿尔文·利伯曼和他的同事们在纽约和纽黑文的哈金斯实验室里，经过50年的研究提出了此理论。
词汇通达
一旦语音信号转换成一系列的音素，词汇通达就开始了。词汇通达是把一系列音素与各种可能有关的词汇相联系的过程。不足之处是，在实际说话中，很少在单词间有清楚的停顿，说话的声音连成一片。
此外，听者要联系句子的前后来理解词的含义。理解句子的重要一步是剖析，剖析包括理解词序以及其他信息以确定句子中谁是主语谁是宾语等，以及词在句子中的词性（即名词、动词、形容系、副词）。这可以使我们理解“The dog chases the cat”（狗追逐猫）和“The cat chases the dog”（猫追逐狗）的差异，这一步我们一般用所学的语法知识就能做到。但是，有些句子即使语序已经分析清楚了，但剖析起来仍不清晰。比如说，“妄自尊大的父亲和孩子一起来唱歌了”这句话，就不知道是父亲还是父亲和孩子都妄自尊大。此时，韵律学内容（如语调、重读以及时间安排）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只有父亲妄自尊大，则在说到“父亲”后会有一个停顿，说“父亲”语速较缓，开始说“孩子”时音调上提。
我们一开始听到一句话，一般不知道接下来会说些什么，在句子快说完时，又不能回头去听最开始说的话。语言的连贯性对我们如何理解语句的时间过程影响很大，听到句子：“The horse raced past the barn fell”，直到听到fell时，我们才清楚我们原先构建的句式结构有错误（应把“raced”理解为动词而不是名词性短语）。此时，必须重新理解这个句子，把“raced”看成被动分词，句子分解为“The horse，raced past the barn，fell”（那匹跑着经过谷仓的马摔倒了）。对所谓的花园幽径句进行剖析，有时还需要多花一些时间。
语篇加工
当句子组合成语篇（即事件顺序合乎逻辑），则其中包含丰富的信息和几个主要观点。我们的记忆不能记住语篇里所有的词，然而，我们可以只提取关键的词和观点。研究语篇加工的专家主要研究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
有一种过时的观点认为信息加工完全是自下而上的。按照此观点，我们倾听每一个词汇、花同样精力理解每一个含义。这种假说的问题在于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时能预测句子中的词汇。例如，当听到“在英国，交通很差，而真正困扰那些美国游客的是要驾驶在……”时，我们可能会推测接下来的词是“左侧”而不是“右侧”或者“人行横道”。语篇加工有一种很强的自上而下的成分，在加工中，我们拥有的有关语言、世界和话题的知识有助于填补空白。
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沃尔特·金西提出了语篇加工理论。此理论第一次提出语篇加工过程中一个故事会精简为几个陈述，如“现在是六点钟”、“那位女士需要面包”、“她去了面包店”，“面包店在繁华街区”，“那位女士和面包师争论”等等，这些陈述在人脑中是短期记忆，经过自上而下的过程变成长期记忆。比如说，我们知道繁华街道上的面包店很晚才关门，还知道那个女士有些生气，因此这个女士和面包师争论就不足为奇等。最后，对陈述的整合（是自下而上的）和来自于长期记忆的推论（是自上而下的）两者一起形成了对整个语篇的记流水账式的陈述，而语篇中的大部分细节被遗漏了。
阅读
正如语言的理解一样，阅读包括一系列很好的相互配合的步骤。阅读者必须认识书面语，将它们组合成词汇，在心理词汇里回想这些词汇，进而理解其含义。阅读的深层次的步骤包括利用句法规则理解句子的含义，以及从长期记忆中提炼出结论来理解全文的主题思想。在口语和书面语的识别过程中，许多高层次识别过程是一样的（如句法），但是两者在两个重要方面有差别。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摄取信息的方式不同。声音信号稍纵即逝，听者不能掌控，而书本上的字词只要需要就总能看到。这种差异对阅读中的感知机制的类型有影响作用，例如，在阅读时，如果需要则可以随时回头看看已经看过的词汇。
