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必要的改革：中国改革的路径与选择(2)

“若干年内超英国，赶美国”是毛泽东于1958年前后提出的口号，之所以有此说法，是为回应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的说法。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让中国主要工业品在15年内赶超英国。1958年，他又提出了较为著名的提法“15年超英，20年赶美”，甚至更为大胆的“二三年赶超英国”等说法。超英赶美最后以失败告终，中国经济全面衰退，步入三年困难时期。随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把超英赶美的时间尺度放宽到了100多年。回望历史固然沉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数千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教训尤为深刻，但自那时起至今未及百年，中国实现了“超英”，以目前的发展态势推算，至2020年，中国亦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诚如林毅夫教授在阐述“新结构经济学”时所强调的：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中国以不到70年的发展故事完美地阐释了“过程”。

回顾过去，固然有种种客观原因和完备的理论来分析当时的中国和苏联“超英赶美”计划失败的原因，但同时期依旧有经济体确实在“二战”后的一片荒芜废墟上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日本、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或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实现起飞、直到今天还是世界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力量。研究这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经济体，就可以发现它们推行的政策是“出口导向”，而不是五六十年代主流发展经济学界倡导的“进口替代”。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失掉比较优势的机会，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企业规模以中小型为主、符合这些经济体当时的比较优势。随后，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资本、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取得快速发展的道路并无根本性差异。

林毅夫教授说：“现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成为发达经济体，但在当时，它们的道路也被认为是错误的，然而真实的历史从来不会被改变。研究世界上贫困或者曾经贫困的国家的发展史，它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推行的结果最好的也就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根据自己的状况实事求是制定政策，却往往被主流理论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反主流理论的政策并不一定能成功，但就‘二战’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而言，成功的案例都是在当时并不为主流学派所认可的。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是：明确自己所面临的机遇是什么、遭遇了什么样的挑战、如何利用自己具备的有利条件应对这些挑战，然后国家循序渐进、一步步发展。”

拥有此种对历史、对世界、对自身的正确认知，才会对中国所做的数次转型努力有客观的分析基础，尤其是在迅速、稳定地发展了35年之后，寻租、腐败和收入差距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与时俱进地改变政策、应对这些问题？在林毅夫教授看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首先要以理论创新来建立理论自信，才能对中国在现阶段所选择的道路、所实行的制度的有效性形成正确的认识。无论实行哪种体制，有效市场、有为政府都是一个成功国家不可或缺的两只手。20世纪50~7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探索发展的道路并不顺利；进入80年代转型期，同样也很少见真正转型成功的国家。为什么？前一阶段强调政府、偏废了市场，后一阶段强调市场却忽视了政府，只有兼顾政府与市场，才可能成功发展和转型。

但双轨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随着经济发展和体量增大而日益突出：金融结构的扭曲（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资源税费的扭曲（主要体现为资源税费非常低）和服务业（如电信、交通部门）的垄断导致分配不均，收入向富人和大企业倾斜，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富人和大企业的消费倾向都比较低，财富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其间的缺口就成为出口，导致国际贸易不平衡。

目前，中国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资金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已符合比较优势，对这些企业来说，过去的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则是锦上添花。中国已经具备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完善市场环境的条件，进一步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让企业平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给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谈及改革，这是既得利益群体必须面对的一个话题。林毅夫教授指出：“既得利益者是永远存在的，改革开放初期也有既得利益——当时始终得到国家保护的重工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简单而言，计算推进改革的利益和维持现状的成本总会有个基本判断：维持现状，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稳定就会有问题；推进改革会有阵痛、会影响到一批既得利益者，但同时也给老百姓创造了利益，利益从原来的一部分人转移到了更广泛人群。为什么需要由政府做顶层设计？很多人认为既得利益使得决策层投鼠忌器，但我相信政府领导人总是有足够的自由度推进他们认为必要的改革，社会发展的成败在于领导人所推动的改革是否真能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以金融市场去除双轨制为例，林毅夫教授开出的药方是：利率市场化、发展债市、调整金融结构、发展互联网金融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利率市场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关键点就是要以市场价格配置资源，让资源流动到附加值高的企业或产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4年“两会”期间表示，存款利率在未来两年内也会放开。金融业是很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的行业，因此，利率市场化的同时也必须对投机性行业贷款的流向和数量有所管制。

