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文学

戏剧在外国文学中，特别在西方文学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虽然到了二十世纪，戏剧已经有走下坡路的趋势，但总体来说，戏剧在西方史上属于文学的精华，艺术的桂冠。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外国戏剧的翻译、演出和研究都非常重视。

清代诗社研究是清诗研究的重要分支，由此可观照清诗发展演变的总体脉络，也可探寻相关诗人群体、地方文学的状貌。本书以社诗总集为线索和文本依据，考察其规模、形态与体例，以展示清代诗人结社方式的多样性。透过结社主体、地域分布、诗歌创作等不同视角，本书试图还原清代诗学观念及审美的建构过程，分析群体性趋同化创作在清人实现社交需求和情感互动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并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呈现清代诗人群体的艺术修养和

“中华文学史料”对中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为促进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与地域文学文献的研究，增进会员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友谊，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分会2017年年会暨中原文学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0月6日至8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会议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史料研究分会主办，由郑州大学文学院承办。会议主要议题有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学科理论与方法，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著史料研究，大数据时

本书重在阐述文学理论的实践特质问题，并进一步从实践角度探讨文学理论的功能、价值以及理论机制问题，在实践走向、范畴开掘、原理反思、理论演进等方面对文学理论实践视域的展开提出重要设想，并立足学科体系、教学状态、文学现实和地方本土文学文化资源，对文学理论解决实践问题可能出现的偏差进行具体分析，探讨打开封闭的文学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推进文学理论建设的可能性。

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庶族地主阶层的兴起，百姓的地位悄然改变，进入“平民发展”的时代。普通百姓的民俗生活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民俗诗歌兴盛于宋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民俗的交叉则是一个具有诱人发展空间的研究视角。民俗学研究者往往用民俗学的眼光去观照诗歌中呈现出的民俗事象、民俗观念等。本书不同于这类研究方式，而是以文学为本位，研究宋代民俗诗歌自身的特点以及宋代诗人自己如何以所

本书在明治时期汉学发展变化考察的基础上，对明治诗话与汉诗中的“中国韵味”和“日本特色”进行整体观照，挖掘明治汉诗文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结合明治时期的时代风潮，剖析日本文人汉诗文创作时的文化心态和创作风格。主要内容包括明治汉诗文坛的发展阶段，中日文人之间的汉诗文交流，明治诗话的内容、特征与成因，以及明治时期不同阶段汉诗文的不同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而揭示明治诗话和汉诗文在明治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本书重点运用以苏珊·S.兰瑟为代表的叙述声音理论，结合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读者反应批评等方法，从理论上厘清了叙述声音及其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叙事形式和意识形态，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小说作品中的叙述声音进行了综合分析。

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长安和洛阳在唐代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作为唐代文人最集中的活动场域，兼具地域、城市及帝都多重文化的特殊属性，两京对唐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因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在唐代政治地位的差异，长安和洛阳相应生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京城文化，唐代诗歌对其亦有

朱鹤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学者，有六部著作为《四库全书》著录。《杜诗辑注》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包含遗民底蕴而又极富学术价值的杜诗注本，与《钱注杜诗》被尊称为“朱注”“钱笺”，是清代杜诗学的奠基作之一，但长期以来人们难睹全貌。其主要优点在于正本清源又广博谨严的考证，故取精用弘，成就斐然，多为仇兆鳌《杜诗详注》采录，古人称其集大成，洵非过誉。