另一个重要区别是语言至少伴随我们有3万年，而最古老的字只有6000年。同样，初学者很自然就能理解和使用口语，而阅读和写作需要长时间正规有效的训练。此外，书面语有明确的词界，这一点它和口语不同。书面语的词汇由上文可知，口语的词汇常因为连读而切分不明。因此，词汇切分问题在口语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在阅读中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书面语的识别
很多对阅读的研究是在一个单词（如英语）单独出现的情况下进行的。单词的识别有3个层次：字形层次（字母简单的物质属性，如“k”是由一竖线和两斜线组成），字母层次和词汇层次。尽管有人认为识别字母特征应当先于识别字母，而识别字母比识别词汇要早，但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如果让一串字符在电脑显示屏上一闪而过，然后询问这串字符是以两个字母中的哪一个结尾（比如说是“d”还是“k”），当这串字符是一个词时（如“work”）读者表达更准确，而当不是词（如“owrk”）时则没有那么准确。这个结果被称为单词的优先效应：词汇知识使得识别变得容易。因此，书面语识别的3个层次之间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联系方式，这就是所谓的互动激发。
很多书面语识别模式中可以看到3个层次（字母特征、字母和词汇）的互动激活。1981年，詹姆斯·麦克莱兰和戴维·鲁梅尔哈特提出的词汇识别模式包括自下而上的联系（从字形到字母，再到单词）和自上而下（由单词到字母到字母特征）的联系。自上而下的联系对解释单词的优先效应至关重要。我们在粗略看到单词“work”时，就清楚了它的词汇层次，随后再运用自下而上联结就清楚了其字母层次是由“w”、“o”、“r”、“k”组成，从而对结尾字母“k”的印象很深。与自下而上联系一样，自上而下联系在日常生活中常被用到，如在破译不熟悉的手稿、开车在街上快速驶过时看路边指示牌时就要用到自上而下的联系。
语言的获得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不管小孩的天分、动机或个性怎样，他们都将学会语言。说英语的双亲培育的孩子学习英语的速度和说西班牙语的双亲培育的孩子说西班牙语的速度一样快、一样自然。他们出生后只要4～5年，就能学会语言的语音、词汇、句法规则，以及在环境中的交流技巧。
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孩子学习语言这么容易。如果就小孩学语言的速度和规律性而言，人们常会认为人类必然天生有学习语言的能力，但是同时，让孩子通过双亲或兄弟姐妹来接触语言也是必须的。的确，和在正常的语言环境中培养的孩子比，幼年没有语言接触的孩子很少能像他们一样好地掌握语言。心理学家试图弄清语言习得有多少是先天的（即语言是生来就有的能力），有多少是后天习得的（即语言是环境培育的结果）。语言获得发生于人生不同的时间段，这些时间段有典型的时间进度，它们自人一出生就开始了，甚至可能还在子宫时就已经开始了。
最初的12个月
尽管婴儿要到8个月才开始说话，但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开始了熟悉语音之旅。比如说，把出生不久的婴儿分别放在英语和法语环境中，美国婴儿听英语的时间更长，法国婴儿则听法语的时间更长，这表明婴儿在出生前几个月听到母亲的语言使得他们熟悉了自己的母语。但是，婴儿此时还不能区别有相似重音和节律的语言，如英语和芬兰语，区分这些更加细致的东西要在出生几个月后才能出现。
在音素方面，婴儿也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感知能力。例如，他们可以区分重要音素的差别（如[ba]和[pa]），尽管这在成人来说一点儿都不复杂，但是对婴儿来说，能区分非常相似的音素的确是一大成就。婴儿还能区分一些非本地语音（他的母语所没有的语音），比如，在日语中[l]和[r]没有差别，日本人区别这两个音有困难（比如，他们不区分“late”和“rate”），但是日本婴儿却不存在这个困难，反过来也一样：学英语的婴儿能区分他们父母不能觉察的外国语音的差别。
不管婴儿多么善于感知语音的差别，多么善于记忆，但是，不到6个月的婴儿一般不能理解词义。婴儿的语言体系在词义方面相对不成熟，他们只能理解几个常用的词汇（如自己的乳名、“妈妈”、“爸爸”）。
