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身体与自我

本书利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2008～2010年的数据，区分受雇就业与自营就业，重点考察农民工工作转换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同时考察不同的工作转换模式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最后从职业流动和人力资本回报角度来诠释工作转换无法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原因。研究发现，工作转换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作用非常有限，要真正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需要改变农民工就业环境，使农民工实现稳定就业、适度流动。

本书聚焦乡规民约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乡规民约一直是乡村秩序构建和维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现代乡规民约的生成过程具有乡村内生和行政嵌入的二元性，乡村治理的多元合作主体需要借助现代乡规民约来寻求乡村秩序构建过程中民间资源的支援和支撑。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的论点建立在大量田野调研的基础上，突破了单一学科的界限，从经济学、法学、法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多维度

晚明至清中期的三百年里，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思想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这一时期早期启蒙思想的萌芽，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关注女性问题的男性思想家。他们普遍地对女性的处境有一种同情与体谅，认可女性的价值与地位，对缠足、贞节观念、婚姻制度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本书通过对李贽、唐甄、袁枚、章学诚、汪中、李汝珍、俞正燮七位思想家女性观的研究，系统探讨了中国本土解放女性思想的发展过程。据此可知，女

面对不利的现实条件（客户相对分散且不确定在场）和快递公司正式制度的双重约束，快递员在日常收派快件的过程中，通过与各类客户发展熟人关系，适当软化了快递服务合同，这被称为服务合同约束软化。服务合同约束软化既能提高快件收派的时效性，又能化解客户投诉带来的快件收派风险，在信息不对称、成本—收益结构不稳定和多元化约束机制的条件下极易发生，是我们了解服务行业的重要分析视角。

本书聚焦表达权的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表达权“中心”以外的“边缘”。表达权的“中心”以“街角发言者”经典范式为代表。针对中心概念和元素，本书分别以“内与外”、“政与文”、“质与器”、“旧与新”和“本与变”为主题，考察公共对话外表达的逻辑和正当性基础、表达权的文化维度、媒介对表达权的影响、互联网等新技术对经典范式的挑战以及算法、人工智能对“言论”的突破和颠覆。通过研究“边缘”，本书希望探索表达权研究地

本书采纳了人本主义社会学最为常见的一种研究视角，也即将互联网时代短视频行业中决定视觉呈现结果的算法看作一种实践逻辑，将算法实践纳入到技术－组织－个人的研究框架下，强调算法实践的社会情境性和社会嵌入性，并重点关注渗透在其中的人类主观能动性，最终展示出各类社会行动者在与算法实践互动的过程中，如何持续地、动态地参与着算法实践之社会建构的一幅幅场景。本书将算法实践看作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一个不断被规制、驯

根据社会学的信任功能论，信任是现代组织工作环境复杂性的一种简化机制，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作为既对立又统一的两种媒介力量，因其给予了行动者积极而确定的行动预期从而能够增加人们参与合作的可能性。本书梳理了信任概念的基本脉络，设计了组织垂直信任、水平信任和制度信任三个基本概念的量表，采用2007年和2017年中国城镇职工样本的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技术探讨了社会转型期中国组织信任的结构与过程，对组织信任的

性别平等是平等理想的重要维度，在人类迈向平等社会的过程中，女性意识逐步觉醒。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对性别平等的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索，也有许多女性为争取平等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本书回顾了西方思想史上的性别观念，聚焦启蒙以来的性别平等理论以及世界各国的女性运动，讨论社会契约与女性困境、社会主义与女性解放、家庭正义的可能性、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身份政治与女性认同、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权利、

本书基于历史资料、地方档案、民间文献、口述历史记忆，对贵州东南部都柳江流域九个侗族村寨构成的传统社会组织自清代中期以来的变迁做了细致而微的考察，并探讨了侗人以关系界定历史的历史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观察并理解这一区域性社会组织内部群体结合的结构性范畴、礼俗规范、人群关系和日常实践，以呈现侗人集体生活的结构化过程。最后，以该地方人群进入现代性情境中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