发展债市让那些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可以不通过银行中介直接面对资金的供给者。但中国债市发展中，地方政府借助作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公司大举发行地方债，造成了政府债高收益、低风险的现实，使得更多的钱通过债市转向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而不是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解决这种扭曲现象的方法是，让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基础设施上所需要的资金通过地方政府的债而不是投资平台的公司债来发行。

调整金融结构金融结构的改革比利率放开更重要。金融改革的目标是让资金配置到那些社会回报最高，经济回报也最高的行业和企业。农业、小微企业和中型企业所从事的大多是资金回报率高、就业率高且最有竞争力的行业。解决这些企业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需求，一方面要鼓励现有的大银行和中型银行进行经营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发展适合农户和微型、中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并去除投资这些中小银行必须由现有的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不可逾越的要求。

发展互联网金融道德风险的问题源于信息不对称。解决方法是增加信息的拥有度、减少贷款风险。拥有大量信息的互联网网商让众筹和众贷变成可能，这种新模式会和现有银行和金融机构产生竞争。中国应该大胆尝试互联网金融，避免风险的同时也应该创造一个合理的政策环境，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金融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但目前经济活动中散落着很多有用的信息，除了由互联网交易所产生的信息外，银行、民政等部门也拥有许多有用的信息，把这些信息技术集中在一起，对金融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非洲也许是最后一站

尽管学术生涯半生、著作颇丰，但林毅夫教授最看重的还是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在这本书中，林毅夫教授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旧体制的形成、发挥的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选择了双轨制的路径，以及实行双轨制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逐步解决，可以说是对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做到代价低、风险小、收获及时的全景式描述。

2007年，林毅夫教授应剑桥大学之邀赴伦敦做“马歇尔讲座”。1946~2007年，共有60位学者登上了“马歇尔讲座”的讲台，这其中的14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在当时，这个来自剑桥大学的邀请被视作林毅夫教授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再进一步的标志。与1994年相比，这场著名演讲举行的时候，中国已然成功越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正处在新一轮景气周期中。《中国的奇迹》一书中预言的“中国奇迹”并非虚妄，也成了对比研究“二战”后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路径的现实案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把全世界拖下了深水区，林毅夫教授来到风暴的中心——美国，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这个平台上，面对的是全世界1/6人口还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现实。林毅夫教授说：“走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我最大的感受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者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通过努力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好一些，下一代生活得比这一代更好一些。我的另一个感受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贡献所学，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自己的国家能够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尊敬。各国政府也都有共同的追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中国有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到现在为止，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还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前两波的理论不是建议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大产业，就是建议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可是发展中国家具备的客观条件完全不一样。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这就直接导致了‘二战’后至今70年间依理论制定政策的国家的失效——无论是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之路还是东欧国家的转型之路。”

发展的确是一件成功系数不高的事情。盘点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二战”后到现在，真正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发展路径的经济体只有两个——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第三个。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跨越的经济体则有13个，其中8个国家本身就与西欧接壤、和西欧发达工业经济体差距并不大，其余的5个则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之外的另外200多个经济体几乎都还处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中。林毅夫教授并不认为是这些国家没有进取的目标，更不是人民不努力，失败率如此之高的根本原因用中国一句古语来说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须知，发达国家的条件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一样，主流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不能简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药方。也正是在世界银行就职期间，林毅夫教授反复思考的是，学术界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反思。那么多遵从主流理论的国家在发展和转型的道路上都失败了，成功的却是结合现实、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的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又该做出怎样的调整？由此，有了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

35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丰沛的劳动力资源还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早在2010年，黄益平教授就明确提出“中国正在临近刘易斯拐点”，时至今日，中国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资本还是相对短缺的，但和过去相比，资本已经丰富多了，相对丰富的资本则推动中国的产业不断升级。

林毅夫教授说：“升级的过程伴随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失败了，创业者和投资人必须承担所有成本和后果；如果成功则要面对大量模仿跟风者汹涌而至的现象，垄断利润也不见得享受得到。首先，中国讲‘先驱和先烈’，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回报之间是非对称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采取一定措施鼓励创新创业的人，推动国家层面的产业升级。其次，先行企业的成功并非凭借个人的努力就能实现，企业家个人之力实现不了道路、电力、海关、金融、法律等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最后，企业的成功必须要由产业集群来降低交易成本，这就需要相当多的企业同时进入，单个企业家也没有能力决定其他人是不是愿意同时进入。有为政府的价值就在于此：补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承担风险所付出的成本，协调不同的企业或由政府本身来完善产业升级所必需的软硬基础设施。”

那么在比较优势从劳动力转变为资本的过程中，中国的产业升级又该如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