尽管大部分婴儿要在1～2岁时才开始真正地说话，但他们通常不到1岁就开始咿呀学语。婴儿甚至在8个月时就开始说出字来，这些字都只有一个音节长，也只有他们的父母能听懂。婴儿早期学会的词除了“不”以外，基本上都是一些具体的能动的东西（如球、车），而不是不能动的物体（如天花板）或表达内在情感的词。
一岁及一岁以上
婴儿在1～2岁时语言系统迅速成长，变得复杂而高效。其语言感知能力也能更好地切分语言，发现语言中的新词。婴儿在开始掌握重要的概念时就开始掌握句法。
这个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幼儿正在增多的语言活动，他们造的大部分句子只有一个词。他们可能会用一个词来解释不同事物，所以这种单字词的意思常模棱两可。例如，他们可能会用“球”表示任何圆的东西、任何卷的东西，或者任何玩具；他们也可能会用一个词特指为这个词的某个特殊含义，如“球”只指邻居家后院的那个球。当幼儿接触不同情景下词汇的多种实例时，这种句法问题就能很快消失。
幼儿的第二个生日常常伴随着语言获得方面的戏剧性的加速。从这时开始，小孩的词汇量迅猛增长，这种快速增长，被称作“词汇爆炸”，词汇量从18个月时的几十个增长到5岁时的几千个，平均每天增加10个词汇量。同时，双字词阶段（电报式言语，在真正的句子之前出现）取代了单字词阶段。儿童在两岁半时就可以造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句子。这个阶段对语言的获得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儿童开始掌握句法规则。事实上，他们对某些句法规则掌握得非常好，以至于有时不恰当地使用它们。因此，儿童由对词义的过渡概括，变成了对句法规则的过渡概括。
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句法过渡概括的问题却惊人的相似，只有当他们逐渐意识到句法规则也有例外时，这种问题才开始逐渐消失。儿童到4～5岁时，语言知识在质量上常常认为可以和成年人相媲美。
语言如此复杂，儿童学得却很快，所以说先天因素必然在语言获得中起作用。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儿童，无论其接触的语言有多少（只要有最低限度），都将经历同样的语言发展次序，哪怕是失去了听力或视力的儿童亦是如此。这意味着不论环境有多么不同，语言获得中都有一种先天的机制在发挥作用。
然而，这种语言获得的先天机制也有局限，如语言学习似乎有关键时期。关键时期在生命之初期，那时语言获得很容易。在此之后，语言获得变得困难得多，甚至变得不可能。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埃里克·雷纳伯格（1921～1975）认为，在生命的一个特定时间点之后，大脑的一些特征会发生变化，神经细胞的连接因此不能再更改。目前所知的一个与语音的学习能力有关的关键时期大约在1岁时结束，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到1岁时也没有接触某些音节，那他要掌握这些音节间微妙的差别就相当困难。
语言获得中另外的一个关键时期一直要延续到青春期（在12～14岁）。在这个语言发育阶段，各种语言能力必定会重新分配到大脑的不同区域，这种特征被称为神经元的可塑性。在青春期之前学习外语必然比较容易——晚于这个年龄段才开始学习外语，可能会有方言干扰，或会降低流利度。在此期，影响到语言区域的脑损伤所导致的语言障碍可以克服，但是，如果脑损伤发生在此期之后则没有这么容易克服。
通过观察接受很少或不全面语言的婴儿的语言输入，科学家们证明了一个观点，即人类有学习语言的先天素质，这个观点被称为输入贫乏假说。有很多语言输入贫乏现象，例如，婴儿听到的语言有口吃、错误的开头、未完成的句子、含糊的词汇，甚至不合文法的体裁；儿童没有正常地接触到足够的用来推断正确文法的合乎文法结构的实例；与这些相类似的是，父母更注意纠正孩子早期造句的含义错误（如，是“喝”水而不是“吃”水），而较少赞赏孩子语法上的正确性（尽管有语言输入贫乏），但人类仍然能在几年内学到语言的精妙，特别是能学会句法。因此，按照输入贫乏假说的观点，人类肯定天生就有语言获得的机制。
然而在语言获得过程中，并不是每件事都是预编好程序的，我们所说的语言必然要取决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因此，如果真有一个像语言获得机制这样的东西的话，它肯定非常灵活，能适合于所有的语言，而不是某种语言。
