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批评与实践：基于西方文论本土化的一种考察

本书在“现代”与“反讽”两个关键词的观照下，既讨论中国禅宗思想，又讨论武侠文化，还兼及当下各种典型文学案例。目的在于，将某种文化内的最高精神产品，与普通的、世俗的精神产品进行并置解读，在公认悬殊极大的不同对象中寻找共性，探讨他们是如何又为何同样始于“现代化经验”，而终于向“反讽美学”开掘的。以此种种，本书期望通过观察文学与文化中相反相成的侧面，及其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伪”交错

白居易是一位自觉以特定的哲学思想对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进行定位的诗人，他是盛唐和中晚唐分界的标志性人物，也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化的代表诗人，其诗歌空间书写特征是这种标志性地位的重要表现。心灵安顿是白居易一生都在做的工夫，而其心灵安顿又以空间建构的形式来完成。在不同的际遇中，诗人将个人价值、个人心灵投射于不同的空间，通过空间建构与诗性书写，使空间成为安顿心灵的基底，其空间建构总是以心灵安顿为指归。本书

本书讨论了桑塔格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意识上、思想上的深度关联。桑塔格的作品可谓“文如其人”，富于变化，有时又自相矛盾；与之相类似的“既此亦彼”“亦黑亦白”的变易模式，也主导着中国古典文论的整体框架。本书以此为出发点考察桑塔格的整体创作及美学思想，可以看到，“变易中的不易”与“不易中的变易”，既纵贯其创作的始终，也横跨她创作的所有门类。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解读桑塔格，更有助于读者深度理解其创作理念和思想

《元白诗笺证稿》以元稹、白居易诗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元稹的《连昌宫词》和《艳诗及悼亡诗》，以及“元白诗”中篇幅最大的《新乐府》和《古题乐府》，共六章及附论五篇，达25万字。陈寅恪认为唐诗与作者的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有密切关系，而“元白诗”具有其他唐诗不具备的史料特点，这既与白居易与元稹所在的中唐时代有关，也与“元白诗”的内容和数量有关。作者以考据的形式对元稹、白居易

本书主要通过对翁方纲、姚鼐、邵晋涵、余集四家分纂官所撰分纂稿与《四库全书总目》进行比勘和分析，从学术史、思想史高度深入研讨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史学与学理因素，揭示和诠释《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思想及方法论的内涵和实质，认识和理解其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真正意义和价值。通过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演进历程、影响因素、学术思想、学术方法论、意义价值以及相关问题等进行归纳

本书以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从文体学视角出发研究屈原辞。作者先从文章体类角度将屈原辞分作诗体、赋体两类，每一类又依具体文本体征进行再分辨。再分辨时，根据先秦文体生成特点，着重从文体生成的文化依据、文本的艺术构思等视角立论，得出了一些新认识。

本书立足于“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尝试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归纳其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对一些重要问题和方法，加以专题研究，如：以一组发掘整理和应用现代文学史料的文章，指出现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及全集和选本编纂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鉴于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存在诸多史料错讹，以几部影响大、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又以近年出版的两部

本专著在学术界首次以童心崇拜为载体，管窥狄更斯14部完成了的长篇小说中的共同体想象。身处文明转型期的维多利亚人已走出滕尼斯式的亲缘共同体，被投入由工业化分工生发出的陌生人社会中，在形塑民族国家时，狄更斯通过对童心崇拜——早熟儿童和幼稚大人的年龄倒置、奇幻景观和扬善惩恶——的结构性重复，形塑了一个去阶级排他性的共同体叙事体系。情节剧美学对至善的追寻凸显了美德构建的社会信任之于经济生态的深远意义。

“梦记”即日记体梦境记录，具有鲜明的纪实特性，是中日两国古代梦文学共有的叙事形式。日本“梦记”记主常将梦作为出家或信仰转向的启示，判断是否成功受戒的标志，确认修行阶段或者判断修行是否成就的征兆。“梦记”成为其表达宗教信仰的重要场域，具备了“佛教求道录”的性质。中国“梦记”至宋代到达高峰期，涌现出德珍、张载、龙泉等记录“梦记”的人士和长期坚持记梦的苏轼。日本“梦记”高峰紧随中国之后、中日“梦记”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