在句法获得方面，一些人认为，婴儿和儿童所学到的句法规则不只是像简单的意义和语音之间的关联一样的一套规则。规则和关联的区别是：句法规则是有目的地习得的，且固定不变地运用于所有语境中，而意义和语音的关联是被动（无意识）习得的，主要用于与原型相似的语境中。因为通过含义和语音的关联来学习的方法在许多非语言学的活动中显得非常有用，因此，有人据此认为句法可以“学”来，而不是与生俱来的语言机制。
“野生”儿童
生命的第一年里完全没有社会交往的案例最能说明语言获得中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被抛弃在森林里许多年之后仍然活着的“野生”儿童的情况，证明了处于正常的社会活动中是多么重要。鲁玛是1976年在印度发现的一个男孩，他是由狼养大的。他的身体变了形，很可能是因为躺在洞穴中狭窄的地方所致。他不能走路，他最喜欢的食物是生肉。鲁玛在1985年2月死去，死时大约10岁。他学会了洗澡、自己穿衣服，但是没学会说话。在其他大约30个报道的“野生”儿童中，他们的行为方式都非常相似——具有动物特性。尽管他们中的一些最终能说一些词汇，但终究没有一个学习语言达到正常的水平，并且大部分没有达到对语言的理解。
被孤立的儿童和“野生”儿童不同，他们是由人类抚育大，但是却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中。热尼在1970年被发现，当时她14岁。她大约从20个月开始就被拴在一个椅子上，不许正常地适应社会生活。她在被发现时没有语言能力，在她的复原过程中人们所做的最大的努力是教她说话。她学到了一些语言（如“不再需要蜡”，“另一间房间里有狗”），但是不能使用许多虚词（如连词“如果”，介词如“除……之外”），也不能造精美的句子。
“野生”儿童和被孤立的儿童的例子清楚地表明在生命早期正常的社会交互作用的重要性。假如说语言的获得真的完全是天生的话，那么在没有正常地适应社会生活的情况下，语言也会出现，或者语言的复原会很容易；并且，如果说语言的获得完全是天生的话，那么热尼与世隔绝之前的20个月的时间“应当”足够“激发”她的与生俱来的获得语言的机制。然而，热尼没有成为一个正常使用语言者。
也可能有人会说，热尼之所以没有达到语言成熟水平，主要是因为她到青春期之后才接触到语言，也就是说，已经过了第二个关键时期。接触语言的时间（与是否接触语言相对）的重要性，从另一个被隔绝的孩子身上得到例证。她叫艾莎贝尔，在幼年时被藏起来，在6岁时被找到。在一年内这个孩子学会了说话，她的语言和那些接触语言7年之久的同班孩子的语言相比，几乎没有区别。因为艾莎贝尔在她青春期之前接触到语言，所以她的复原几乎是完美的，就好像她已经突破了先天的语言成熟的最后期限一样。先天和后天，两者似乎都影响了语言获得的进程，但两者都不是以“全有全无”的方式起作用的。因此，最好是把语言获得理解为先天与后天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两种力量作用下，语言在我们大脑中宽松地“预编好程序”。
语言和思维
我们所思考的许多东西（解决一个问题、计划一件事情、分析一个决定的利与弊）都伴随有一个听不见的内在声音，它把我们的想法转换成词汇。如果没有内在声音将会发生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语言，我们的思维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能会停止思考吗？或者说我们的思考方式会发生变化吗？如果思考不依赖于语言而存在，这将无关紧要吗？
语言假说着重强调语言在认知力方面的影响。偏激一点儿可以说，“我说话，因此我思考”，这种观点用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能很好地证明。在20世纪的头几年，爱德华·萨皮尔和他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尔夫声称语言决定我们思考的方式。因为我们有一个词表示爱，所以，我们知道爱的感觉是什么样。这就是语言决定论：语言决定我们的思维结构。
语言决定论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语言相对论。因为语言塑造思维，所以人们语言的不同导致他们的思考方式也不同。按照这种理论，极端一点儿可以说，如果一种语言中没有表示爱的词，那说话者就不能经历爱的感觉。更合理的说法是，具有不同语言的社会所形成的文化不同，因为他们会给事物、观念、情感贴上不同的标签。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在1956年出版，此书中沃尔夫引用了许多语言实例来论证这个观点，特别是引用hopi语（一种美洲土著语）的例子。沃尔夫断言，因为hopi语中没有词或句法结构表达时间概念，因此说hopi语的人必然在时间上与我们有不同的理解。这个例子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尽管如此，沃尔夫的理论仍然是语言与文化差异之间关系的重要例证。还有几个假说（关于语言是如何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使用者）在过去受到很多的关注，并且很多研究者发现了引人注目的证据。
然而，早期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们用来评估语言结构和思维过程的一些方法，现在证实是不可靠的，学者们批评调查者们的主观性。最初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如今不再有很多拥护者。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人能够有效地进行交流，甚至当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时亦是如此。一种语言可能没有一个词来描述一种事物，但是，把几个其他的词结合起来用一般能表达相同的意思（如“小孩鸟”表示“雏鸟”）。同样，尽管澳洲土著语中没有词汇表示数字，但是说那些语言的人能和使用别的语言的人一样去计算和推理。
如今，人们倾向于接受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较为温和的版本，这种观点认为，语言只影响一些观念和记忆。例如，如果一种语言很少有颜色名，则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可能不能准确确定两种颜色的异与同。实验也表明，如果事情和我们已经熟悉的词有关，则我们更容易回忆起来。词汇影响我们的感知和记忆体系对待外界的方式，而不是影响我们怎么去思考世界。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是在大家都普遍对文化差异和语言理论感兴趣的时候提出来的，它很可能不是对语言和思维如何相互作用的准确描述。对婴儿思维的深入研究表明，没有语言，思维仍存在。语言和思维在人生的初期很可能是共存的，两者之间很少相互作用，后来在不断变化的文化、社会和语言环境中，两者融合成为更复杂的能力。
总结
语言不仅仅是一系列有含义的声音或图片。它按照有限的语法规则和有限的词组织起来，却能创造出无限的句子和含义。尽管有些非人的生物使用精妙的交流体系，但是他们没有如此有力的生成机制。即使人们按照语言的组合规则来教黑猩猩使用语言符号，但是和人相比，它们的造句仍然很差，很不灵活。
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有积木式结构。声音或视觉特征合成音素或字形，音素和字形合成词，词又合成词汇。语法规则规定了大家可以接受的组织词汇的方式。
来自于大脑损伤的病人以及神经成像研究的证据使我们洞悉了语言加工和大脑之间的关系。语言功能主要集中在左侧大脑半球的颞叶和额叶，特殊的语言损伤（如失语症）常与大脑的不同分区的损伤有关。
与阅读和书写相反，言语的理解和生成是本能习得的。幼儿生命第一年里语言特殊的语音感知策略发育为第二年里的第一个词的出现打好了基础。尽管人看起来很容易学会语言，其实必须接受大量的语言刺激才能完全掌握（特别是在青春期之前语言发育的关键时期）。
20世纪上半叶，研究人员支持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方式）。然而，经研究证实，其论据不足以令人信服。今天，我们认可此理论的修正版，即语言有时影响我们的感知和记忆，但无法决定我们思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